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
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月21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22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6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月23日，他从钜野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
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
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斤、800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