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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戎狄交侵
诸夏彼此相爱相杀的同时，还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其他族群的威胁。犬戎灭亡了宗周之后，显然并没有就此停下攻击的脚步。何况，当时纵横诸夏之间的，绝非只有犬戎而已。
《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来自南方和北方的异族，势力交织在一起。中原诸夏的命运虽未断绝，却也已经宛如丝线。这是对春秋初年形势的一个总结。
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就是诸夏在天下的正中，东边的民族叫夷，西边的叫戎，南边的叫蛮，北边的叫狄。这个说法显然并不太准确，较古的书上对非华夏的族群的称呼并不固定。鲁国算是仅次于齐的东方国家了，《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写起，翻到第二年，就赫然可见“公及戎盟于唐”。
早期文献呈现出一种更为混乱的局面。史籍中的“戎”，显然是一系列而非一个族群：犬戎，山戎，北戎，陆浑戎，扬拒、泉皋、伊雒之戎，骊戎，大戎，小戎……说法层出不穷，他们的活动空间遍及整个北方。“狄”的构成稍微简单一些，但单是举其大者，也有白狄、赤狄、长狄之分。
现在我们很难判定，哪些情况下诸夏用同一个名词指称不同的族群，又或者因为时间、地点不同，给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名字。并且，这些名字很可能都是诸夏出于厌憎、鄙视情绪而起的，这些族群怎样称呼自己，今天更加难以知悉。下面我仍称他们为戎狄，这是别无他法。戎狄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所以不可能留下用自己观点叙述的历史。今天我们只能看到诸夏充满偏见的记录，而诸夏没有关注的，则好像从未存在过。
诸夏显然没有多少闲心留意戎狄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了解一些也不觉得有写下来的必要。今天我们只是大致知道，他们日常大约披散着头发，不同于华夏的结发；穿衣服则是左衽，不同于华夏的右衽。衽，本义衣襟。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形成一个类似字母“ｙ”的形状，称右衽，是华夏族礼服的标准穿法；反之则为左衽，被视为夷狄的风俗。
我猜想，其实他们穿衣服也未必真就这么刻意和华夏相反，不过比较随意率性，左掩右或是右掩左，怎么方便怎么来，不像华夏的贵族那么讲究，非认准一个方向不可。戎狄常常在战场上令诸夏陷入窘境，诸夏自然最关心的是他们的战法。这方面的记录就比较多，但年深日久，却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开头便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然后他简要介绍了古籍中关于戎狄的各种记录，显然，他把戎狄当作了匈奴的祖先。既然是匈奴的祖先，那自然就是马背上的民族，戎狄的军队也就应该是来如天坠去若电逝的骑兵。
《左传》的各种记录，则可以导出第二种说法，最典型的是下面这个例子：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隐公九年》）
“自后过前曰轶”，侵轶，也就是从背后发起攻击。郑国与北戎的一次战争之前，郑庄公表达了这样的担忧：“用我们的战车对抗北戎的徒兵，恐怕他们从后面包抄我们。”
这里说得很明确，戎狄的军队是徒兵，也就是步兵。同时这话也指出了车战的局限性：战车虽然冲击力强大，但不利于山地作战，一旦发动冲击更难掉头。如果敌方步兵不愿意正面对决，而采用更灵活的攻击方式，局势可能会非常不利。
第三种说法则是现代学者整理金文材料后得出。比如多友鼎铭文中提到，周人在对猃狁的一次战争中缴获了一百一十七辆战车（“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这是一个高得惊人的数字，照此说猃狁也就是犬戎的作战方式和周人并无二致，也是车战。多友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腹内壁铸铭文二十二行，二百七十九字，记载了西周历王时期，多友指挥的一次反击猃狁侵犯的战争。有人推测多友就是郑庄公的祖父郑桓公姬友。
那么，戎狄的军队主力，到底是骑兵、步兵，还是车兵呢？司马迁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但现在看来，他正确的可能性很小。第一，戎狄生活的地方也许偏北一点，但显然并不存在一个草原大漠上的北方老家，总体而言，他们和华夏族错居，共享中原，这就是所谓“华夷杂处”。也就是说，他们拥有的马匹数量，大概很难比诸夏多很多。
