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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位之争

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晋献公的这三个儿子，在史传中的形象全然不同。

太子申生负责圣洁。为了对父亲尽孝，他对骊姬的步步紧逼毫不抗拒。有人劝他去找父亲为自己声辩，他却说：“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没有骊姬，父亲甚至无法正常安寝和饮食。我为自己辩白，骊姬就将获罪。父亲已经年老，失去了骊姬不会再有快乐，那么我也没有生趣可言。于是申生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人物没有行动能力，但他们的存在对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塑造，却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公子重耳负责霸业。毕竟是在他的手上，晋国尊王攘夷，真正奠定了天下霸主的地位。剩下来的夷吾，好像就只能负责猥琐了。有人概括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贪婪、无信、无义、无耻的小人”，自然，他最终还得到了小人应有的失败。粗读《左传》或《史记》，夷吾的故事很容易被简化为下面这样：

骊姬之乱，晋国公子纷纷流亡。大夫里克等人除掉骊姬后，就放出话来，请这些公子们回国。这和齐国公孙无知之乱后，大夫们请流亡在莒国的齐桓公回国是一样的。夷吾想回去，可是他又担心国内这些大夫权力太大，不好控制，就决定先找外援，这就想到秦国。毕竟，秦穆公夫人是他姐姐。他派人去跟姐夫说：“你帮我回去，我就把河外的土地割让给你。”于是秦穆公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

但是晋惠公回国后就反悔了，送话给秦穆公：“当初我跟你是说过把河外给你，但是我晋国的大臣都说：’这片土地是我们晋国的先君遗留下来的，是我们晋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流亡在外时，有什么资格把这块地许给别人呢？’我拿他们也没办法。”把责任往大夫身上一推，他就赖着地不给了。

过了几年，晋国发生饥荒，老百姓没饭吃。晋惠公是真拉得下脸来，这时又想起秦国，就派人跟秦国讨要救济粮。秦穆公宽容大量地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晋惠公是混蛋，但是晋国的人民是无辜的。于是他派船给晋国运粮食，船队规模很大，因此历史上特别记了一笔，叫“泛舟之役”。

下一年，轮到秦国灾荒了，秦国跟晋国要救济，结果，晋惠公君臣一讨论，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答应给秦国的地没给，已经结了怨了；现在就是给粮，仇恨也消除不了。当初答应给地，是皮，到底没给，是皮之不存；现在给粮，是毛，给了也白给，是毛将焉附。于是晋惠公就眼看着秦国人挨饿（若据《史记》，他甚至趁机发兵攻秦）。

秦穆公终于忍无可忍，兴兵攻打晋国，秦晋两军在韩原大战。好人有好报，秦国人到底是扬眉吐气，获得胜利，抓住了晋惠公。之后，秦穆公再一次显出大仁大义，居然没有杀他，反而还把他给放回去了。但是，晋惠公至此已经彻底失去人心，他死后，他的儿子晋怀公更加昏乱，终于被晋国人抛弃。公子重耳回到晋国，从此领导晋国人民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当然，书读细一点，感受会有所不同。上面的概括，给人感觉是夷吾坏且蠢，而秦穆公简直是一位高尚的活雷锋。事实上，夷吾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好人，但你和他易地而处，能否比他更高明，那就很难说。至于秦穆公，他的种种利益算计，也未必光明正大。

当初被外放时，重耳在蒲，夷吾在屈。《史记》说：“蒲边秦，屈边翟。”对照地图，似乎是说反了。蒲城更突出到北方，处于戎狄环伺之中，屈地更靠南也更靠近黄河，更容易到达龙门以南的通往秦国的黄河渡口。

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骊姬进谗，晋献公震怒，要置两兄弟于死地。重耳不敢和父亲对抗，没有利用蒲地防守，而是开始逃亡，逃到戎狄那里。夷吾利用屈地防守到第二年，眼看守不住，也开始逃亡，但没有选择和哥哥一起，而是逃到了梁。

不追随哥哥的脚步，很好理解。在一起，夷吾就只能是哥哥的附庸，人家有事只会找哥哥，独立行动才可能有自己的机会。梁指古梁国，在今陕西韩城，也就是说，已经到了黄河以西。这个意图，支持夷吾的大夫郤芮概括得很直接：

“梁近秦而幸焉。”梁接近秦国，在那里，可以有幸得到秦的帮助。

这时晋献公还在，老爷子的权威不容撼动，所以夷吾和他的追随者暂时还需要等待。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大夫里克、丕郑等人杀死了骊姬姐妹的孩子，这之后他们需要寻觅一位新国君。《左传》省略了这段，《国语》《史记》都称里克首先找的是重耳，这很合理，因为夷吾是重耳的庶弟，继承顺位来说，重耳在前。

但重耳说了一番很有道德境界的话（《史记》记载的比较简略，《国语》的版本几乎是一篇论文），拒绝了回国邀请。里克于是又找夷吾，夷吾君臣的分析，则是很实在的利益算计：“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国内还有献公其他的儿子，里克他们不拥立，反而要找个流亡在外的，恐怕靠不住。实际上，当时重耳不愿意回国，也可能是同样的顾虑，觉得回去也是当傀儡。

