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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晋国往事

齐桓公之后，晋国是最主要的称霸国，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姬姓国家。西周初年，周成王把弟弟唐叔虞封为诸侯，后来，唐叔虞的儿子，把国号改为晋。春秋初期，晋国僻处太行山以西，和华北平原上的诸夏几乎没什么交集，构成了一条独立的历史发展线索。

比较起来，晋国历史史料算是不少。《左传》的作者显然更能够接触、使用晋国的官方记录，所以其中关于晋国的记述往往很详细。清代高士奇写过一本《左传纪事本末》，把这些记述抄出来，按照事件编排清楚，使用起来很方便。

《国语》对晋国的事件则显得格外兴奋，《晋语》多达九卷。要知道，其余国家多半只有两三卷的篇幅，少的如《齐语》《吴语》，更是只有一卷而已。年代较晚，但主线交代更清晰的材料，则有《史记•晋世家》。

这是我们能利用的最基本材料。当然，很多叙述，需要放到更具体的时空里，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晋国在今天的山西省，今天山西省的简称仍然是晋。这个常识有时也会有一些误导，比如把春秋时晋国的范围和今天的山西省等同起来。

我们先说山西。山西省的形状大概接近一个南北向、偏狭长的平行四边形。省会太原市，正在山西的中心。太原及其东边的晋中市、阳泉市，西边的吕梁市，是山西中部。太原以北，有大同、朔州、忻州三个地级市，这是山西北部。太原以南，有临汾、长治、运城、晋城四个地级市，这是山西南部。说到山西和周边省份的关系，经典表述是：“东以太行山为界，与河北为邻；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北以外长城为界与内蒙古毗连。”

从古代战争的角度说，山西面对东方和南方时，地理优势极大。太行山以西，地势整个儿高了一个台阶，是居高临下之势。著名的太行八陉，则是向东进取的通道。山西北部，桑干河向东流淌，沿该河东进，可以直取永定河卢沟桥，也就是直接兵临北京城下。或者出飞狐口，横扫河北。所谓“朝发白登（山），暮叩紫荆（关），则国门以外，皆战场也”。

山西中部，向东最主要的突破口是井陉。这里地势极其险峻，“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秦始皇扫平六合，秦军出井陉而终于灭赵；楚汉相争时，韩信出井隆之后，打了著名的“背水一战”……往后我们还可以数出太多山西的军队出井隆扫平中原的战例，而相反的例子则少得多。

山西南部，除了可以出滏口陉进逼邯郸，或者出太行陉（天井关）和轵关陉，斜插入河南外，还可以向正南方用兵，翻越中条山，控扼崎函谷道，这也就是意味着，立足山西，可以把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之间最重要的一条通道直接切断。

但如果面向西方，山西就不再有这样的优势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里夸山西地理条件好，是这么说的：“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言下之意是，比更西边的关中，山西还要差一点点。

不过劣势也不算太大。不论山西还是陕西，北部和中部都是崇山峻岭，之间的黄河又水流湍急难以行船，总之是不便用兵。直到龙门山以南，水面开阔而流速减缓，河西是关中平原，河东是运城盆地，都是肥沃的土地，就很适合打来打去。

战国时，商鞅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就是指这种地理关系而言。后世战争，西边打赢东边的战例固然很多，渡黄河西进拿下关中的战例也一样不少，较著名的如三国时曹操破马超，隋末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取长安，要从山西威胁关中，比从河南进兵，由函谷关、潼关一线打进去要容易得多。

然而若把眼光转向北面，南下的游牧民族对山西的压力就大了。大同首当其冲，号称“边隅之要害，京师之藩屏”。如果大同有失，那么以太原为核心，以雁门关等关口（先秦时称为勾注之险）为要津，可以构筑第二道防线。但如果太原再沦陷，山西南部大概也就很难保全了。

