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股救命的潜流
与李井泉所倡导的提高公有化程度、坚持办食堂相反，在四川省的基层，有着另一股潜流，这就是分田到户、增加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正是这股潜流，对减少人口死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却受到残酷打压。
1959年8月4日，省委检查团泸州分团叙永检查组安法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们发现，在天堂公社部分生产小队推行了红苕“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支持这种办法的人说，它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减少了干部调工的麻烦，劳动力强的户非常赞成。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集体生产调不动工，食堂无法恢复，劳动力弱的户吃亏。8月31日，李井泉对报告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材料，印发到会干部阅，供讨论反右倾参考。并发各县委参考。”1959年9月1日，省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又送上一个长达万言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泸州专区的右倾作法：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五月上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之后，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公共食堂问题，方针是解散。会后，各县布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说口粮、烧柴困难，说公共食堂浪费粮食，是“贪污盗窃的漏洞”，说“公共食堂虽然有优越性，我们现在优越不起”等。为了解散食堂，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层层布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准备，七天散完”。在这“一风吹”的布置下，很多县的大部分解散了．．．．．．5月22日，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第一书记限期恢复。并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
关于自留地问题。隆昌县等地方1月和5月两次划地给农民。出现了以下问题：占耕地面积多了，超过了高级社时自留地的水平；社员对自种地的经营管理越来越积极，对集体生产关心少了；影响了食堂巩固；影响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
关于猪的喂养形式。5月上旬地委在布置解散食堂、下放猪只给生产队的同时，又布置将一部分公有公喂猪退还社员私人，可以公有私喂，也可以私有私喂。
这个报告最后说：以上这些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主张单干，反对集体，夸大口粮困难，反对公共食堂，要求猪只退给个人，领导上一方面感到这是一股邪气，也曾给以批驳，另一方面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作了让步。有的负责干部向下级干部宣传所谓“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把集体生产和个体生产相提并论（原来邓小平的“猫论”源自他的家乡四川）。
9月2日，李井泉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看来泸州专区在公共食堂、自留地、猪分散喂养、几个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全专区性的，是从上而下的，是有不约而同的共同主张的，是直到现在还未基本纠正的，是很值得开展讨论，并且要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纠正过来。
泸州专区的不少领导干部丢了官，一批人受到批判。在两个月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副书记陈怀堂，在全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并没有止住这股潜流，它在农村还在悄悄地发展，还在悄悄地为饥饿的农民缓解困难。四川省委每年都要发出“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但包产到户还是没有纠正。
两年以后，1961年9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组上报的《关于江北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错误后的情况报告》中说，江北县接到省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以后，于7月下旬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派出干部下去进行纠正，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纠正包产到户右倾错误是不彻底的。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社员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尤其严重的是，从8月底以来，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思潮又在全县范围内抬头，较7月之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右倾倒退活动。突出的表现是：包产到户的面积不断扩大；一部分大队把大春粮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业组或院坝为单位进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户和社员占用集体耕地种植秋菜的现象相当普遍；部分大队将小麦种子全部分到了户；扩大了自留地。报告说，“在群众中，主张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兴隆区10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一个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这个报告说，右倾倒退错误已经是一股顽强的势力，稍不注意，就会旧病复发。因此，“有必要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纠正包产到户右倾倒退错误的群众运动”。
1961年9月25日，李井泉对上述报告作了很长的批示，同意报告的建议：在农村搞一
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制止住这股救命的潜流。一年以后，又是这个江北县，“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普遍而严重，在全区591个生习队中，去年红苕几乎全部包产到户，今年小春约占60％”。这里不仅大搞包产到户，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干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细；搞集体生产人多心不齐，活路质量不好，进度不快。2，包产到户，谁劳动好，产量就高，谁就能多吃粮，谁懒谁挨饿，这才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3，包产到户后，粮食损失是自己的，看得严，不会出小偷；集体的粮食损失了没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产到户用不着干部派工，不要熬夜评工记分，更不会因评工记分而吵架。5，集体生产小队干部两头受气，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社员骂娘；包产到户以后省心多了。6，搞集体生产没饭吃，一搞包产到户粮食就多起来了，就不会饿死人。“黄鳝没手没脚都会弄吃的，人还搞不到吃的？”“你把田荒起来不让我们搞单干，怎不饿死人？”其它地的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1961年8月，屏山县清流公社五一大队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农户，这个县所属的地区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地委领导人牟海秀说：“第一次摸只有百分之几，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几，现在摸的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产队，估计还不一定摸清”。
为了纠正包产到户，四川省委搞了一个“三包一奖”，想用此取代包产到户。所谓“三包一奖”就是“包产量，包工分，包投资，包奖励”，生产的粮食多，记工分就多，农民不能支配粮食。这实际是一种记工分的改进办法。包产的指标很高，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取代不了包产到户，还没有全面推行就流产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个年代，对包产到户来说，是没有“春风”的，但还是顽强地在地下生存着，发展着。这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细胞，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基础，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显然，这股潜流的顽强生存是以不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为代价的。在一次又一次“反右倾倒退”的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无法统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