谈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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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朱柳二先生那夜谈劳伦斯以后,数日不曾会面。这夜,朱先生饭后无事,踏月向沧浪亭走来,有意无意的走到柳先生家门,顺便进去,也不管柳先生正在吃饭,一直走到上房。柳夫人与柳先生正在月下对饮,自然也不回避。朱先生自己拿条板凳凑上,一屁股坐下。不一会儿撤席,老王排上水果,大家且嚼且谈,甚是自在。起初大家乱扯乱谈,后来谈到英国新出一部轰动欧洲的讲中国文化之书。

柳:文化这个东西,谈何容易。东西文化之不同,其实都是基于生理上的。你想日耳曼族信奉耶教一千余年,这耶教是由小亚细亚传过去的,所以也有和平、谦虚、恶魔、罪孽等观念,日耳曼族名为信奉,骨子里何曾变了丝毫,还是进取冒险,探北极,制大炮,互相火并,就是因为西人身体气质不同。你看他们鼻子那末高,眼孔那末深,下巴那末挺,就晓得了。十年前也有西欧和尚来到中国,佛号叫做“照空”,我也跟他谈过话,那里有一点出家人相貌,谈起话来,就像一颗炸弹,时有爆发之势,恨不得欧人天诛地灭,当时我称他为火药菩萨。老实说,清净无为还是我们东方的玩意儿。你想一个天天探北极、赛摩托车、打破飞机纪录的民族还能做真正佛门弟子吗?西洋人要扮出清净无为的相貌,只觉得滑稽好笑罢了。

朱:想起来也好笑。西洋人到我们中国来传教,叫我们和平、忍耐、谦虚、无抵抗,这真太岂有此理了。难道世上还有比我们中国更和平忍耐的老百姓吗?

柳:我就是这么说。中国文化就是有什么好处,西洋人也是学不来的。西洋的个人主义,不在于他们的书上,而在于他们的骨子里头。你看看西洋女子之刚强独立,跟中国女子之小鸟依人一比就明白了。你再看中装与西装之别:舒服温暖,西装不如我;而间架整齐,中装不如西装。其实西方也何尝无舒服温暖的衣服,你看他们在家穿的dressing gown及slippers(便服软鞋)何尝不跟中装一样,只是我们中国同胞经过几千年的叩头请安,骨子都软了,所以在家在外都穿他们的“便服”及“拖鞋”罢了。他们祖宗在我们明代还在出入绿林,骑马试剑,到现在胸部臂上还有茸茸的红毛,让他们再文明了二千年,你且看看他们要不要在家在外都穿起长袍软鞋。西妇嘴上常有一撮胡须,中国女子就少有。中国女子有“白板”,西洋就没见过这名词。中国女子皮肤比西洋女子嫩,就是因为二千年的深守闺中,难得出汗,所以毛孔也细起来了。凡此种种都足见中西体格气质上之不同。再加上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容人多管闲事,中国社会制度,不容人太出风头,即使生下来有一点英灵之气,都被这种社会压完了,大家俯就常局,八面玲珑,混过一生,了此公案,怎么不叫聪明的人都明哲保身,假装糊涂呢?如果有什么真正英雄豪杰,必不容于家庭,不容于社会,一驱之于市井,再驱之干绿林,剩下一些孝子顺民大家争看武侠小说过瘾罢了。再加上家庭制度把你的个性先消灭,而美其名曰“百忍”,于是子忍其父,媳忍其姑,姊忍其弟,弟忍其兄,妯娌忍其妯娌,成一个五代同堂的团圆局面,你说怎么不叫中国人的脸庞也都圆了起来?你想社会制度如此不同,他们来讲我们的文化有什么用处?

朱:吾兄所言诚是。我想处世哲学社会制度终归东西不同。但是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主取,东方主守;西方主格物致知之理,东方主安心立身之道;互相调和,未尝无用。世事如此纠纷,西人一天打、打、打。照道理,学所以为人,并非人所以为学,以人为一切学问的中心,这是中国文明之特征,人生在世不满百,到头来盘算一下,真正叫我们受用的,还不是饮食男女,家庭之乐,朋友之快,心地清净,不欠债,及冬天早晨得一碗热粥、一碟萝卜干求一温饱吗?常人谈文化总是贪高骛远,搬弄名词、空空洞洞、不着边际,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这样一来就有点像盲人骑瞎马了。我最佩服一句孔夫子的话,叫做“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是真正东方思想的本色。这样一讲,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秤上一称,才稍有凭准。