再说晋国。晋国最初在哪里？《史记》说是“河汾之阳”，就是黄河、汾河的北岸，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是太原，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只是后世学者认为太原很重要，所以建国时理应在这里。文献中更多谈到的，是晋国早期在山西南部的汾河谷地的活动，这些记录得到考古发掘的强有力支持。不管是开始在太原后来南迁了，还是一开始就在南部，总之，春秋初期的晋国仍只是山西南部众多小国中的一个。

后来，晋国慢慢把自己邻居吞噬殆尽，进而又从郑、卫等国获得了不少土地。总之，其向东西两翼的扩张，已经远非山西一省所能涵盖。但晋国向北拓展的成就，反而没有这么引人瞩目。虽然理论上据有山西全省，但实际上在太原以北，并不很有存在感了。打开历史地图，会发现山西北部基本空白，需要标注的地名很少。

结合上面对山西省形势的介绍，我们会觉得，晋国这样一种版图，应该是很没有安全感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春秋时代的晋国君臣，一直以自己无人能及的地缘安全性而自豪。这是因为虽然山西南部容易受到西方和北方威胁，但此时它的西方或北方，却并无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存在。

自从西周灭亡，关中地区就陷入了战乱。秦人虽然在这个地区慢慢显出优势，但此时还谈不上建立了牢固的根基。所以，秦要么是无心东拓，要么是实力不足，总之还构不成对晋国强有力的挑战。

至于北方边境，游牧民族还没有真正出现（参看第四章《戎狄交侵》）。在山西北部活动的戎狄，只拥有缺乏良好组织的步兵部队，他们所能造成的威胁当然也不算小，但和后世来如天坠去若电逝的游牧骑兵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也就是说，晋国无须像后世割据于此的政权一样，在北方和西部投入大量兵力布防，只需要专心经营东方和南方，而这本来就是山西的优势所在。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春秋时代晋国的成功，后世再也无法复制。

周宣王时，晋国国君是晋穆公，穆公的太子叫仇，后来又生了个小儿子成师。《左传》和《史记》都记录说，当时就有个叫师服的贤大夫发表了一番议论：

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左传•庄公十八年》）

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傩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史记•晋世家》）

两相比较，《史记》的文字多一些，但内容并无不同，就是对《左传》话里的内涵做了一点解释。大意是，仇是一个坏名字，意思是仇人。成师是一个好名字，标志着要成就大事业。所以，祸根在这里就埋下了，弟弟怕是将来要取代哥哥的地位吧？

这大概是后人根据结果创作的预言。“仇”这个字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固然可以理解为仇人，但也可以是帮手，如《诗经》里有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就是形容威武的战士是国君的得力助手。事实上，对太子仇的继承权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叔叔而不是弟弟。晋穆侯去世，他的弟弟荡叔成为国君，太子仇流亡国外。引人联想的是，“荡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荡叔而立”，周宣王一死，太子仇就夺回了君位。则当初荡叔上位，可能和宣王有关，是当时宣王扩权政策的一部分。

对抗叔叔的过程中，仇和成师兄弟显然是亲密合作的。晋文侯也就是太子仇在位三十五年，其间做过帮助周平王东迁之类的大事，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国君。成师也显然一直是哥哥最重要的辅佐，所以兄长去世之后，他获得了一块叫曲沃的封地，于是号为曲沃桓叔。

曲沃比晋的国都翼还要大。翼即今天的翼城县，曲沃则是今天的曲沃县，两县紧邻，都属于山西省临汾市，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而言，都是抬脚就到的距离。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挤着实力相当的两派势力，彼此大概都觉得不把对方干掉，自己很难安枕。

曲沃桓叔开始谋夺侄子的君主之位，然而，忠于国君的势力也并非弱小，而且天子这次站在合法继承人一边，有几次曲沃一系明明已经控制住局势，但天子派军队从外部干涉，逼得他们又不得不退回老巢。所以这次竞争特别漫长。

整整六十七年里，曲沃和翼城之间斗争不断。曲沃桓叔，桓叔的儿子曲沃庄公，庄公的儿子曲沃武公，经过三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前后杀死了五位合法的晋国国君，成师这一支终于彻底消灭了翼城的嫡系，完全控制了晋国。特别刺眼的一个事实是，曲沃代晋的这一年，恰恰是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也就是齐桓公称霸的第一年。

