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多个公社划为1281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亿斤（1957年为116亿斤，1958年为108亿斤，），钢25万吨（比1959年增长40％），铁45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万吨（相当于1959年产量的3.4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7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月底统计为18000人，7月底发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数787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人。”
1959年8月19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1200人左右，6月份增加到3000
人，7月份增加到5000人。从3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16208人，死亡532人。
7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15000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7667人，楚雄上升到3073人。大姚县弥兴公社7月1日到25日就死亡313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57000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7月17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年以来公余粮从40多万斤增加到87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报告说，从2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180多个点进治疗。到8月，全县还有病人13165人，8月就死亡1358人，平均每天30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1960年统计，1959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3两以下的61个队、8127人；3－4两的有343个队、50092人；5－6两的有357个队、40890人。平均口粮4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5％，6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2.3两，今年5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9个人，才按5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500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6月5日，砚山全县16万亩稻田只栽了6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员，1959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个小队，23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