所以，还是要找外援，“辅强国之威以入”，位子才坐得安稳。这个强国可以是齐国，因为鲁僖公九年也就是葵丘之盟那一年，齐桓霸业如日中天，很有跑到晋国的兴趣，后来护送夷吾回国的，也有齐国名臣隰朋率领的军队。但齐国毕竟太远了，所以更主要的还是秦国的支持。当然，要秦国帮助要付出代价，这时郤芮说了一句话，可以看作后世无数卖国者心理的极好概括：“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国家是人家的，我有什么舍不得？如果能够回国成为人民的主人，还怕没有土地吗？

所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出卖国土时往往顾虑比较多。而正失意的人要想篡位夺权，那出手不定有多大方。于是郤芮为夷吾去见秦穆公，洽谈支持夷吾回国的事宜。他承诺赠给秦国的土地是：

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

黄河从龙门山到华阴，是自北向南奔流而下的，然后便折而向东。对晋国来说，黄河以西和黄河以南，都是河外。夷吾承诺，把这个范围内的重要城邑都赠给秦国，此外还要加上河内直到解梁城的地区。解梁城在山西永济市，这里有著名的黄河渡口蒲津，历来是秦晋间战守必争之地。这也就意味着，夷吾把全部黄河天险都赠给了秦国。这份赠礼如果落实，秦国向东扩张的大门就从此打开：晋国将很难再对秦国构成威胁，秦国攻晋，则如水之就下，势不可当。

秦穆公当然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但这样的好事，又似乎有点难以置信。秦穆公问郤芮：“公子谁恃？”你们公子有什么力量可以倚仗？这是试探夷吾的虚实。郤芮回答说：

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

我听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党羽，因为有党羽也就会有仇敌。我家公子从小不爱折腾，不好欺负，但也不会反应过激，长大后还是这样，别的就不知道了。

这句话不知道是现场记录还是《左传》的创作，但回答得实在巧妙。第一，他明确透露给秦穆公一个信息，夷吾的实力很虚弱，所以为了获得外援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非常合理；第二，他又显得在竭力辩解，认为无党并非缺陷，表现出夷吾的使节应有的态度，从而达到了解释就是掩饰，越掩饰越像是真的的效果。

之后，秦穆公君臣商讨的结果是：“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夷吾性格多忌，必然导致各方面的怨恨，又哪里能取得成功呢？这样的人当上晋国国君，是我秦国的福利。所以他们决定帮助夷吾。

《国语》中，这一段叙事更复杂而结论更明确。《国语》称，秦穆公派人考察了重耳和夷吾，比较结论是重耳优秀，夷吾比较挫，所以为秦国利益着想，应该支持夷吾当晋国国君。

夷吾是不是真的贪婪又无能呢？这要看他当上国君后的表现。除了许诺割让战略要地给秦国之外，夷吾还向国内的实力派贵族许以丰厚的赠礼：他若当上国君，赐给里克汾阳之田百万亩，丕郑负蔡之田七十万亩。但实际上，夷吾几乎一回国就把里克给逼死了。经典对白如下：

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

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

晋惠公，也就是夷吾派人对里克说：“没有您，我到不了这一步，虽然如此，您已经杀了两位国君、一位大夫，做您的国君，不也是太难了吗？”里克回答：“他们不死，您哪里会有机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您的意思我知道了。”

晋献公死后，里克的手段大家都见识过。骊姬的儿子奚齐，本来即将登上国君的宝座，可是还在丧庐中，就被里克给杀了。受晋献公托孤的荀息，于是改立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里克又把卓子给杀了。这次动手的地方，干脆是在朝堂上。荀息没办法，只好陪着卓子死了。这就是所谓里克“弑二君与一大夫”。

能杀里克，说明晋惠公不仅是拥有国君的虚名，手段和实力都很可观。不然，里克能杀奚齐、卓子，为什么不能杀他？可见，郤芮跟秦穆公说什么“亡人无党”，不是实话，他在晋国国内，本来就有根基。里克有一个重要的同党，叫丕郑。晋惠公杀里克时，丕郑在秦国，因为他在为惠公给秦穆公带话，拒绝交割河外列城。

这里可以阴谋论一下。惠公靠秦穆公的力量回国，使得自己可以免于一回到晋国，就处于里克、丕郑的控制之下。然后他把答应割让河外之地的问题摆到里克、丕郑面前。这时他已经实现了从夺权派到当权派的角色转换，再卖国就会肉痛，所以这个诺言当然不能兑现。这一点，惠公和里、丕之党很容易取得共识。甚至，整个晋国上下估计没几个人会有不同意见。由于还意识不到惠公是危险人物，所以里克、丕郑只想着怎么应对秦国，丕郑表示愿意出使秦国。趁丕郑不在，里克孤掌难鸣时，惠公突然发动，对里克下手。

事情的真相不一定这么环环相扣。但惠公利用秦穆公的力量，摆脱国内大夫的控制，再以晋国大夫的反对为理由，拒绝向秦穆公兑现诺言，却是很明显的事实。《国语》中记录一则“舆人之歌”，字面看，舆人应该和车有关，但旧注说，舆人就是人民群众的意思。应该还是老司机能说会道，尤其善于把时政编成段子，所以他们的话特别容易众口相传：

