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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霸政之荡
荡是“不成人也”，齐桓公去世时，早已“耋老”，他的死也绝对说不上一个荡字。但我犹豫许久，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标题。荡掉的，不是某位霸主，而是整个理想中的霸主政治。
照例，顶峰之后，就要走下坡路了。葵丘盟会还没结束，那个来赐胙肉的宰孔就离开了，回去的路上遇到晋献公。晋与中原诸夏之间隔着太行山，之前齐桓公的盟会一直没参与，这次也想来凑个热闹。
宰孔就对晋献公说：
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
不用去了。齐侯不注重德政而忙于扩张，所以北伐山戎，南伐楚国，又跑到西边来开这个会。他在东方不好说，往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所以国君你处理好晋国的内乱就可以，别在道上辛苦了。
宰孔是觉察到什么阴阳消息，才做出这个判断的呢？不知道。也有学者注意到，宰孔曾在周惠王时代劝郑文公背叛齐桓公，所以认为他和齐桓公有旧怨，这里他只是恶意诅咒而已。但《公羊传》《史记》之类的书也说，葵丘之盟中齐桓公有了骄傲的神色，于是好多诸侯叛去了。
照这个逻辑，齐桓霸业由盛转衰，是因为齐桓公开始骄傲。我们从齐桓公的故事里学到的道理，还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确实，葵丘之后，齐桓公不再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个阶段齐桓公有三大难题需要面对：
第一是楚国北上的势头又愈演愈烈，齐的南方盟国，有的被楚吞并，有的则惶惶不可终日。第二是周襄王和王子带的兄弟之争，并没有因为周襄王登基而结束，而且斗争手段越来越没下限，后来还把戎狄的势力搅进来。第三是晋献公去世，晋国陷入内乱。在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同时，晋献公也已经把晋国发展成太行山以西的超级大国。这么大乱子，齐桓公不能再像当初那样对西方的事坐视不理。
最后，这三件事上，齐桓公都努力了，但是结果都不算成功。再往后，齐桓公的结局是很惨的。他喜欢女色，不同的女人为他生了许多得宠的儿子。管仲死后，公子们的继承权之争愈演愈烈。鲁僖公十七年，《左传》写道：
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
《左传》这里的记录精确到具体日期，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可见齐桓公之死对天下震动有多大。齐桓公十月初七去世，然后易牙、寺人貂等人作乱，一直到十二月十四日尸体才得以殡葬，前后间隔六十七天。《史记》记录这件事，补充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细节：“尸虫出于户。”
由于管仲去世比齐桓公早几年，管仲的粉丝相信齐桓公结局如此之惨，就是失去了管仲的结果。一个关于管仲的临终遗言的故事，虽然《左传》里没有，但到战国就非常流行，司马迁也收进《史记》里：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官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齐桓公问管仲，你要是不在了，谁可以辅佐我。管仲说：“知臣莫如君。”请齐桓公自己说。齐桓公先提出易牙。易牙是名厨，传说，为让齐桓公解馋，他杀了自己的儿子，煮给齐桓公吃。管仲说：“杀子来投合君主，这不合人情，这样的人绝不可以。”
齐桓公又提出公子开方。这是卫国国君之子，但追随齐桓公十五年，从来也没回卫国探望父母。管仲说：“背弃亲人来投合君主，这也不合人情，这样的人不能接近。”
齐桓公又提出竖刀。这人也就是《左传》中的寺人貂，为了贴身伺候齐桓公，身上零件太多不方便，于是就把自己给骗了。管仲说，自宫的男人，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这样的人不能放在身边。
然而管仲死后，齐桓公到底没有听管仲的话。有的书说，齐桓公开始听了，把这几位都放逐了。但很快齐桓公就发觉，离了这些人，生活质量下降太快，干什么都不得劲，就又把人都召了回来。最终，齐桓公死在这些人手里。
这个故事也算是对人性有很深的洞察，是否属实倒不重要了，干了这碗鸡汤再说。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齐桓公保持谦虚谨慎，并且管仲仍然活着，霸政后期的某些问题，就能够解决吗？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这件事，当时的一般齐国人民开心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找个参照对象。在古希腊，雅典领导着提洛同盟，贵民（捍卫民主制度）攘夷（对抗波斯入侵），是希腊世界的霸主，而且雅典公民对城邦称霸热情极高。古典时代的雅典，以其直接民主制度令无数现代人心驰神往。然而这个制度也有一个麻烦，就是运行成本极高。事实上一般贫穷公民对参政议政也没什么兴致。所以，要他们来开公民大会，有开会津贴；要他们去法庭当陪审员，有陪审津贴；甚至，要他们去剧场看悲剧（通常是弘扬雅典主旋律的），还要发看戏津贴……总之就是，雅典变着法在给自己的公民发福利。