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半谈东西文化的人,都不得要领,打不出这个圈套。其实这也不限于做文章的人。处在今日世界,无论男女老幼贤不肖,那一个不在天天作中西文物的比较。比方你穿的是卫生衣,还是中国短衫,造的是洋楼,还是中国园宅,此中已含有中西文物的比较了。文化范围太大,此刻也不讲中外处世哲学、文学、美术之不同,只讲常人对此种问题的态度。常人是不肯看到底的,不肯渗透道理的,总是趋新骛奇,赶时行、赶热闹。讲到我国的文物,不外“虚张声势”与“舍己耘人”两路,这两条路正是外强中干的正反两面。忽然耻中衣,耻中食,说必洋话,住必洋楼,穿必洋服,行必洋路,过一会儿又是什么孔孟尧舜、仁义礼智,连不知有无之大禹也要搬出来崇奉。这是近来国弱,国人神经失了常态,故郁成这“忧郁狂”及“夸大狂”出来。你想单讲礼貌一端,还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中国社会是世界最无礼的社会。你只消一坐电车,一买戏票,一走弄堂,便心下明白,在中国人之心理中,路人皆仇敌,还配跟人家比什么礼貌吗?要复什么礼?你坐电车,看是洋人司车有礼,还是中国司车有礼?你到公司买物,看是外国伙计有礼,还是中国伙计有礼?然而大家都在糊涂复古。不具批评眼光,所以吹也是乱吹,骂也是乱骂。

柳夫人:可不是吗?中国人口里尽管复古,心里头恨不得制一条陀罗尼经被,把中国这个古棺一齐掩盖起来,别让洋人看见我们的老百姓,只剩下几个留学生带狗领、说洋话、同外人拉手,才叫做爱国呢!

朱:你也未免忒刻薄了。不过事实确是如此。十几年前,为丹麦皇太子要来游京,因为中山路两旁有穷人茅屋,还发生星夜拆民房的事昵!

柳夫人:这种事情还多着。那时代的人也太笑话了。记得有一要人也曾提议,以京沪一带为洋人常游之地,应将沪宁铁路两旁的茅屋用篱笆遮围起来,才不碍观瞻。他们总是怕中国老百姓替他们出丑,必要叫穷民人人拿一条白手绢,穿皮靴,像他们同洋人跳舞,才叫做替中国争脸。其实他们一辈人也不曾替中国争到什么脸,我们老百姓也不曾给中国出过什么丑。

柳:这就是我刚才所说,东西文化之批评不限于文章而见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这班带狗领的外交跳舞家心目中也自有其所谓“文明”,此“文明”二字含义实与“抽水马桶”相近,甚至无别,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他们的抽水马桶,所以中国老百姓是“野蛮”。至于老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披星戴月、晨露沾衣的种田,不能叫做“文明”。我刚才讲中国人不是中了“忧郁狂”,便是犯“夸大狂”,这都是因为国弱,失了自信心所致。这种专学洋人皮毛的态度,那里配讲中西文化?说也好笑,中国腐儒的古玩,常被此辈人抬出来当宝贝,而中国文化足与西洋媲美的文物,如书画、建筑、诗文等,反自暴自弃。他们开口尧舜,闭口孔孟,不必说孔子为何如人,彼辈且不认识,就说认识,也何足代表中国文物之精华。你想想,假如中国文明也如希腊文化一般的昙花一现到周末灭亡,除了几本处世格言及几首国风民歌以外,有什么可以贡献于世界?孔孟时人大半还是土房、土屋,席地而坐,中国如果到周末灭亡,那里有魏晋的书法、唐人之诗、宋人之词、元人之曲、明清之小说?那里有羲之之帖、李杜之诗、易安之词、东坡之文、襄阳之画?那里有《拜月亭》《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红楼梦》?又那里有云冈石刻、活字版、磁器、漆器、宫殿园林?现代中国人尊其所不当尊,弃其所不当弃,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不教中国画,建筑工程师不会造中国宅,文人把李白、杜甫看得不值半文钱,难道这还算中西文化的批评吗?其实国人心理都已变成狂态。先自心里不快,眼见社会政治不如人,生了inferiority complex,真正迂腐之处,无勇气改革,文化为何物,又不知所谓,于是一面虚张声势,自号精神文明,一面称颂西方物质文明。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这且不去管他,我告诉你个笑话:民国二十二年有法国作家,记不清什么名字,游历来华,偶然称颂东方女子身材之袅娜,态度之安详,说是在西方女子之上。这话是诚意的,我也不知听过外人说多少次,殊不知中国女子那敢自信,自然把那位法国作家的话当做讽刺,大兴问罪之师,还闹得不亦乐乎。