第二，诸夏与戎狄的血缘关系可能并不遥远。周人曾经有一段“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的历史，灭商前后，还曾经使用过“西土之人”这样一个把自己和戎狄都包含在内的概念。实际上就连这个说法都可能是美化过的，也许周人本来就是戎狄的一部分，只是发达之后变了脸，不再承认穷亲戚而已。
史籍当中，提到有的戎姓姬，也就是和天子同姓；有的戎姓姜，姜姓之族一直是周人最重要的姻亲和盟友；有的戎姓子，也就是与商王室同姓；还有的戎姓妫，这又是传说中古代圣王大舜的姓氏。这大概都可表明，戎狄和诸夏有着共同的源头，而匈奴却未必如此。
第三，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认为，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先有游牧的生活方式，后来才有农耕”是一个错误的假设。简单而有力的证明是：要过游牧生活，必须先有驯化的牲畜，而要想驯化野生动物，只有在定居条件下才有可能。
戎狄固然从事畜牧业，但采取一种农耕和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所以，除了司马迁在《匈奴列传》开头的这段追溯，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戎狄的生活方式和匈奴有相似之处，他们当然更不可能是骑兵。事实上，正如古代学者早已指出的，“六经无骑字”8，早期文献当中，根本就没有骑马作战这个概念。
金文记录是所谓“第一手材料”，这在现代学术体系里自然极受重视，但说猃狁大量使用战车作战，却有很大的问题。第一，战车是极为复杂的工艺品，必须由一批专业工匠在特定的工作场所中彼此协作，才能制作出来。这背后又需要复杂分工的社会结构做支撑，戎狄的社会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
第二，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金文，入侵者的作战方式都以灵活机动而引人瞩目，这也是他们战胜周人的法宝之一。如果他们也大量使用战车，尤其是洛水河谷、晋南山地等地，这样的灵活机动是无法想象的。相反，如果他们确实像《左传》描写的那样以徒兵为主，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也许合理的解释是，金文材料大抵都是夸耀战果的文字，而一个腐朽没落的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你很难指望它会诚实。它记录战果时几倍几十倍地夸大，甚至讳败为胜，都是毫不意外的事情。捏造一些并不存在的战利品，当然也就不足为奇，而《左传》尽管是后世的追溯性记录，依据的却是几百年来的实战经验。戎狄以步兵为主，确实是最可能接近真相的说法。
楚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它早期的历史大半还在迷雾之中，我们只知道和众多农业、军事均不发达的民族一样，他们不得不不断迁徙，所谓“隼路蓝缕，以启山林”。据说，漫长的漂泊生活之后，他们最终迁到了丹阳，即今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处。这里崇山峻岭，荆棘丛生，他们正是因此被称为楚人或者荆人。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楚”字，都是人步行于丛生的林木间的景象。
和戎狄到战国时代就逐渐销声匿迹不同，楚人在后世远为成功。楚国不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南方大国，后来推翻秦王朝的三个关键人物——带头造反的陈胜，消灭秦军主力的项羽，第一个打进咸阳的刘邦，也都成长于楚文化氛围。再往后，汉朝的皇帝与大臣往往是楚辞爱好者。所以，楚人能够保留一些按照自身史观写就的历史。自然，这就导致史籍中有更多的罗生门。比如，楚国国君的姓是芈，而因为一位叫鬻熊的先祖，他们以熊为氏。可是这位鬻熊的身份，《史记•楚世家》记述就颇暧昧：
鬻熊子事文王，蚤（通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这句话歧义横生。第一种解释，子是对男性的尊称，鬻熊通常是被尊称为鬻子的，叫鬻熊子，虽然有点别扭，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类似称韩非为韩非子而没叫韩子），那么这句是说鬻熊追随了周文王。第二种解释，子是儿子，引申为像儿子一样。就是鬻熊像儿子一样追随了周文王。第三种解释，子字本来就不该存在，抄写工抄错了。但不管怎么解释，鬻熊只是文王的臣子，最多可以认为是一位贤臣（《周本纪》里把鬻子和太颠、阂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人并列），仅此而已。