同时雅典还在大兴土木，光是举世闻名的帕提农神庙建筑群的造价，就高达两千塔兰特，大概相当于全部四万雅典公民两年的生活费。那么，钱从哪里来？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雅典对本国公民征收的税金微乎其微。其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作为提洛同盟的盟主，向同盟国家征收的贡金。即使联盟贡金已经远远超过了雅典其他全部收入的总和，许多雅典人还不满足。阿里斯托芬用夸张戏谑的手法形容说：
你想想看，你和你的全体伙伴本来可以发财致富，我不知你们怎么会被那些政客所约束了……如果他们有意给予人民体面的生活，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事了。现在向我们缴纳贡金的盟邦有一千个；只要命令每个盟邦赡养二十个雅典人，那么就有两万老百姓可以吃兔肉，戴各色花冠，享用奶油和奶油干酪，享受我们国家以及马拉松的胜利所应得的果实。（《蜂》）
这段文字里的数字不能太较真，毕竟艺术家数学不好是出了名的。反正从这话里可以看出，人民比政客更贪心。卑鄙的政客还会顾忌过高的贡金激起同盟不满，善良的人民则只想尽快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事实上，一旦失去霸主地位，雅典经济立刻就会崩溃。所以它不容许盟邦退出联盟，为惩戒有此企图的城邦，雅典人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霸权主义宣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接受事实。”（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这些动机都不体面，然而对人性本来就不能太乐观。卑劣的贪欲和伟大的情怀相比，两者的爆发力也许同样可观，但前者往往有更强大的续航能力，这也就使雅典人有了维持同盟的强大动力。然而，对齐国人民来说，这种利益驱动是不存在的。
后来相继成为霸主的晋国和楚国，都干着和雅典一样的事，我是霸主，参与我的同盟的国家，都要向我缴纳贡赋。但史籍中没有提到齐桓公对同盟国有类似的要求，唯一可能有嫌疑的就是下面这段：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左传•僖公七年》）
“诸侯官受方物”一句，不大好理解。官是职能部门，方物是土特产，词不冷僻，但难以确定“受方物”的主语到底是谁。
一种解释是“官受诸侯之方物”，就是齐国派出相关官员，接受诸侯的贡品。但问题是，刚说“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就跟人家收东西，好像不大通，所以一般作此解的都会再加一句，东西收了齐国不要，给天子，所以完整解释应是“官受诸侯之方物以献于天子”，所以这仍不算齐国跟同盟国收钱。
另一种解释是“诸侯官受齐之方物”，就是诸侯来参加同盟，齐国还要倒贴。这倒确实可以做到“德礼不易，无人不怀”。这个解释还有旁证，《国语•齐语》里说：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载而归。
齐桓公对归顺自己的诸侯的策略是，礼节要考究，贡品可宽免。诸侯使节来见齐桓公，都是空着口袋来，大包小包捆着装车回去。《国语•晋语二》也说：
齐侯……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
齐桓公让诸侯缴纳的贡献轻，但给予丰厚的回报，让大家开会的积极性很高，脱离盟约的只有羡慕的份儿。
我比较倾向后一种解释，即和雅典财政高度依赖提洛同盟的贡金相反，齐国身为霸主，却并不直接从同盟那里获取经济收益，《左传》《国语》的作者对齐桓公并没好感，基本是抓住一点小毛病就要讥诮挖苦一番，比如上面提到的“轻致诸侯而重遣之”这事，后面就附着议论说，花钱收买人心，真是好没品位啊。往外掏钱都要骂，要真有齐桓公跟诸侯搂钱的事，还不得大书特书？所以没写这方面的事，那多半就是真没有。
所以，雅典是剥削同盟补贴公民，齐国则刚好相反，要补贴同盟，就只能加重本国臣民的负担了。这样做，从君子的角度看是高尚，从普通齐国人的角度看，自然是我齐当了冤大头，称霸是国君的事，与我何干？齐国固然富庶，但古代意义上的富庶，一算人均仍然并不充裕。齐人又“好议论”，则：
“什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赔钱赚吆喝！”
“齐国是齐国人的齐国，齐国优先！”
“每个齐国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吗？为什么要去卫国和邢国撒钱？”