柳夫人:他们正在恨不能投胎白种父母,生来红毛碧眼,一对大奶头、大屁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哭笑起来,胸部起伏膨胀,像Mae West一样呢。总而言之,今日中国碰着倒霉时候,说来说去是海军的不是。什么时候中国造得几座无畏舰,去轰击伦敦、大阪,中国女子也就美起来,中国点心也就好吃了。

柳:我所要指明的就是这一点。世上道理原来差不多,只怕常人不肯看到底,看到底处,中外都是一样的。中外女装都是打扮给男人看的,等于雄鸡、雄孔雀的羽毛是打扮给母鸡、母孔雀看的。这样一来,不又是天地生育的一桩寻常道理,那里有什么高下?西洋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中国夫妇吵架,西洋夫妇也吵架,中国女人好谈闲话,西洋女人也一样好说闲话,中国女人管饭菜,西洋女人也把烹饪术叫做the way to reach a man's heart。你常看电影就明白了。烹饪如此,诗文也何尝不如此?记得民国二十四年,中国戏剧、诗文在外国大出风头。梅兰芳受聘游俄演艺,刘海粟在欧洲开现代中国艺展,熊式一把《红鬃烈马》译成英文,在伦敦演了三个多月,博得一般人士之称赏。在上海又有德人以德文唱演《牡丹亭》,白克夫人又把《水浒传》译成英文,牛津某批评家竟称施耐庵与荷马同一流品。德人也译《金瓶梅》,称为杰作。我读了英人《红鬃烈马》的序文,说他读到“赏雪”(enjoy the snow)二字就恍惚着了迷,说雪可以赏,又可开宴来赏,这真是中国人的特色了。然而中国人却莫名其妙。若说是假捧场的,那末戏一演三个多月,又非作假得来,若说是真的,到底中国戏、中国画好在那里,又说不出,总觉得杯弓蛇影,稀奇古怪,狐疑起来。

柳夫人:你也别多怪,现代左派青年是不看《西厢记》《牡丹亭》的,你怪他作甚?至于杜甫、李白,他们真看不在眼内。他们只认为宣传是文学,文学是宣传,顶好是专做白话长短句,里头多来喊几声“高尔基万岁”才叫做好诗呢!

柳:据我看来,还是书没有读通所致。西洋文学固然也有胜过中文之处,但是西洋文学一读死了,中国文学也就懵懂起来。他们读过几本西洋戏剧,便斤斤以为西洋戏剧就是天经地义,凡与不同者,都不能算为戏剧。譬如讲戏剧结构之谨严,剧情之紧凑,自然《牡丹亭》不及《少奶奶的扇子》,或《傀儡家庭》。但是必执此以例彼,便是执一不通。《牡丹亭》本来不是一夜演完的。西洋戏剧以剧情转折及会话为主,中国戏剧以诗及音乐为主,中国戏剧只可说是opera(歌剧),不是drama,以戏剧论歌剧自然牛头不对马嘴。你看中国人演剧常演几出,就跟西洋音乐会唱operatic selections相同。戏剧多少是感人理智的,歌剧却是以声色乐舞合奏动人官感的。如把这一层看清,也就不至于徒自菲薄。要在中国发展新文学新戏剧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旧体裁也得认清才行。又如小说,那里有什么一定标准,凡是人物描写得生动,故事讲得好听,便是好小说。我曾听中国思想大家说《红楼梦》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真不服,恐怕还是这一派食洋不化,执一拘泥的见解吧。其实我们读西洋文学,喘着气赶学他们的皮毛,西洋人却没有这样拘泥执一,时时发展,无论传记、长短篇小说,都是这样变动,试验。因这一点自由批评的精神,所以他们看得出中国诗文的好处,而我们反自己看不见,弃如敝屣了。

柳夫人:你发了这一套牢骚,喉咙怕干了吧?

柳夫人立起,倒一碗茶给柳先生喝。又要倒一碗给朱先生,却见朱先生已经鼾鼾入梦了。他们举头一看,明月刚又步出云头。柳夫人轻轻的拿一条洋毡把朱先生露在椅上的脚腿盖上。

(《人间世》第26期,193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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