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

奸佞的被奸佞的所骗，结果没有得到田土；巧诈的被巧诈的所欺，最终果然失去了赂地。意识到自己被惠公利用了的丕郑，开始转而为秦国谋划。他跟秦穆公说：

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

反对割地的，是吕甥、郤称、冀芮（即前文提到的郤芮，因为其封地在冀）这些惠公流亡时期的老班底，可以先收买他们，于是惠公也就势孤力弱了。然后可以考虑让重耳取代惠公，秦国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于是秦穆公赞助丕郑回国实施这个计划。结果收买完全不成功，不久之后，丕郑和他在军方的势力就被一锅端了。丕郑的儿子丕豹再跑到秦国，跟秦穆公说惠公不得人心，推翻他很容易。秦穆公是何等人物，这时已经认清了事实，知道这是丕豹急于报仇，故意贬低惠公。穆公说：

失众，焉能杀？违祸，谁能出君？

没有大众的支持，怎么可能诛杀大夫？晋国国内反对惠公的人，避祸还来不及，哪里能够赶他下台？

《左传》多次提到，晋惠公在晋国不得人心，这和秦穆公这句话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补充。一方面，确实有不少晋国大夫和晋惠公离心离德，另一方面，忠于他的力量，暂时还足以稳住大局。

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即晋惠公回国后的第六年，秦晋韩原之战爆发。描写大战之前，《左传》先把晋惠公干的缺德事全部梳理了一遍。

第一，晋惠公回国之前，他的异母姐姐秦穆公夫人嘱咐他两件事：一是把太子申生的妻子贾君托付给他，秦穆公夫人和申生同母，关系比较特殊；二是让惠公接其他兄弟回国。然而惠公把嫂子给睡了，也没让兄弟回国。第二，许诺给晋国大夫的地，没有给。第三，许诺给秦国的地，没有给。第四，晋国闹灾荒，秦国救援，现在秦国闹灾，晋国不救。

这四条，除了贾君那件事是比较单纯的雄性荷尔蒙作祟，另外三条半，从一个君主的角度考虑，都不难理解。不让兄弟回国，是因为他们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哥哥重耳，继承顺位本来还在自己之前。不给秦国地，又对秦国的饥荒幸灾乐祸，这种盼着强大的邻国倒霉的心态，今天也很常见。不给大夫地，当然是不愿意他们势力太强尾大不掉。但可以理解是一回事，要把这些事干得漂亮，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的同时，不把别人得罪得太狠，那是真需要本事的。

何况，当时晋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所知道的天下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深度管控如此广大的土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公子们需要接受当不上国君就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异姓大夫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一切都是全新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大家都不大清楚自己的利益边界，彼此妥协的难度系数那就更大。

惠公在位这几年，显然没能把这些关系理顺。而这时秦军是饿着肚子憋着气来的，打赢了有饭吃，打输了不战死恐怕也要饿死，所以双方士气自然不一样。秦军一路挺进，连续击败黄河以西的晋军，渡河一直打到韩原，即山西河津东，算是深入晋国国境了。晋国大夫对战局的判断是：“师少于我，斗士倍我。”秦军没咱们人多，但斗士是我们的双倍不止。还有人悲观地预测，自己能当俘虏就算命好，因为至少没有战死。

惠公就是在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弥漫的情况下率军迎战的，但实际战况远不像预测的那样胜负分明。备战时，晋国一贯亲秦的大夫庆郑再次大讲秦国的好话，偏偏占卜的结果却说，选庆郑当车右最吉利。于是惠公破除迷信，撂开庆郑，仍用自己一党的人当车右；拉车的马，又没有用晋国本国的，而用了郑国送的“小驷”。结果在战场上，郑国马不听话，导致惠公陷入秦军的包围。惠公向庆郑呼救，庆郑不理，跑开了，惠公被俘。

与此同时，秦穆公也陷入晋军的包围，庆郑跑去跟眼看就要抓住穆公的晋军说，快去救咱们国君。于是晋国人走了，秦穆公逃过这一劫。不然，这一仗打下来，双方都抓住了对方的国君，倒也充满喜感。

这是《左传》《国语》的说法。还有另外一说，散见于许多古籍：当初有一批盗马贼，偷吃了秦穆公的骏马。秦穆公知道这事后，不但没追究，反而给他们送了美酒过去，说吃了马肉之后，一定要喝酒，不然伤身子，你们喝吧。于是这些人对秦穆公感激得不得了，韩原之战时，秦穆公身陷重围，他们突然杀出来，把晋军杀退了。《吕氏春秋》这段写得最生动：

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

晋国军队已经把秦穆公团团围住，晋国的武士，有的已经抓住了秦穆公战车左边的骖马，有的奋击秦穆公，穆公的铠甲总共七层甲叶，已经被击穿了六层，这时盗马贼杀出来救驾……这个动作设计水平，可以去剧组当武术指导了。

这个故事《史记》也采信了，当然，那些有画面感的描写删掉了。这两说哪个更接近真相，其实不重要。但有一点，两种说法观点倒是一致的，就是韩原之战势均力敌，秦军是险胜，乃至可说很侥幸。这大约表明当时晋国的整体实力远强于秦，在有反对派拖后腿的情况下，单单是忠于惠公的力量，比起秦国的哀兵，战斗力也差不了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韩原之战的失败实际上增强了晋国内部的凝聚力。照例，国耻是爱国主义的温床。尤其是惠公一党的人，这时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素质和大局意识。《左传》和《国语》都有这样一段情节：晋惠公被秦国俘虏三个月，派了一个使者回国通报情况。晋国大夫、惠公的忠臣吕甥，借机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