但同样是《楚世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楚武王熊通宣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我家先祖鬻熊，可是周文王的老师。对照楚人早年卑微的历史，这个说法实在不合情理。所以现代学者为给“师”找一个另外的解释，可谓处心积虑。他们指出，师是“火师”或者金文中的“师氏”的意思。但是，即使这类解释更符合西周初的历史，当楚武王意气风发地把“文王之师”这句话说出来时，他也只是按照老师来理解的。
鬻熊是周文王的臣子，这是周人的记忆；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这是楚人的记忆。无论如何，双方很早就有过亲密合作，是大家共同的记忆。1977年在陕西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上书“楚子来告”“楚伯”等内容，证明这种记忆并非想象。
在《左传》的表达体系当中，楚国国君被称为“楚子”，即五等爵位中的第四等，地位低于中原的大多数小国。具体的接触当中，楚人受到的歧视可能还要更加严重些。他们使用着一种与诸夏不同的语言，比如他们称喂奶为“谷”，把老虎叫作“於菟”。语言是身份的标志，楚人特殊的发音往往让他们在社交场合招来嘲笑。战国时代，孟子有一次和人家辩论，他知道人家的老师是楚国人，就先给对方定性，说楚人是“南蛮鼬舌之人”，意思是南方的蛮子，鴃，就是伯劳鸟。我们现在骂听不懂的话叫鸟语，就可以追本溯源到孟老夫子。
西周后期，楚人开始在江汉流域兴起。和诸夏生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这里的山川显然更秀美，草木更葱茏，也更容易引起人们对神秘事物的幻想和向往。和诸夏把祖先崇拜作为重中之重不同，楚人更热衷于祭祀隐藏在洞庭湖、云梦泽的烟水深处的天地山河之神。祭祀的仪式也更富有戏剧性，巫觋扮演被祭祀的男女神灵，伴随着狂放并也许充满性暗示的舞蹈，唱起炽烈的情歌。这些歌词后来刺激了大诗人屈原的灵感，他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诗体。和《诗经》比较，这种被称为楚辞的新诗句式和节奏更灵活，更富有想象力，其感情的奔放与火热，更足以使礼乐传统中的老夫子感到慌乱不知所措。理所当然，他们将楚地的祭祀，称之为“淫祀”。
另一方面，此时楚人也确实对更具传统优势的华夏文明有一种自卑感。楚国在政治宣言里，好几次明确以蛮夷自居。早在西周夷王，楚人的君主熊渠就对外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己是蛮夷，所以不能按照周王朝的等级体系来给自己定位，他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称王。与其说这是真的以自己的蛮夷身份自豪，不如说是在发泄自己长期得不到诸夏认可的不满。
无论如何，王号的使用，是对周王朝权威的巨大挑衅。不久夷王死，周厉王即位，西周政府呈现出强硬和攻击的态势。厉王时代的南征，据禹鼎铭文的记录，是一次不分老幼尽行诛灭的屠杀（“勿遗寿幼”）。在这种恐怖政策面前，楚人便又撤去了王号，但等到周平王东迁洛邑，周王室益发卑微时，楚人称王的心思就重新开始萌动了。
公元前741年，楚熊通杀死了自己的侄子，从而成为楚国的国君。三十五年后，熊通攻打随国。随国声辩说，自己是无辜的，于是楚人发表了第二次“蛮夷宣言”：
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我是蛮夷。如今诸侯都叛乱而相互攻击，或者彼此杀害。我有敝旧的武器装备，想凭借它来观摩中国的政治，请周王室认可我的王号。
这番话带有军事威胁意味，要求却颇为可笑。就好像孙悟空一边在花果山自称齐天大圣，一边却委托来讨伐的天兵天将转达，要玉帝将这个称号册封给他。齐天即是与玉帝平级，那玉帝又有何资格册封？同样，如果楚国这个“王”成色十足，那也轮不到周天子来认可。既然提出这个要求，那也就是还不敢真正否认中央政府的权威。
很多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暴发户表面上嚣张跋扈，骨子里却还是渴望旧贵族的承认；而贵族在优越感的支撑下，对不可能咸鱼翻身的底层还不妨抱有些宽容平和之心，对暴发户却是一方面感到畏惧，另一方面愤愤然表示双倍的歧视。丝毫不出意外，楚人的要求遭到拒绝。楚熊通盛怒之余，开始痛说家史：夸耀祖先鬻熊作为“文王之师”的尊荣，可惜老人家不幸过早离开人世，于是他的子孙在之后的权力分配中，就遭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最终，熊通决定“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到底还是自顾自地称王了，是为楚武王。
