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