他安排人把国人召集起来，以国君的名义赏赐大家。然后传达国君的话（实际可能是他替国君拟的话）：“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所谓“夫太子，君之贰也”，上面这句里的“贰”，就是指太子，圉则是太子的名字。即使我能够回来，也已经对不起国家。让我儿子即位吧。

确定这一点，一是警告秦国，不要以为抓住了惠公就可以狮子大开口，我们晋国已经有新的国君了；二是向国人展示，你们的国君是如此有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你们还不应该血战到底吗？现场效果是引爆泪点，“众皆哭”。

吕甥于是又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

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

大家要积极缴税，整顿军备，辅助我们的继承人。诸侯听到我国失去了国君却又有新的君主，群臣和睦，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盟友就会更加积极，敌人就会有所畏惧，这就会对我们晋国有利。现场又被打了鸡血，“众说（悦）”。

于是吕甥乘机推行了两项制度改革：“爰田”和“州兵”。这两个词的含义众说纷纭，可能爰田是开阡陌大生产，州兵是扩大征兵范围，给平民通过当兵翻身的机会。这是后来战国变法的先声。这样充分高效的动员之后，吕甥才去和秦穆公谈判，这段对答实在太精彩，所以往往作为散文名篇被选出来：

秦伯曰：“晋国和乎？”

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穆公问，晋国内部和睦不和睦？对话好比下棋，下一步看三步。这一问，秦穆公预料中的回答，显然是吕甥死鸭子嘴硬，说和睦。然后自己就可以高调揭发晋国内部不和的事实，进而开出自己的条件。

然而吕甥说，不和睦。穆公的后招，一下就全落空了。吕甥解释为什么不和。先说小人，也就是平民。晋国的平民拥戴惠公，在韩原之战中又死了很多人，所以仇恨秦国，在他们看来，哪怕联合戎狄，也要向秦国报仇。

再说君子，也就是贵族。贵族比较明白事理，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第一，他们也是热爱自己的国君的；第二，他们也知道晋国有对不起秦国的地方。所以，贵族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你把我们国君放回来，我们就回报你的恩德；你如果加害我们国君，我们就“有死无二”，和你决一死战。

所以，所谓“不和”，是建立在你秦国放我们国君回来的基础上的。国君回来，贵族会设法消弭平民的反秦情绪；但如果国君回不来，那么晋国可就上下和睦，万众一心，大家都以你秦国为敌了。

秦伯曰：“国谓君何？”

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穆公又问：“那晋国人现在怎么预测国君的命运？”这一问也很高明。你把国君是否放回去说得那么重要，那你倒是猜猜，我会不会放他回去。吕甥仍然是把小人和君子分开立论。平民思维比较简单，只有一来一去的利益关系。我们国君确实干过对不起秦国的事，所以秦国一定会加害我们国君，然后我们一定要为国君报仇。

贵族认识问题则是很有高度的：晋国已经认识到错误，秦国就会把我们国君放回来。我们国君不兑现承诺，就把他抓住；兑现了承诺，就把他放回去，这叫恩威并举。韩原一战，秦国既立了威，也树了恩，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称霸。但如果加害我们国君，那就相当于，当初让他回国，却不能安定他的君位，现在废掉一个国君，却找不到合适替代人选。之前所下的功夫就统统白费了，秦国应该不至于这么蠢。

作为外交官，吕甥要扮演的不是鹰派或者鸽派，而是两派意见都告诉你，你自己掂量。秦穆公说：“是吾心也。”我也就是这么想的。实际上见吕甥之前，秦国君臣的分析结论就已经是要把惠公放回去。因为以此时秦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灭晋，杀了惠公，只会结下深仇大恨，秦国未必有能力承受这个后果。现在和吕甥一谈，秦穆公当然更确信把晋惠公放回去的决定是对的。

晋国大夫庆郑的表现，也非常值得玩味。战前，他声称晋国被秦国打是活该；战争过程中，他导致了惠公被擒和穆公逃脱；战后，他却好像很愧疚，似乎之前他说风凉话和战场上玩任性，是相信晋国打秦国怎么都不会输，根本不料真的玩脱了。

《左传》记录，惠公被放回来时，有人劝庆郑逃走，他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语气说，不能走，自己是个罪人，那就一定要让国君依法惩治自己。《国语》里，他甚至说，如果国君不能救回来，他就要去跟秦国玩命；国君回来，则如果他不杀自己，那就自杀。这大概也是高涨的爱国情绪刺激出来的反应吧。

韩原之战还有一个重要影响，一个人物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那就是公子重耳。

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春天，重耳投奔戎狄。他母亲是大戎狐姬，这是他舅舅家。之后他在戎狄娶妻生子，对返回晋国显得并不是很积极，这和他的弟弟夷吾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晋国的国际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回国是一场豪赌。夷吾赌了，最后也输了。重耳不赌，但要说这是因为深谋远虑，预测到十九年后的成功，恐怕也未必。更可能是，他把最大风险最小化，保留观望余地，即使留在戎狄，也没什么大亏吃。

史称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行”，十二年后，他终于离开戎狄，到别处去寻找机会。离开的原因，归结下来是两个。一是重耳的舅舅狐偃说的：