公元前710年，即鲁桓公二年是多事之秋。宋国的华父督杀死了大司马孔父嘉和宋荡公；鲁桓公因为杞国来朝见时不恭敬，就发兵攻打；山西的晋国，其内辽正到了紧要关头……这些血淋淋的事件都不是小变故，然而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这些也还不足以令人震惊。真正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年，楚国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左传》中出现，只有一句话：“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蔡、郑两国的国君在邓地会晤，第一次感到对楚国的恐惧。这个邓是地名而非邓国，位于蔡之北郑之南。当时蔡国的疆域，大约即今天的河南省上蔡县。也就是说，楚国的势力已经冲出江汉流域，注定将把整个中原笼罩在恐怖之中。
据说，楚人的祖先世代做祝融之官，即掌管火焰的人。甚至有人认为，所谓鬻熊，就是祝融的演变（这两个词古代读音相近，或可相通，《大戴礼记•帝系》中，鬻熊就写作鬻融）。对火焰的热情，我们至今还可以从流传下来的楚人的诗歌和造型艺术中体会得到，而关于火的毁灭力量，每一个曾在战场上面对汹涌而至的楚军的人，都会有惨痛的记忆。
楚人的扩张和北方的戎狄不同。戎狄对占有土地兴趣相对不大，所谓“贵货易土”，经常是烧杀抢掠一通，然后扬长而去。他们对诸夏的侵扰，打比方说，可以叫作“孙悟空吃蟠桃式”，咬一口就随手丢开。而楚国的作风，则不妨比作猪八戒吃馒头，当真是“磨砖砌的喉咙，又光又溜”——军队在几个不同的方向上迅速挺进，沿途碰上阻碍的国家或部落，就一口吞下。
桓公二年《左传》中第一次出现楚之后，接下来就是大量关于楚军北上征伐的记录。《左传》的作者像一个优秀的随军记者，勾勒战局大势，也报道了许多八卦花边。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一支楚军面临多国围剿。军队的统帅屈瑕对此表示担忧，而另一位楚将斗廉则提议抢先发动攻击。屈瑕有些犹豫：“盍请济师于王？”何不向王请求增兵呢？增兵是一方面，显然也有军事行动要首先请示一下的意思。斗廉表示：“师克在和，不在众。”关键在于军队团结一心，没有增兵的必要。屈瑕又说：“卜之？”占卜一下此战的胜负罢？斗廉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没有信心才需要占卜，此战必胜，还占卜干什么呢？于是出兵，大败来犯之敌。这个事例很能体现楚国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精神，以及对待战争的理性和强烈自信。
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发明一种阵法，并采用中原的新型武器，准备再次征伐随国。在汉水的东北岸，分布着一系列小国，以姬姓国家为主，因此被称为“汉阳诸姬”，其中又以随国最为强大。之前，楚武王已经两度．伐随，但并没有太大的战果。
楚武王杀死兄长后才夺得国君之位，也就是说即位时应该已经成年。此时他已经在位五十一年，换句话说，他应该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出兵前在太庙斋戒，楚武王告诉自己的妻子：“余心荡。”他的夫人立刻做出判断，国君将不久于人世。但这个坚强的妇人同时又说：“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如果出兵没有失利，君王死在行伍之中，那也是国家的福分。果然，楚武王在军中去世。据说，他去世之处因此得名武陵（今钟祥市），也就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所在的地方。但楚国的将军们没有因此自乱阵脚，他们秘不发丧，继续前进，以楚王的名义进入了随国，最终使随屈服。
楚武王三度进攻随国，《左传》都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史记•楚世家》的记录，时间节点与《左传》完全吻合，但具体的内容则截然不同，显然，司马迁有另外的史料来源。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武王第一次伐随。《左传》里的记录算得是散文名篇，因为楚国斗伯比发表了一番议论，说我们应该放松对随国的进攻，相反要提高随国的地位。这样，随国就会抛弃汉水以东的同盟国家而妄自尊大，同盟就会解体，然后我们可以寻机下手。这是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
随国季梁大夫也大谈了一番治国的道理，尤其提出民心比神意更加重要。有名言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但就事论事，这一次征伐并没有什么成果，只是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之后“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这两段书生看来很高明的议论，《史记》统统没有。《楚世家》关注的是这次征服之后，随国向天子汇报了楚国“请王室尊吾号”的要求。甘愿替楚国转达这样非礼的要求，实际上说明随国已经屈服，这个协议绝非平等条约。