按照宗法制，仇的后代才是大宗，成师这一系只是小宗。小宗取代大宗，这和齐桓公所提倡的“诛不孝，无易树子”的霸政极端冲突。太行山东的各国如果发生类似事件，齐桓公是一定要出面干涉的，然而他对晋国的政局变动不闻不问。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晋国此时的实力已经很强，齐桓公也惹不起。当然也可能仅是因为齐桓公觉得晋国实在太远，而且素有戎狄之风，简直不配算诸夏，所以不能拿山东各国的标准来严格要求，睁一眼闭一眼算了。

至于本来最应该捍卫旧制度权威的周天子，则是很容易收买的。曲沃武公“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他摇身一变，就成了晋武公。这个情形，和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认瓜分晋国的赵魏韩三家乱臣贼子为诸侯，如出一辙。这也许叫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也可以注意到，二百多年后的天子承认赵魏韩，被司马光当作划时代的大事，视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那么似乎也可以推论，晋国在春秋时代已显出战国的气质。

晋武公只做了一年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诡诸即位，就是晋献公。刚登上国君宝座的晋献公，显然很害怕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因为在和晋国嫡系对抗的过程中，曲沃桓叔、曲沃庄公的其他后代，也即所谓“桓庄之族”都发展了自己的势力，隐然有尾大不掉之势。《左传》很生动地记述了晋献公怎样在异姓大夫的帮助下，一步步完成了对自己的叔伯兄弟的分化和屠杀。

回顾这段历史，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尽管别国兄弟叔侄相残的故事当然也绝不罕见，但没有哪个国家对亲情和宗法的摧残践踏，来得如此彻底。

照例，《左传》借一位贤大夫之口对此做了评价：

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桓庄之族有什么罪，一定要将之屠戮殆尽？不就是因为他们威胁到国君的地位了吗？连亲人位高权重产生了威胁，也要置于死地，面对别国，晋国自然毫无顾惜。

确实，解决了国内威胁之后，晋献公便开始对外的扩张事业。他于公元前676年到前651年在位，和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大体活跃在一个时代，但却分属两个不同地理和政治空间，他从未参加齐桓公主持的任何一次盟会。两人都算成功的国君，采用的策略却大不相同。

齐桓公要小国奉自己为霸主，小国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晋献公的作风却和楚国这个蛮夷更加类似，直接吞并，把小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顾栋高统计，晋国吞并了十八国，最著名的有假途伐虢的故事。晋献公要去攻打虢国，跟虞国国君借路。虞国一个大夫劝阻，讲了一番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可是虞国国君回了这么一句：“晋，吾宗也，岂害我哉？”晋国和我们虞国同宗，大家都姓姬，他还能害我吗？

他当然想得太美了。晋献公灭了虢，回兵途中，又顺手灭了虞。虞国国君的话我们今天听来无比呆萌，但在当时，可能是很正常的思维。因为当时大国吞并小国的事例虽然也不少，但确实一般会挑个不同姓的。这是西周宗法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只有晋国毫不留情地将它扯了下来。

当然，晋国也是无奈。由于山西对于关中而言意义特殊，当初西周封建时，封在这里的几乎都是同姓。除非是戎狄，晋国想找异姓国下手，也不大找得到。关于晋国这种对内屠戮宗室、对外吞灭同姓的作风，顾栋高评价说：“盖天下之无王，自晋始。”

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一个强大的晋国。它才能西拒强秦，南抗劲楚，扮演起华夏文明中流砥柱的角色。传统的反叛者反而成了传统的捍卫者，这也是历史中常见的戏码，算喜剧还是悲剧，则不好说了。

西周春秋的国家概念，和今天的领土国家自然大不相同。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某国有一个人群，离开故土跑到远方去开辟新家园。这之后，他们和故国未必还有密切的关系，但仍会使用原来的国名。于是，天下就有了两个同名的国家。