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著滞淫，谁能兴之。盍速行乎！（《国语•晋语四》）

住在狄人这里，本来是指望他们的力量谋大事，现在看来没什么希望，还是必须另外找强劲的外援。二是有刺客：

（晋惠公君臣）谋曰：“重耳在外，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杀重耳于狄。（《史记•晋世家》）

没机会和有刺客，这两个理由都很有说服力。但问题是，为什么早不觉得在戎狄不足以成大事，现在突然这么觉得了？而晋惠公为什么早不想杀重耳，这时却突然派刺客了？

不妨排一下几件大事的时间：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僖公十六年（前644年）秋天，“狄侵晋……因晋败也”，就是狄趁着晋国被秦国打败，也想趁机来分一杯羹。重耳在夷狄十二年，则他重新走上流亡之路，应是在鲁僖公十六年底或十七年（前643年）初。狄侵晋，重耳离开狄，这两件事时间上挨得太紧，未必只是碰巧，可能有某种因果关系。

把重耳往高尚里想，就是他很爱自己的祖国。你攻打我的祖国，我就不能再在你这里待了，所以要走。但结合《晋语四》里狐偃“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的议论，则可以有完全相反的推论：狄人为了重耳攻晋，可是狄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威胁不到惠公的地位，距离夺得君位，还是遥不可及。

晋国刚刚打了败仗，最为衰弱，此时狄人都没有能力送自己回去，再等也没有指望，还是走吧。而夷吾之所以原来不派刺客现在突然派了，也是因为之前哥哥在狄人那里挺消停，自己不用多事。现在既然狄人入侵，以哥哥的名义生事，那就还是把哥哥杀掉以绝后患。所以，重耳不得不走了。

还曾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问题：重耳最终回国，靠的是秦穆公的支持，为什么离开狄人后，他不直接到秦国去，非要先向东，几乎绕了一个走遍天下的圈子？回答很简单：此一时，彼一时。

鲁僖公十六年前后重耳离开狄人的地盘，鲁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在秦穆公支持下回国，秦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前一个时间点，韩原之战刚刚打完，秦穆公暂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秦国开始在河东征税，并设立了有关部门。两年后，晋惠公以太子到秦国做人质为代价，换回了河东地。总之，不管晋国内部是怎样一种情绪，这是秦国控制晋惠公最成功，因而也最不希望晋国有其他君位竞争者来搅局的时期。

如果这时重耳跑到秦国去，秦穆公拒不接纳是可以想见的。甚至，为了向晋惠公示好，直接把他抓起来送回晋国，也没什么令人意外的。至于七年之后，重耳终于到了秦国，是因为情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惠公病重，他的儿子晋怀公明显流露出对秦国的敌意，扶植亲秦的晋国国君的问题，又摆在了秦穆公面前。这时，重耳就又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出现了。

《左传》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完整回顾了重耳从骊姬之乱开始的流亡生涯。这么写，好处是内容连贯事件集中，阅读体验非常好，不至于看了一段然后要在一大堆不相干的事件后才能找到下一段，坏处是有些事很难确定具体发生的时间。

司马迁写《晋世家》的这一段，是花了大功夫的。他显然注意到《左传》这个缺陷，所以补充了一些很关键的定位信息。下面还是先按照《左传》讲一遍故事，《左传》中不清楚的地方，参照《史记》《国语》等书补充。

重耳在狄人的地盘生活时，娶过一个狄人女子。离开时，他对这个妻子说，等我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后我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

这话说得其实挺猥琐的。觉得自己照顾不了人家，也许后会无期了：真心为人家考虑，那就说看见合适的男人就嫁吧：或者自私得坦荡一点，那就直接说反正你别改嫁。前面加上二十五年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限制，真是既想装放得下，其实又舍不得。

不过那个年代是直男癌思维的天下，重耳这么说，也很自然。

他这个戎狄妻子比他爽利多了：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

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才改嫁，五十岁都该装进棺材（就木）了，我还是等你吧。

于是重耳先去卫国，到太行山以东，而当时太行山东西两侧文化差异很大。之前十二年，重耳虽然也算是流亡，但毕竟是在舅舅家，这才真正开始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卫国和晋国虽是同姓，但卫文公并不愿意照应这个远房亲戚，重耳只好重新上路，于是发生了著名的“五鹿野人”事件。

重耳一行在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北）断了粮，找一个野外的农夫要吃的，农夫把一土块给重耳。重耳很恼火，要鞭打这个农夫，他的舅舅狐偃（字子犯）说：“这是上天要赐予您土地的预兆。”于是重耳行大礼后，把泥块接过来放到了车上。这个故事，不必当预言看，但可以看出重耳君臣在逆境中给自己打气鼓劲的能力。

这也是《左传》中唯一一次提到重耳在流亡途中挨饿，看来是初次走这么远路没有经验，对东方同姓国家的冷漠心理准备也不足。后来总结教训，再出行准备都比较充足，就不再有这样的窘境了。

重耳到齐国，见到齐桓公。重耳很可能是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底出发的，而下一年冬天，齐桓公就去世了。所以重耳离开狄地，基本是直奔齐国，在途中没怎么耽搁。齐国是姜姓，当然，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多少也可以扯上一点，太子申生的母亲是一位“齐姜”（《史记》说她是齐桓公之女，但年代似乎对不上），论起来，重耳也得管这位齐姜叫妈。