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再次伐随。随国那位贤德的季梁大夫又出现了，并提出正确的战术方针，但没有被国君接受。于是随国大败，包括国君的戎车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史记》里没有对战争的具体描写，只说这一年楚国得知自己称王的要求被天子拒绝。所以这次征伐似乎是对随国办事不力的惩罚，更重要的是，楚国国君熊通从此开始自称楚武王。
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史记》又没有那段夫妻间的动人对话，但交代了这次伐随的原因：尊楚为王，倒霉的随国国君被周天子叫去数落，而这件事又让楚国认为随国背叛了自己，所以发兵讨伐。也就是说，《左传》中随国是楚的劲敌，楚国用尽了计谋和武力，才将之征服。而《史记》里，随国只是一个夹在楚国和周天子之间的可怜虫，楚国之所以不灭随，只是留着它作为缓冲和中介，让它去和天子或诸夏对话，比自己出面更方便而已。后两次征伐，其实已经不是收拾敌人，而是教训小弟。
讨论春秋的历史，学者们通常是重视《左传》胜过《史记》的，《左传》上漏记的事才拿《史记》补充。但这件事上，我更倾向《史记》。《左传》中那些滔滔不绝的议论或富于感染力的文学描写，更像作者借机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展示才华。就事件本身而言，他的记述却显得缺乏因果联系，而《史记》却把三次征伐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梳理得非常清晰。《楚世家》的春秋部分，文风质古，叙事简明，不但和《左传》的风格不同，和《楚世家》自己的后半截（大量采用《战国策》）比，更不像是出自一人之手。看来司马迁写作这部分内容时，有一个很缺乏文学情趣的信息源，其关注军国大事而不及其他，这很有可能就是楚国的官方叙事。
《春秋》的原则是“非礼不书”，不合于礼就不写。
《左传》会补充一些非礼的事情，但楚国称王这件事实在太过分，《左传》根本没有提及，只是按照周礼，坚定不移地称楚熊通和他的继任者为楚子而已。从这点上说，把《左传》的作者比作记者又多了一个理由，他写什么，不能率性而为，要通过把关人的审核。
这里我更倾向《史记》还有一个原因，即《史记》中的楚随关系更容易和《左传》的后文衔接。早有学者注意到，“楚国和随国关系在春秋中期以前，互相征伐，战争不已，而春秋中期以后到战国初年，忽然变得十分友好，几乎到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程度。”9转变何以发生？很难给以合理的解释。但如果接受《史记》的叙事，这个问题就无须费心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转变”，早在春秋初，随国就已是楚国的仆从国，只是到春秋中期，被调教得更加服帖了而已。
继位的楚文王也继承了父王的北上野心，一段时间内，楚军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取，但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原先归附楚国的巴人突然叛变，让仓促应战的楚军遭遇了失败。楚文王败退郢都，却发现城门紧闭，大阍（主管城门的官员）鬻拳拒绝放他进城。
这位鬻拳，楚文王当然印象深刻，当年因为意见不合，他以武器胁迫自己接受其主张。之后鬻拳自我检讨说：“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于是砍断了自己的脚，这才成为国都的大阍——当时的传统，是用刖人守门。楚文王知道，跟这个固执的贵族多说无益（从鬻这个姓氏看，他应该是鬻熊之后，楚的王族），于是掉转车马，又去讨伐黄国，取得胜利后，才为自己赢得归国的门票。但是，文王仍然没有能够回到郢都，他和父亲一样，也在军旅中病逝。楚文王的葬礼上，鬻拳在墓道中自杀，仍然为国君看守大门。
楚文王的夫人极其美貌，文王去世后，这位文夫人就成了楚国大贵族追求的对象。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楚国的令尹、楚文王的弟弟公子元想追求这位文夫人，就在她的宫殿之侧住下来，带着一批人大跳万舞。这是小叔子追求嫂子的故事，而文夫人的身份是太后，令尹在楚国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国家总理，所以又是总理大臣追求太后的故事。
把追女人定性为“蛊”（旧注解作“惑以淫事”），这个字眼也可谓传神达意，而追女人的手段，是开舞会搞派对，更使人感慨，真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结果这位文夫人听到歌舞声，反而哭了起来，她说：“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我们先王在世时，也经常带着大家跳万舞，其实就是军事训练。可是现在，咱们这位令尹不去找楚国的仇人报仇，却跑到我这个寡妇这里来跳万舞，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么？公子元听了很惭愧，这一年秋天，“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
