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在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饥饿程度不同。饥饿最严重的是在街道工厂工作普通市民、
政治上受到打击又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在校大学生的状况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
大中学生的生活城镇里的中学生也吃不饱。1959年到1960年，我最后一年的中学生活是在饥饿中渡过的。当时正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学生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劳动：到农村割麦，到工地挑沙，到码头挑煤。兴修水利、开荒种粮，中学生也是廉价劳动力。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是31斤，但副食供应很差，肚子里没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热量入不敷出，整天饥肠辘辘。食堂用瓦罐蒸饭，一个人一个瓦罐，4两米蒸出来的饭几口就吃完了。学校用槐树花等代食品混在米里一起蒸。老师的定量比学生低几斤，他们饿得更厉害。我记得一位姓叶的历史老师，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在学校的菜园里拔了一棵菜，恰好被姓胡的一位同学碰见了。叶老师扑通一下跪在胡同学面前磕头如捣蒜，求胡同学不要告诉别人。结果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叶老师受了处分。大饥荒时期的清华大学，条件比中学好一些。每月定量31斤左右。女同学比男同学低一些。每人每月发一个硬纸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90个小格（大月则是93个小格），每顿饭一个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顿饭，划一小格，多吃是不行的。卖饭处专有一个人“划卡”。尽管定量有31斤，但由于副食品少，每到第四节课，肚子里就咕咕作响。我班一个同学，平时表现很好，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有一次吃饭时，划卡的同学还没划卡，他拿了一个窝窝头就离开了。不一会儿，划卡同学赶上来查看他的饭卡，果然没有划。这事闹到系里，让团支部开会批评，还撤销了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八十年代，他担任一家大公司的领导。我们老同学去看他，他请我们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饭桌上盘子摞盘子，怎么吃也吃不完。我们都理解这丰盛背后表达的含义，但谁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在粮食定量以外还供应半斤糕点，凭“糕点票”供应。这半斤糕点的美味，至今还给我留下深深的回忆。
由于营养不良，一些同学患上了“甲肝”病，个别也有浮肿的。1960年，清华大学有一个代号为488的科研项目（为保密起见，当时清华的科研项目都有代号），实际是培植小球藻。当时说小球藻营养价值如何如何高，我们期待着这种营养品以补营养不足。有一天，系里通知今天午饭里有小球藻，但要对外国留学生保密。我们心里暗暗高兴，吃饭时才发现，只是窝窝头里有一点点绿色，吃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老师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要低一些，饥饿比我们严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北院平房教室（这片教室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数学辅导课，上课的是一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师。在课间休息时，他到北院的小河边拔了一把野菜放在讲坛的抽屉里，我们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说：“这可以做馅饼。”
清华大学是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这里供应情况应当是较好的。高级干家庭的生活
韦君宜是一位著名作家，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她的丈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结合的家庭。韦君宜用作家的文笔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新华社高级记者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1961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经历了饥饿的折磨。崔济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感情的细腻笔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1961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
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有记号的菜团子。
核武器研究人员的生活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试验的张开善写道：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
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
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