即便如此，按照宗法制“别内外”的原则，外亲之间的关系很疏远（老丈人和女婿之间，是亲属关系中最低的一等），齐国对重耳也没什么责任，但齐桓公对重耳很好，又给他找了个妻子，再送他八十匹马。不确定重耳这个齐国媳妇是齐桓公的女儿还是其他宗室之女，总之是按照习惯，还是得叫“齐姜”。《左传》写道：“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

这个叙述可能给人误导，就是重耳喜欢上齐国，他的随从狐偃、赵衰等人发现苗头不对，立刻催促他上路。

实际上重耳在齐国已经大约待了五年。因为重耳离开齐国后，不久就到了宋国。司马迁提醒大家，当时“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泓之战是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冬天的事。所谓十九年流亡，在狄十二年，在齐五年，其实都可算安生日子。真正在路上颠沛，只有两年。

这一年，晋惠公病重，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子圉逃回晋国，秦晋关系又到破裂的边缘，《史记》径称：“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纳）之。”显然，回国当国君的机会又来了。重耳和追随者的矛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重耳觉得在齐国娇妻美妾、肥马轻裘的日子过着挺好，追随者说不行，你一定要争取当国君。

这时重耳的齐国妻子站在追随者一边，她的一个养蚕的女奴听到追随者的密谋，把姑老爷要走的消息密报给她。结果，这个可怜的小女人不但没有得到赏赐，反而被齐姜杀了灭口。接下来，重耳的表现符合一个没出息男人的一切特征：

（姜氏）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姜氏对重耳说：“我知道你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听到你密谋的人，我已经杀了。”重耳说，没这回事。姜氏说：“你还是走吧。留恋老婆的男人没出息。”重耳坚决不走，我不要做大事，我要和你在一起。于是姜氏和狐偃等人密谋，把重耳灌醉，装在车上拉出了齐国。重点也是槽点来Ｔ：重耳醒过来之后，还无法面对自己离开齐国的现实，拿起戈，作势要杀自己的舅舅。

据《国语•晋语四》，重耳到曹国之前，又到了一次卫国。因为齐国到曹国并不经过卫国，所以很多人认为《国语》是错的。其实，也不能排除重耳先到卫国后又改变路线的可能。曹国也是姬姓国，对重耳也很恶劣。在这里，重耳遭遇了流亡途中最恶心的事，洗澡被偷窥。

据说，重耳有个比较独特的生理特征，肋骨连成一片，即所谓骈胁。曹共公视为奇观，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看一下。曹国有个大夫僖负羁，他妻子倒是很有远见，说重耳的随从人员都是相国之才，所以重耳一定能够回国，重耳一旦回国，晋国就将“得志于诸侯”，曹国第一个就得倒霉，咱们还是留条后路吧。

僖负羁听老婆的话，但留后路这事当然不能做得太招摇，所以他给重耳送去食物，下面还压了一块玉璧。重耳把食物收了，但把玉璧退回去，表示好意心领，重礼不能要。这么做很得体，后来也就成了中国人送礼、收礼、退礼的套路。

宋国是殷商后裔，子姓，但宋襄公对重耳很好，参照齐桓公的标准，也送了八十匹马。和齐桓公一样，宋襄公也是接见重耳后不久就死了，看来重耳公子也算是个祥瑞。重耳又到了郑国。郑国也是姬姓，重耳也继续了不招同姓亲人待见的传统。

郑国也有有眼力见的大夫，叫叔詹，但他比僖负羁忠于自己的国君，跟郑文公讲了一番道理，说重耳是“天之所启”，上天看中了要当霸主的人，还是要对他好一点。但郑文公不听。《史记》补充说，见国君不听，叔詹就说，实在不打算善待人家，那就杀了他，以绝后患，但郑文公仍没有理会。这种进言方式，跟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是一样一样的，也是套路。

从郑国再南下，就到了楚国。楚国是蛮夷，国君姓芈，和重耳扯不上任何亲戚故旧干系。当时齐桓公去世，宋襄公想继承霸业，却被楚国打得兵败身死。楚国国势如日中天，中原各国无与争锋。照说，楚成王最有资格不拿正眼看人，但楚成王对重耳盛情接待，《史记》称“以適（嫡）诸侯礼待之”，《国语》则说是用了“九献之礼”，总之是规格极高的礼节。

重耳在楚国，留下最著名的典故“退避三舍”。楚成王问重耳，我对你如此之好，你会怎么报答我？重耳说了楚国一通好话，说晋国的国力，只够楚国的零头，所以实在很难回报。拍马屁自然是耍滑头，想把问题含混过去。

楚成王不放过他：“虽然，何以报我？”哪怕真是这样，你也不能抹抹嘴就走。于是重耳说，如果我成了晋国国君，而晋楚不幸要打仗，我会让晋国军队“退避三舍”。当时军队一天走三十里，三十里之后就要安营扎寨。营寨是舍，所以一舍就是三十里。对两支军队来说，三舍是个安全距离，因为即使第二天大家都前进，到晚上也还隔着三十里，打不起来。

重耳又强调，如果退避三舍之后，仍然不能避免战争，自己就只好拿起武器，“与君周旋”了。这话说得不卑不亢，既对对方表示了感激，也展示了自己的勇气和尊严。但在楚国大将子玉听来，却很不顺耳，你一个落魄的流亡者，受了我国的礼遇，自然该跪舔才对，不卑不亢，就是不逊。于是子玉建议杀掉重耳，楚成王没有听，反而护送重耳到了秦国。《史记》记录楚成王的临别赠言是：