总之，不论国是还是逸闻，所有这些记录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当时楚国的扩张并非出于一两个君王的野心，而是整个族群的热望。
楚国的核心地区在今湖北省。后世割据荆楚的政权极多，但是再也不曾有过春秋时楚国这样煊赫的声势。固然，后来的每一位失败者都可为其找到品德、策略乃至运气方面的原因，所谓周瑜有利用这里的计划，可惜寿命短；关羽有利用这里的形势，可惜智商低；东晋的庾翼有利用这里的见识，可惜无实力；至于东晋的桓温有实力，可惜没诚意；南宋的士大夫发表了很多利用这里的议论，可惜没有实际行动；唯一的例外是岳飞，各方面都很完美，可又被奸臣害死了10——但归根结底，恐怕还是虽处于同一块土地，地缘形势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缘故。
以秦汉以后的眼光看来，湖北有四个地区特别重要。第一是今天荆州市一带。这里是江汉平原的中心，拥有这里，很容易控扼湖北全境。当时楚国已经很重视荆州，楚文王时代将国都由丹阳迁到了郢，即今湖北江陵县附近，正属于这个范围。
第二是今天的宜昌市一带，即葛洲坝水利枢纽所在地。这里是中国地理第二级阶梯的边缘，镇守住这里，才可从容抵御来自西部的敌人。三国时夷陵之战，陆逊即于此大破刘备，后来西晋灭吴，先取宜昌（当时叫西陵），也是关键一步。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一带也是楚国的祖宗发祥之地（不过考古证据更倾向是河南淅川县），但春秋时代的楚国对这里却并未大力经营。原因很简单，这时西部的社会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更无强大的政治势力，巴、庸等部族弱小得只能做楚国的附庸。所以，这个后世的死生之地，此时对楚国而言，却完全可确保无虞。
第三就是今天湖北的省会武汉一带。武汉是长江中游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平时期自然人物荟萃、财货辐辏，一旦战乱，这里又是中游和下游争锋的焦点。自从东汉末刘表任命黄祖为江夏太守以来，荆楚的政治力量要想控制东南，第一步就是在这一带集中军队和物资；而定都长江下游的东南政权，则视此地为最后的安全屏障。
但楚国对这一带似乎更加漫不经心。因为在当时的荆州和武汉之间，是烟波浩渺的云梦大泽，春秋后期吴国崛起之前，楚国并不用太担心来自东部的威胁（即使是吴国崛起之后，攻破楚国郢都的那次奇袭，也是绕道北方，并非走的这条后世看来最便捷的路线），而那时贫穷落后的长江下游，也不是一个值得去努力征服的地方。
第四是今天的襄阳市一带。襄阳号称“天下之腰膂”，是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最关键的突破口，而南方政权要想北上争衡，往往也于此发力。春秋初期，襄阳是邓国所在地。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楚国灭邓，似乎并未遭遇太大阻力，之后一路北上，直到南阳盆地的北缘。而后来的诸夏伐楚，大约不过方城（今河南方城县）。所以，襄阳地区对楚国而言，是后方而非前线，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自有它的地位，但意义也不能跟后世相比。
很显然，由于东西部都没有威胁，北方诸夏又忙于内讧，缺乏向南扩张的欲望，春秋尤其是春秋中前期楚国的地缘安全性，远超后世任何一个同样以此地为基业的政权。就春秋的形势而言，楚国要北上扩张，最重要的倒是申、息两地，也即是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和息县。楚国何时灭申，
《左传》甚至没有提及。息国如何被灭，《左传》浓墨重彩，后世更附会出极为动人的爱情故事。但这一略一详，都忽视了这两次征服对天下形势的影响。
鲁桓公二年之前，《左传》不关注楚国，因为当时楚与北方诸夏之间尚有一个安全的缓冲区。缓冲区的西边部分是南阳盆地，申即在盆地的北端。拥有了申地，再出方城进击诸夏，便近在咫尺。隔离区的东边部分，则是由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山脉组成的鄂东北低山丘陵地带，息突出在山地的北面，已进入豫东平原，再由此北上，紧邻着的便是周武王之弟蔡叔的封国蔡国。所以，将申、息两地纳入版图，就意味着当初的缓冲区都已经变成了楚国领土，诸夏从此必须直面这个地方数千里的庞然大物了。
而《左传》一些追溯性的记录，则提供了更加重要的信息：
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成公七年》）
