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这个会议上讲话说：“1.3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590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620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540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29.5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2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如果按全国平均29.5斤，再压3斤也对，再压4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个月算，就可以节约15.6亿斤粮食。”
表13-2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斤）1960年11月4日
28.4550.97
定量水平定量初期压缩前压缩后平均定量水平25.34特重体力劳动51.1841.52重体力劳动41.09轻体力劳动32.0633.41职工及脑力劳动者28.88大、中学生32.0033.36一般居民25.8028.87儿童13.20
39.0031.4029.9631.1425.78
14.40
14.19
26.8347.79
27.5231.66
39.10
其它31.66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1963年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还是很低，详见表13-3。表13-31963年8月份40个城市居民口粮定量（市斤）
平均定量水平26.55大、中学生31.83特重体力劳动50.4610岁以上26.52重体力劳动39.98轻体力劳动32.47职工及脑力劳动者29.03资料来源：同表13-2。
6－10岁22.593－6岁16.09
3岁以下8.91
在今天看来，30斤左右的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2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热量来源。表13-2中的数据是粮食部公布的，实际上，各地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地减少了粮食定量。例如鞍山钢铁公司轻体力劳动的定量只有27．5斤。
在定量中供应的相当一部分是红薯。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它地方搭配红薯比例更大一些。进入大饥荒时期以后，红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矿企业由于粮食很紧张，工人闹粮事件时有出现。1960年五六月份以来，辽宁省的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辽宁省委工业部10月24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反映：“闹粮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用这一办法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401厂原有85%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9000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闹粮，到底怎么闹，闹到什么程度，报告没有提及。但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信息：闹粮是靠政治压力平息的。把闹粮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归结为“五类分子的造谣生事，大辩论，说闹粮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在这样政治高压下，谁敢再闹？工人闹来闹去，不仅粮食没有增加，反而定量减少了，看你还闹不闹！12月30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锦州的经验很好，可以在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也可推行。请各组同志讨论一下。”
401厂的闹粮问题是怎样解决的?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长周扬说：“一方面对广大职工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对少数闹得特别厉害的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辩论，逮捕了三个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强了食堂工作，解决了贪污、浪费和用粮无计划等问题。”看来，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慑力量。毛泽东于1961年1月10日，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广，但要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
在鞍山钢铁公司，由于社会上的“闹粮风”对职工家属影响很大。据分析，在闹粮中，能够顶得住的约占职工家属的25%－30%；在闹粮中表现动摇、情绪不正常的占职工家属的60%－65%；在闹粮中闹得最凶的占10%左右。闹得凶的家属故意刁难职工，回家只叫喝稀粥，骂他们是“熊包”，甚至不给饭吃。挑唆鼓励职工到工厂去闹粮。有的说，“共产党好，肚子吃不饱”，“人民公社好，把人饿跑了”，“生产大跃进，啥也没有了”，“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此，鞍山市在职工当中开展了“以粮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发动出身贫苦的“忆苦思甜”：“看看旧社会穷人的下场。在旧社会哪个穷人一个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时找一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为辩论对象。如第二炼钢厂铸锭车间工人祝守义的老婆何秀英，伪满时期是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在闹粮中她编了一首打油诗：“二十七斤半，饿得冒虚汗，上楼腿打颤，有钱也完蛋”。铸工车间就组织全体家属对她“辩论”，她不得不认错。这种辩论会实际上是批判会，斗争会。
由于营养不足，城镇居民浮肿问题也相当严重。城市的幼儿也严重的营养不良。1962年6月，成都市在机关、厂矿、街道的9个托儿所所中检查了572个幼儿，缺乏营养的占18.8%，患佝偻病的占5%。重庆比成都更为严重，托儿所的患病率达9.4%，街道幼儿园的幼儿发病率达40%，有的已双目失明，死亡率也高。
城市里饿死的人很少，但由于营养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一些该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用《中国人口》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几年间，京津沪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总共不到9万人，而少出生人口总共为28.57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