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楚国和晋国距离太远，中间隔着好几个国家，我只能

帮你到这里了。秦晋是挨着的，秦国国君又很贤能，你努力吧。后来，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登基。

重耳如何在秦国帮助下回国，后文细说，下面先把重耳途经各国的情况和遭遇整理如下表：

很容易发现两个规律：第一，凡是和晋国同姓的姬姓国，对重耳都不好，而异姓国家，对重耳基本都不错。第二，凡是小国，对重耳都不好，而大国则对重耳都不错。唯一的例外是宋国，不过当时宋国国君是宋襄公，他一向认为宋国是霸主的料，所以还是大国心态。

前一个规律可能不是规律只是碰巧，后一个规律则有道理可说。当时晋惠公病重，太子子圉从秦国逃回，秦晋关系紧张，重耳回国成为新国君的可能性大增。相应的，晋国对重耳的动向也变得高度紧张，原来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对谁有可能支持重耳，则极为警惕。所以这些小国如果善待重耳，就分明与晋国为敌，他们绝没有这个胆量。

当然，重耳最终有成为国君的指望，他们也不是不清楚。重耳在曹国、郑国的经历，抛去八卦性质的内容，就是这些国家的国君冷遇重耳，但又有大夫对重耳示好，这其实也未必是君臣意见不一致，而是商量好的分工：国君对重耳坏，这是眼下对晋国方面有个交代；大夫对重耳好，是为将来万一重耳当上国君了，咱们在人家面前，总也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小国费尽心机其实也是无奈，并且大抵最终也是徒劳。

和晋国国力相当的大国想法自然不同，他们不担心晋国威胁，相反，这是大家干涉晋国内政的好机会，而重耳自然是奇货可居。但正如《史记》所写的楚成王那句话，地理因素决定了那时真正能深度干涉晋国的只有秦。重耳离开齐国后，目的地应该也很明确，就是秦。关键就在于，从齐国到秦国有哪些道路可走？

一是绕道北方大漠，然后取道云中、九原南下，这条路，当时还属于未知世界，可以不论。二是先到卫国，然后翻越太行山，再到黄河渡口，过河就是秦国——这条路，要穿过晋国国境，而惠公、怀公父子正想着要置重耳于死地，所以基本是找死。三是先到郑国，然后经过周天子所在的洛邑，再通过崎函谷道到秦国。这条路也在晋国的严密监控之下，所以和前一条也差不多。

四就是先到楚国，走武关道入秦，这是当时已知的，又不被晋国控制的唯一一条道路。在款待重耳的宴会上，楚成王凭什么问“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恐怕不仅是因为我待你礼节比较尊贵，还管你吃了顿好的，而是我为你把这唯一通道的大门给打开了。

重耳终于到了秦国。如前所述，当初秦国为晋国挑国君，看中了夷吾而挨斥重耳；然后重耳离开戎狄流亡时，秦穆公对他也并不友好。但作为高明的政治人物，秦穆公和重耳都知道，往日的恩怨都是沉没成本，不必考虑，眼下共同利益是主要的。

按照当时的习惯，秦穆公要显示自己对重耳好，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穆公姓嬴，重耳是未来的晋文公，所以这个嫁给重耳的秦穆之女，史书上称为文嬴。而按照那时的婚制，除了文嬴嫁过去，还要有陪嫁的媵，于是发生了这样一幕：

秦伯纳女五人，怀赢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秦穆公给重耳送去五个女人，其中包括自己的另一个女儿怀嬴。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她曾经嫁给过晋惠公的儿子子圉，也即晋怀公。所以论起来，她本来是重耳的侄媳妇。这件事，向来被人拿来论证秦国真是戎狄之风，太没有礼教伦理了。这个看法自然不错，但秦穆公这么安排应该不是无心•之失，而是故意的。

《史记》《国语》都称，对这个侄媳妇，重耳本来是拒绝的，但手下人劝他：“将夺其国，何有于妻？”秦穆公的意思，大概也正是：我把他媳妇都转交给你了，自然跟怀公之间是不留任何余地了，这也是对重耳展示自己支持他的决心和力度。

但对父亲的这个安排，怀嬴自己可能未必乐意。当初怀公在秦国做人质，打算逃回去之前，主动把计划和怀嬴商量，而她回答说：

子，晋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

你是晋国的太子，在秦国当人质受委屈了，想回去也很正常。我的君主让我来侍奉你，就是想巩固你（这句可以有两解：一是把你留在秦国；二是巩固你的晋国太子之位）。跟你一块走，是放弃了国君的使命，所以不能跟你一起走，但我也不会泄露你的消息。看这对答，怀嬴和怀公这个小丈夫之间，倒是有感情的。

另外，怀嬴当初能被安排嫁给晋国太子，在秦穆公的女儿中的地位自然比较高。现在离婚改嫁，反而成了文嬴的媵，而这位姑老爷以前的老婆还有一堆，自己只怕还要排在她们后面，这位姑奶奶心里怕也难免失落呛火。