这句话是说，申、吕这样的地方，对楚国而言意义是缴纳军赋，抵抗北方。若把申吕交给某位大夫作为封邑，那么楚国也就失去了申、吕，晋国、郑国的军队，也就会突破方城，直达汉水了。换言之，这些地方被征服之后，并没有沿袭封建的传统，而是直辖于楚王，在此任职的官员只有管理权而无所有权，这实在已经是县制的雏形了。而哀公十七年的另一条记录说得更加明确：楚文王“实县申、息”。
也就是说，楚国在申、息等地尝试实行了一种更有中央集权意味的全新制度，而其行政效率，绝非之前的卿大夫各立其家的体制可比。从此，申息等县如同一只只铁拳，王命一达，即可雷霆出击。
公元前684年，陈国国君的小女儿出嫁到息国。根据惯例，《左传》使用她夫家的国名和娘家的姓来称呼她，即息妫。但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文人墨客的心中，她无疑以“息夫人”或“桃花夫人”的称呼更为知名。民间传说，她生日是在冬天，但为迎接她的降生，息国境内竟然桃花盛开。
蔡哀侯姬献舞的妻子，是息妫的姐姐。想必，他早就听说自己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姨。所以，在息妫途经蔡国时，他一定要挽留见上一面。大概息妫确实美貌惊人，所以使得蔡哀侯的举止竟有些失控。尽管《左传》仅使用了“弗宾”二字概括当时的情形，但一个姐夫不拿小姨子当外人的故事，后世的八卦家当然要对之大肆想象。
息国国君听说了此事，自然大发雷霆。然而，他的报复方式却显得愚不可及。息侯派人去找楚文王寻求帮助：“你派军队来讨伐我，我向蔡国求救，然后我们一起讨伐它。”蔡哀侯果然上当，他兴兴头头地亲自率兵去救援，却在莘地被楚军以逸待劳，成了楚军的俘虏。明白了前因后果之后，蔡哀侯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他便极力向楚文王称誉息妫的美貌。于是楚王到息国，邀请息侯赴宴而在酒席间加以袭杀，息国灭亡。
以上是《左传》的内容。《史记•楚世家》则对息夫人不置一词，似乎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但《管蔡世家》则讲了和《左传》差不多的故事。看样子，息夫人的故事是诸夏间的一个传说，以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和精度，诸夏谈楚国，带点海客谈瀛洲的味道毫不奇怪。楚国人则不大提起她，原因是这非事实，还是太不体面，则不好判断。
息国灭亡算是重大历史事件，不过多情善感的文人自然还是更关心息夫人的命运。《左传》记载，她被掳到了楚王宫中，生了两个儿子，但从不主动和楚王说话，总是人家问一句，她才答上一句。楚王问她为什么如此。息夫人答道：
“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我一个女人，却侍奉两个丈夫，即使不能去死，又有什么好说呢？
一个仅仅因为长得太美，而被卷入历史旋涡中心的女人，说到做到这一步，也算是很深的苍凉了。然而，后世的道学家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毕竟，她还没有殉节自杀。应对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加以谴责，典型的如杜牧的诗：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金谷坠楼用的是绿珠为石崇跳楼的典故。清朝的赵翼说，这诗“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词语蕴藉，不显露讥刺，尤得风人之旨耳”。把这首诗和这番评论贴到今天的论坛上去，大概痛骂直男癌之声，要不绝于耳吧。
另一个办法，就是再编新故事。《列女传》里说，乘着楚王出游的机会，息夫人找到被派去看大门的息国国君，讲了一番“活着在地上分开，何如死了在地下相聚”的道理，到底让他们双双自杀了。至于楚文王死后，息夫人明明还有戏份11，却也顾不得了。
文人喜欢把自己比作女人，再借着历史上的名女人感怀身世，这个积习自然也导致他们不会放过息夫人。经历了亡国之痛而没有为先朝殉节的文人，纷纷为之作诗，最著名的便是那句“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据说，有曾在明朝做官后来又降清的，读过这句诗，当晚就得心绞痛死了。
清代高士奇编写《左传纪事本末》，理所当然地将《楚伐灭小国》专门集为一篇。他这样概括楚国向北扩张的过程：唐国、邓国逼处方城之南，不免首先承受了楚国的兵锋；它们灭亡之后，遭遇同样命运的是申国和息国；接着是江国和黄国，之后是陈国和蔡国。等到陈国、蔡国也招架不住，中原诸国就无一不处于楚国的阴影之下了。
顾栋高的统计则是：春秋时代，绝大多数小国都被消灭，其中亡于楚国之手的最多，超过灭国数排名二、三、四位的晋、齐、鲁三国的总和。与此同时，戎狄的威胁也在愈演愈烈。多年来，只要戎狄不进入封疆之内，与诸夏就算相安无事。鲁隐公二年（公元前721年），鲁隐公两次与戎人领袖会面，《左传》称，这是为重申先君那里传承下来的友好关系，看来这些年来大家相处得还不错。