“楚国和我们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要去打它？”
“帮燕国打退山戎付出了多大代价？死了多少齐国人？结果呢，就是保住了一个可耻的姬家政权，还割让领土给人家……”
恐怕是什么说法都可能有。
即使是最专制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因为屁民不顺心时，就会拖拉懈怠变着法磨洋工，让你想做的任何事都办得拖泥带水。何况齐国还是后来“民本”思想的大本营，民众（尤其还有大批贵族）不能从霸政中获益，这个体系就很难长期维持。
后来最主要的两大称霸国是晋国和楚国，共同点是军事发达，经济文化落后，霸主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从同盟国吸血的体制，国君、贵族、军队，甚至人民……都可以多少从这个体系里获益，他们争霸的热情自然非常高。齐国经济条件好，关上门过日子也好，打开门做生意也罢，都有不错的前景，称霸就不是一个必选项了。齐桓公之后，齐国再也没有重返霸主宝座，和齐国很难在这个问题上面上下齐心，也有很大的关联。
当然，从维持盟约的角度说，齐国比起雅典，也有许多优势。
第一就是“尊王”的口号迎合了大家的怀旧心理。诸夏奉王命以讨不庭，尊天子而攘蛮夷，比直接说大家追随齐国办事，能化解不少抵触情绪。相比之下，雅典在希腊城邦中本是小兄弟，因为希波战争而崛起，然后就大力宣传我为希腊流过血，我在马拉松立过功，所以我现在花你们大家的钱也是应该的。不免让人感叹，嚣张浮躁，没有一点深沉。
第二，齐国对参与结盟的国家掠夺少而保护多，则诸夏对齐国的印象，总体上也肯定好过希腊诸城邦对雅典的印象。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在希腊世界失道寡助，很多城邦宁可支持野蛮的、寡头的、不能进行文化输出的斯巴达，也要和雅典对抗。齐国断不至此。但大家对齐国的印象能好到哪一步，也很难说。
齐桓公利用天子的名义行事，天子则因为齐桓公，至少恢复了许多表面上的荣光。如果天子有长远的理性规划，则自然会明白，为了维护王室的地位，现在已经没有比和霸主合作更好的选择了。伟大属于霸主，光荣属于天子，这就够了，因为不管有没有霸主，反正这时天子已和伟大无缘了。
但问题是，天子常常就不是理性的。或者说，身为天子的具体的人和整个周朝王权，利益常常也不一致。比如前面讲到，周惠王为了让王子带继位，就要和齐桓公作对。而因为齐桓公才登上王位的周襄王，也很快和齐桓公闹了别扭。因为周襄王记得登基之前，王子带这个弟弟给自己带来的窘境，他要对王子带赶尽杀绝。但这时，齐桓公收留了王子带。
从周礼的角度说，既要反对废长立幼，也要提倡兄友弟恭。所以当初齐桓公支持周襄王登基是正确的，现在要保护王子带也是正确的。但天子就不会这么想。很自然的推想是：你留着一个天子之位的竞争人选，是不是要存一张可以牵制我的牌？所以，王权和霸主尽管理论上不冲突，实践上也取得过良好的合作效果，但这种两头大的局面，早晚还是要闹掰的。
至于一般诸侯国怎么看霸主，我们先说一个有趣的对比。齐桓公生前，鲁国的历史记录对他负面评价居多。鲁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63年），齐桓公打败了入侵燕国的山戎，把战利品送到鲁国展览一番。鲁国对此是这么记录的：
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没文化真可怕。诸侯远征打败了蛮族，战果献给周天子，天子再拿去警示蛮夷。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了胜仗也不要炫耀，诸侯之间更没啥可炫的。总之，抓住一切机会吐槽。但齐桓公死了，鲁国人回顾往事时，画风突变。
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孝公进攻鲁国，鲁国派使者去谈判。齐孝公问，我大军压境，鲁国人怕不怕？使者说：“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平民怕了，贵族还很笃定。齐孝公又问：“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房屋空得像挂起来的钟磬，野外寸草不生，你凭什么不怕？
使者于是回顾历史，说自从周公和太公的时代，我们齐鲁就有世代友好的盟约，然后就说到齐桓公，大谈齐桓公如何“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总之齐桓公对天下诸侯尤其是齐鲁两国关系贡献极大。
最后使者问齐孝公：你继承你爹的位置才九年，真攻打鲁国对得起你爹吗？我们贵族都知道，你不至于这么不孝，所以我们不怕。一番话，就说得齐孝公真的回家吃饭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总之，就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齐桓公不在了，大家都念想着他的好。但齐桓公生前，大家还是喜欢盯着毛病看。