当时婚礼上有个仪式，就是洗手。匜是一种盛水的容器，媵捧着匜慢慢倒水，给新郎洗手（同时也会有伴郎倒水给新娘洗手），这叫“奉（捧）匜沃（流水）盥”。怀嬴给重耳倒水洗手，重耳洗完，挥挥手让怀嬴退下。怀嬴就发飙了：“秦晋是同一档次的国家，你怎么鄙视我？”

这一嗓子大概是把重耳吓坏了，他赶紧脱掉上半身衣服，关自己的禁闭。对比在楚成王面前的不卑不亢，他在女人面前认怂的反应，倒是爽快多了。当然，秦穆公不会让女儿的小脾气坏自己的大事，所以紧接着，我们就看到《左传》描写了一段和谐的饮宴唱和。

宴会上，“公子赋《河水》”，学者一般认为，这里“河水”是沔水之误。《诗经•小雅•沔水》中有“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这样的诗句，重耳借以表达对晋国这些年来乱局的感喟和自己对晋国的思念。又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云云，则是对秦国的称颂，表示自己如果回到晋国，将像河水流向大海一样归附秦国。

“公赋《六月》”，秦穆公的回应，则是《小雅•六月》。“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六月是繁忙的季节，兵车已经整装待发。驾车的四匹雄马威武雄壮，车上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这是即将出兵护送重耳回国的承诺。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这样的诗句，则可以理解为祝愿重耳不光会成为晋国国君，还将是辅佐天子匡正天下的人。

这首诗可以梳理出这两层未必相关的意思，至于更看重哪一层，可能秦穆公和公子重耳并不相同。但宾主相和，还远不是挑破这点分歧的时候。与此同时，重耳竞争对手的权威则衰落到最低点。重耳的弟弟晋惠公道德不堪，缺乏远见，但不乏政治手腕，也拥有自己的铁杆班底，此时去世了。晋怀公即位，和父亲相比，更像是一个中二少年。

想当初，鲁僖公六年（公元前654年），惠公夷吾流亡到梁国，梁国国君把女儿嫁给他，生了一儿一女。按照当时的习惯，夷吾要给儿女算命，结果很不吉利，两个人都是奴隶命。夷吾倒也坦白，就给儿子起名叫子圉，女儿起名叫妾。圉的意思是卑贱的牧马人，弼马温都不如；妾的意思则是女奴。

鲁僖公十七年（前643年），子圉被送到秦国去做人质，这时，他的年纪最大不会超过十岁。鲁僖公十九年（前641年），秦把梁国给灭了。《左传》说，梁国被灭，是因为国君喜欢“土工”，也就是搞建设。他倒也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害怕秦国入侵，要修城墙加强国防。结果人民群众修累了，有人喊了一嗓子：“秦国人打过来了！”于是国家崩溃，秦就真的把梁给灭了。这又是一个小国怎么做都无奈的案例，然而《春秋》和《左传》都还批评梁国活该。

秦穆公把子圉弄过来做人质，还把心爱的女儿嫁给他，就是为扶植他做将来的国君。这一点，大概所有的围观群众都明白，但子圉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在秦国是受委屈的，外公才是自己的支持者，现在外公被灭了，晋国大夫一定会轻视自己，立其他人当国君，所以自己必须从秦国逃回去抢位子。

这个行为，老练的政客肯定都觉得不可理喻。不逃，将来在秦国的护送下风风光光回国即位，是非常有把握的，那重耳大概也就只能在齐国的温柔乡终老，一点机会都没有了。逃了，反而是把秦国逼到自己的对立面，但联系青春期少年的精神状态，却也不难理解。

惠公去世，子圉即位，是为晋怀公。怀公立刻做了一件得罪几乎所有晋国贵族的事。想当初晋献公去世，晋国贵族分裂成几派。有支持惠公夷吾的，也有支持重耳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贵族之家大多很懂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的道理，所以不是某个家族支持夷吾，某个支持重耳，而是一个家族之中，有人支持重耳，有人支持夷吾，家族整体上反而显得态度暧昧。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郤芮是夷吾的死党，但重耳最终回国，却“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可见郤氏家族里，重耳一派的也不少。再比如，追随重耳流亡的人里，最重要的无疑是狐偃。但是狐偃的父亲狐突，兄长狐毛，一直都留在晋国，好端端在惠公手下任职。

惠公对这种局面，应该也是心知肚明，但却不去挑破，保持和稀泥的状态。但是怀公一即位，却下令：“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不得追随流亡者。他规定了一个回国日期，逾期不归的杀无赦。为让这个新规定得到落实，怀公拿父亲的外祖父、德高望重的老臣狐突开刀，你必须把你儿子从重耳身边喊回来。

狐突发表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议论，认为自己的儿子既然做了重耳的臣子，就有忠于重耳的义务，做父亲的教导儿子不忠，是违背自古以来的伟大规范的。于是狐突就被怀公处死了。这种作风，足以让晋国上下寒心。逼人选边站，必须要以巨大的实力优势作基础，不然就是把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至此，重耳回国登基就没有悬念了。

秦军护送重耳渡过黄河，秦晋边境上的几个重要军事据点望风而降。经过短暂的谈判，抵御秦军的晋军主力也向重耳交出了指挥权。祭拜祖先之后，重耳登上国君之位。

怀公被杀，推算年纪，当时还不过十五六岁，搁今天也就是个不安躁动的中学生而已。今天论史的人，居高临下指责他政治低能时，不应该忘了这一点。

第八章 晋国往事第十章 晋文之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