鲁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郑国与北戎打了极漂亮的一仗。郑国的公子突是这样分析山戎的特点的：他们行动轻率而无秩序，贪图利益而不团结，胜利了则争功而不相让，失败了则贪生而不相救。那么和他们作战，自然也就不必讲战场上的“礼”，而不妨玩点阴谋。
公子突想了一条诱敌之计，这种计谋在后世非常常见，但当时却是创举。所以突不得不强调，派出完成诱敌任务的人要选择“勇而无刚者”。“勇”才能不惧兵锋冲在前面，这好理解；“无刚”则是说要能不以逃跑为耻。这条也需要特别提出来，说明要当时富于骑士精神的华夏武士诈败，可能并不容易。结果这一战中，事先埋伏好的郑军突出击，将戎人部队拦腰截为两段，诈败的郑军则掉头杀回，于是全歼了中伏的戎人。
八年后，山戎攻齐，郑国出兵救援。这一次，轮到突的哥哥太子忽表现出色。他擒获了山戎的两个元帅，并砍下三百颗披甲人的脑袋。
但是，随着诸夏的内乱越来越严重，局势就开始急转直下。
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春秋》记载道：“十有二月，狄入卫。”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卫懿公喜欢仙鹤，他的鹤甚至有爵禄，有车坐。此事一方面浪费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挫伤了贵族的优越感。而懿公显然忘了，贵族不光有爵禄和乘车的特权，修我矛戈，上阵作战，也是仅有他们才应该尽的义务。
临战前，卫懿公要给国人们分发武器，但大家拒绝接受，并且说：“让鹤去罢！禄位是它的，我怎么能够作战呢？”卫懿公拿他们没有办法。不过，和后世那些只会带着心爱嫔妃跳进胭脂井里的昏君们不同，卫懿公毕竟还有勇气，以贵族的态度去面对死亡。
不管这家伙平时如何混蛋，在这一刻，他甚至令人想起即将走出城门，面对阿喀琉斯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他给了大夫石祁子一块玉玦，又给了另一个大夫宁庄子一支箭矢，表明了誓死的决心。然后，卫懿公来到自己夫人的面前，将一件绣衣交给她，说：“一切听两位大夫的吧。”12
懿公率领着他所能调动的最后的力量出发了。实际上，即使此时，他仍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或者，至少不会败得那么惨。只要他能像前面提到的郑国人一样，懂得在战场上使用一点阴谋诡计。但卫懿公遵照贵族的传统，采用了那种非常优雅的体育竞技式的战斗方式。《左传》详细记录了当时谁是他的御者，谁是他的车右，谁冲锋在前，谁坐镇在后。在蛮族面前，这样的战术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卫懿公坚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帜，这导致他始终都是狄人重点攻击的目标。所以，没有悬念，卫军惨败，卫懿公死。
有的书上说狄人吃掉了懿公的尸体，只留下他的肝。一位卫国大夫觉得国君的遗体不能曝于荒野，于是剖腹把懿公的肝放进去，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棺椁，然后死去。卫国沦陷，逃亡的卫人在黄河北岸被狄人追及，再次遭到屠杀。最终，卫这样一个诸夏中的大国，半夜渡河逃出来的，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即使算上后来陆续从卫的附庸共、滕等地赶来的人口，也仅五千人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懿公的妹妹，已经远嫁到许国的许穆夫人，这时不顾夫家的反对，赶回共赴国难。并作了《载驰》一诗：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驱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
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赶马驱车，回去吊唁卫国国君。驱马奔驰，只觉得前途辽远，真想快快赶回卫国的境内。夫家许国不许我回去探望，大夫们正跋山涉水地追赶我，我的心是如此忧愁。……我奔走于荒野，麦苗正蓬蓬勃勃地生长。希望能去找大国控诉，哪个国家能够依靠？哪个国家可以主持正义？
在这种国破家亡的关头，能有这样一位高贵的妇人走到难民中间，想必颇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但历史并非总是传奇，她成不了圣女贞德。“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要扭转困顿的时局，终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挺身而出。而这个大国的出现，也将彻底改变春秋时代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