如果这样的人群不止一个，那么同名的国家便会有好几个。比如《左传》就出现了至少四个不同的虢国（究竟有几个也有争议），根据地理位置，学者们标注为东虢、西虢、南虢、北虢。我们上面提到“假途伐虢”的那个虢国，是其中的南虢，地跨黄河两岸，即据有今天的山西运城市平陆县和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各一部分。

对于周王朝来说，这个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第一，它控扼连接宗周丰镐和成周洛邑的孔道；第二，它也是天子遥控山西各诸侯国的一个重要中介。所以我们看到，自西周末以来，虢国出现频繁，国君往往被天子倚为重臣。尤其是在晋国曲沃与翼对峙的六十七年中，天子往往委托虢国支持合法的晋君，来与曲沃对抗。所以晋献公登基之后，对虢国不得不灭之而后安心。

始吾先君庄伯、武公之诛晋乱，而虢常助晋伐我（指虢助晋伐曲沃），又匿晋亡公子，果为乱。弗诛，后遗子孙忧。

过去的恩怨要来一个了断，将来要争霸天下，非把这片土地弄到手不可，于是才有了假途伐虢的故事。虞国也在平陆县，都城位于中条山脉最低平最开阔之处，所以要对虢国用兵，先向虞国借路，是最好的选择。但晋灭虢这件事，却给《左传》的作者出了一个难题。

《左传》并没有隐瞒事实，它简要记录了最后一位虢国国君虢公丑的事迹：或者效命天子，或者讨伐蛮夷，总之，看起来这是一位勤于王事的忠臣。但是，作为一本注重价值导向的著作，《左传》不能承认这些兼并战争毫无正义可言，所以作为一位亡国之君，虢公丑必须是一个坏人。

于是，《左传》对虢公丑展开许多抽象的道德指控，并在这个过程里把自己的议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无德而禄，殃也”，这些垂范千古的高论，就出自对虢公丑的批判。这大约也是大动乱时代小国的宿命，政治上被毁灭之后，总还要在道德上被再毁灭一次。

为了向虞国借路伐虢，晋献公最信任的大夫荀息向他献计，把珍贵的宝马和玉璧赠给虞国国君。晋献公有些舍不得，荀息说，只要计划能够成功，这些东西不过是在虞国寄存而已。果然，晋国吞并了虢、虞两国。《史记》等书都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荀息把夺回的玉璧和宝马送到晋献公面前，晋献公笑着说：“马则吾马，齿亦老矣！”马还是我的马，却是一匹老马了。这话自然是双关。马老了，献公和荀息也都老了。

消灭了生平劲敌，事业达到顶点的老人，最忧虑的难免是继承人问题。晋献公妻妾众多，儿子也多。他的嫡夫人来自贾国，贾国也是姬姓，后来为晋所灭。晋国不但吞灭同姓国，对“同姓不婚”这个中原诸夏都奉行的原则，也很不当回事。这位贾姬没有儿子。

晋献公又“烝”过一位齐姜。这位齐姜是什么来头，众说纷纭，大抵都是揣测之词。不过“下淫上曰烝”，献公和她的关系，总是有某种不伦的地方。齐姜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秦穆公，还有一个儿子，也就是献公的太子申生。献公又和戎狄通婚，娶了大戎狐姬和小戎子。大戎和周朝同姓，小戎和商朝同姓，这些例子都可见华夏和戎狄之间复杂的关系。

大戎狐姬生了公子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小戎子生了公子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后来晋献公又讨伐骊戎，他们本在陕西临潼的骊山（也就是唐代华清池的所在）活动，西周末大乱，周王室东迁，他们也追随财富的味道向东移动，不幸却碰到了强大的晋国。

《左传》说，骊戎献出美女投降；《国语》说，晋献公灭了骊戎得到美女。总之结果没有不同，骊姬来到了献公身边，她为晋献公生了儿子奚齐，她的妹妹又生了卓子。

《左传》说，晋献公总共有九个儿子，《史记》说八个，也许此外尚有三四人，不过不那么重要，我们也不必多关注。接下来，各种史料兴味盎然地叙述了骊姬怎样除掉之前的夫人所生的儿子。

