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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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

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

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说,山东饿死了300万

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

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第八章齐鲁之难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