当然，诸侯国对齐桓公的抱怨，绝非都是无理取闹，也有相当过硬的理由。齐的同盟国家当然也要负有某种义务，尽管不是那么重，但从公平性上说，可能比后世贡赋沉重的年代还要更糟。
众所周知，后勤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而随着军队规模变大，作战距离变远，后勤成本也将呈几何级数增加。为了打仗，平时就要做好粮食和其他军事物资的储备，
《管子》对此有大量论述，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论述全部是后人增益的。所以在和周边国家的战争中，齐国很容易取得优势，但如果军队变成一支诸侯联军，要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作战，齐国的国力再强，光靠自己也打不起。《史记•齐世家》记载：“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可见征伐范围之广。
那齐桓公和管仲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能获知的材料有限，最有启发性的是《国语•齐语》中记录的君臣之间的一番对话：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棠、潜，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台、原、姑与漆里，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齐桓公问：“我想向南征伐，找谁来做接待啊？”管仲说：“找鲁国。当然，得把以前侵略人家的棠地、潜地先还给人家。”
齐桓公问：“我想向西征伐，找谁来做接待啊？”管仲说：“找卫国。当然，得把以前侵略人家的台、原、姑与漆里先还给人家。”
齐桓公又问：“我想向北征伐，找谁来做接待啊？”管仲说：“找燕国。当然，得把以前侵略人家的柴夫、吠狗先还给人家。”
这段涉及很多地名，我们都不细究了。总之其中提出了战略方针：齐国把以前侵略鲁、卫、燕等国的土地还给人家，以后齐国大军开到这些国家的地盘上来，他们就要承担后勤补给的任务。这个策略短期内可能收效不错，但长远看有两个问题。
第一，你刚归还土地时，要人家承担军费，对方是很乐意的。等土地还了十年八年，再让人家来干同样的事，想法可能发生变化了：“土地本来就是我的，还我也是应该的。隔个几年就要我来养你的兵，有完没完了？”齐桓霸业后期的军事行动，效率远远不如中前期，可能就和各国的这种心态有关。
第二，这种模式很自然会导致一种邻避心理：这次军事行动对谁都有好处，但是大家还是希望齐国军队别从自己的国家经过。这一点，在齐桓公伐楚回来时发生的一件事上，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扉屡，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
陈国的大夫辕涛涂对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大军伐楚回去，要从我们陈国、郑国经过。负担这么大规模军队的后勤，国家将受到重创。不如劝齐侯从东边走，沿着海边回去，还可以顺带向东夷展示一下武力。”
申侯这人比较缺德，当面赞同，但等辕涛涂跟齐桓公说了这事，齐桓公也答应时，他却站出来对齐桓公说：“咱们军队已经很疲惫，从东边走，一旦遇敌就危险了。还是从陈国、郑国走，让两国供给粮草和军鞋，比较稳妥。”
于是齐桓公很高兴，重赏申侯，逮捕了辕涛涂。其实，于陈国而言，辕涛涂倒是爱国者；申侯对郑国来说却是叛徒。而且这个故事里，我觉得最恐怖的细节是，辕涛涂的建议齐桓公居然一度还答应了。这说明他对自己军队的补给状况，甚至没有太清晰的概念。
后世的晋、楚向诸侯国收取贡赋，大趋势是越来越制度化。中小国家负担尽管沉重，但大体根据其国力分配，也就很难推诿。这按老传统来说确不道德，但因此有能力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提供比较稳定的后勤保障。
齐桓公却是事到临头再找东道主。早年救邢存卫，齐军表现好，实在是因为作战半径小，动用齐国本身的物资储备就可以完成使命。南征楚国，号称是北海到南海的距离；西平晋乱，需要“束马悬车登太行”，齐国做起来就比较吃力，收效也甚微。除了对手强大之外，后勤组织难以支撑如此远距离的作战，也是重要原因。
这些弊病，都是管仲生前就暴露出来的，看不出他有任何解决办法。但这倒也不是管仲无能，就算他真是后世穿越过去的，清楚了解后来的贡赋体系，也没有办法帮齐桓公建立这样一个体系。那只会引起各诸侯国的强烈反弹，导致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桓霸业会彻底失败。时间上差着几十年，有些问题就是没法解决的。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干一个时代的事。但反过来，未来的霸主，也绝不可能再延续齐桓公这样厚道的霸政体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