作为一个高段位的宫斗专家，首先看起来当然要清纯如小白兔，呈现出楚楚可怜、人畜无害的面貌。比如《史记》是这样写的：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通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

晋献公主动提出，要废掉太子，改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骊姬对这个求之不得的结果，反应却是哭泣，甚至以自杀来抗议。她很清楚，自己要说太子的好话，进一步增加献公的信任和宠溺。坏话，要安排别人去说。

当然，献公和骊姬的对话极其私密，太史公从何得知，令人生疑。不过与《国语》里连篇累牍的对话比起来，司马迁只写了这么两句，还是显得相当克制，体现了一个优秀史学家的素养。毕竟，宫斗这个题材，自古以来就刺激中国人的创作欲望。

为骊姬去说太子申生坏话的，《左传》提到两位，一个叫梁五，一个叫东关五，合称“二五耦”。这两个人是晋献公的“外嬖”，也就是男宠，说人坏话，还是吹枕头风最管用。《国语》又补充了一位优施，并称骊姬与优施有私通关系，考虑到所有在政治斗争中最终失败的女人都会被指责为淫乱，这一笔还是存疑为好。优就是演员，揣摩别人心意，在最恰当的时机说出最扎心的话，本是过去演员的绝学。这些人制造流言蜚语的结果，是晋献公决定让三个大儿子离开晋国的都城绛。

理由大体还算冠冕堂皇，曲沃是国君的宗庙所在，蒲地（今山西隰县）、屈地（今山西吉县）都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都太重要，需要有专人主持大局。于是太子申生被派回曲沃，重耳去了蒲，夷吾则到了屈。离开国都，至少也意味着被疏远。只有骊姬的儿子奚齐和她妹的儿子卓子，留在晋献公身边。

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太子被委派去完成一次军事任务。按照当时的观念，这简直是废太子的一个明确信号：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车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

太子的职责是主持祭祀和侍奉君父。国君出征，太子留在国都，就叫作监国；如果另有人留守，太子就追随国君身边，叫作抚军，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担任三军统帅，就需要令行禁止。对太子而言，凡事请示父亲，就缺乏威严；自己独断专行，就堕入不孝。总之，无论怎样都不妥帖。所以，主持军务是国君和正卿的事情，太子还是不要过问为好。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骊姬显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发动了最后一击。她先给在曲沃的太子送信：“国君梦到了你去世的母亲，请赶紧祭祀她。”按照礼制，祭祀之后太子要把胙肉献给晋献公。胙肉送到国都绛时，献公正在外田猎，所以骊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下毒。

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

晋献公将胙肉放到地上祭祀，地上的土凸起成堆；给狗吃，狗暴毙；给奴隶吃，奴隶也毙命。骊姬这时仍然显得只是一个无知无辜而只会哭泣的女人，她说：“阴谋是从太子那里来的。”于是，晋献公大怒，最终逼死了太子申生。而公子重耳和夷吾，也不得不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

小说《东周列国志》里，还多了一个蜜蜂计的故事。骊姬向晋献公诬告，说太子申生调戏自己，献公不信，骊姬说，你可以自己看。于是骊姬与太子申生同游苑囿，骊姬在头发上涂满了蜂蜜，自然招蜂引蝶。于是申生扬起袖子为之驱赶，献公远远看见，自然觉得这是调戏之状。

这个桥段，属于民间故事里著名的“主母反告”母题，即一位地位较高女性诬陷地位较低的男性调戏自己。希腊神话里有雅典国王忒修斯之妻诬陷忒修斯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圣经》中有波提乏之妻诬陷约瑟，《水浒传》里还有潘巧云如此收拾石秀……可见自古以来，全世界人民都对这种套路喜闻乐见。

蜜蜂计故事有更早的版本，主角另有其人，但流传不广。只有安在骊姬身上，才特别深入人心，可见骊姬作为心机婕的代表，也成了宫斗故事的箭垛人物。

在集权国家，宫廷往往是这样一种地方：第一，宫廷是实际上的行政中心，这里出台的决策，可以决定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命运；第二，大量宫廷中人实际上与世隔绝，他们唯一会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宫斗中胜出，对自己的成功会对外面的世界发生怎样的影响，既不了解，也不关心；第三，对公众保持神秘感是宫廷的基本特征，所有宫斗的诉求和手段，自然都不能是公开的，其滑向下流龌龊，也就不可避免。

所以，在有的领域，个人的私欲可以和国家、社会的福祉结合起来，出于自私自利之心的行为，却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但宫斗却绝不可能，它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相应的，在一个较为健康、富有活力的体制里，宫斗的能力也不会是最重要的能力。而当时的晋国如旭日方升，道德评价固然可能很难看，但绝不会欠缺活力。

史籍中记录骊姬的宫斗手段固然真真假假，但其作为宫斗界的女神级人物，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晋国全局看，她就是一个弱智。这是骊姬和后世的吕雉、武墨们根本不同的地方。那些女人固然也精于宫斗，但也绝不缺乏政治判断力。不过关于她们的电视剧不会表现这一点而已，毕竟，电视剧的“主流收视人群”，对有可能提升自己智商的剧情，其实是拒绝的。

骊姬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骊姬的支持者不是外嬖就是演员，都是当时被贵族乃至整个社会鄙视的身份。这些人固然有可能对晋献公施加不小的影响，但一旦失去晋献公，他们就没有任何影响力。当时晋国的实力派贵族，如里克、丕郑等人，对这场宫廷斗争的态度，即使不站在骊姬的对立面，也最多选择观望，没有谁是真正的骊姬一党。

第二，她让重耳和夷吾两个大儿子离开都城，却安排他们去了军事要地。在这种地方，只要政治素质不跌破底线，就很容易培养自己的实力班底。后面的历史也表明，不论是一代霸主晋文公重耳，还是被视为庸人的晋惠公夷吾，手下都堪称人才济济。

太子不带兵，国君的其他儿子却可以带兵，确实是古老原则。但正因为这项规则，带过兵的儿子可能有很大机会把合法的太子干掉，何况骊姬的儿子是被强行指定为太子的，毫无合法性可言。对照后世经验，仅列举最著名的事例：隋，主持南征的晋王杨广，干掉了哥哥太子杨勇；唐，征战不断的秦王李世民，干掉了哥哥太子建成；明，守御北方的燕王朱棣，干掉侄子建文帝朱允炊……甚至骊姬该庆幸，重耳和夷吾都还敬畏父亲的权威，没敢一开始就轻举妄动。

相比自作聪明的骊姬，看起来老迈昏聩的晋献公，实际上要清醒得多。他显然深知自己心爱的小女人越是在宫斗中走向成功，就越是把自己放到了火山口上。自己一死，也许就没有人能庇护她了。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重，他召来了奚齐的师傅荀息，这是此时他唯一可以托付的人了：

（晋献公）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

“藐诸孤”，意思是幼弱的孤儿。“这个幼弱的孤儿现在就托付给大夫你了，你将拿他怎么办？”从这话里，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晋献公的忧虑与恐惧。荀息回答，自己将竭尽全力。但“如果成功，是国君您神灵护佑，如果不成功，我愿死而后已”这样的表述，也显出荀息对控制住局势毫无信心。 、

九月，晋献公去世。十月，大夫里克杀死骊姬之子奚齐。荀息于是立骊姬之妹的儿子卓子为嗣君。十一月，里克又杀死卓子，荀息履践自己对晋献公的诺言，也选择了死亡。这过程中，《左传》《史记》对骊姬都一字不提，显然她已经根本无关紧要。半小说性质的《列女传》倒是补了一句：“鞭杀骊姬于市。”算是给读者一个交代，她确实是有死而已。

变霸编第九章 国位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