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后记
十年前，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出版社把书的题目“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改成“知识分子”，因为觉得题目中的“公共政治”过于敏感和惹眼。我觉得光秃秃的“知识分子”不像是一个书的题目，所以又加上了题目的后半部分“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我要强调的是，每个知识分子，他的思想都不只是他私人的事情，而且必定会包含某种公共关怀和公共问题意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政治。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本来就负有某种公共的使命和政治意识，非公共的知识分子是难以想象的。他把知识分子直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里说话，其言说对象不是小圈子里的专家、学者，而是公共社会中所有“有教养的普通人”。
匈牙利裔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在《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直面21世纪的庸俗市侩》（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Confronting 21st Century Philistinism）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由他们从事什么职业来界定的，而是要看他们以什么方式行动、如何对待自己、坚持什么价值观。”知识分子的行动方式是批判，包括批判他们自己。他们的价值观是自由和独立，“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角色要求他们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思想或利益。自从人类进入现代之后，知识分子有权威，全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社会整体而发言和行动”，“即使在文化发展最顺畅的时候，知识分子与现状也会有格格不入的地方”。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观和批判精神使得他们不能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反面，是不是还有“私人知识分子”呢？那是很荒唐的说法，也是一个不实的神话。雅各比说：“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
公共知识分子的反面既然不是所谓的“私人知识分子”，那么他们是与哪些别的知识分子相区分出来的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对立面又是哪些和怎样的知识人呢？主要是那些囿于专业，沉空守寂，执一隅以自矜严的学院中人。
眼下，对公共知识分子最常见，也似乎最理直气壮的指责就是他们“不够专业”，由此来看，他们的对立面是“专业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于大学里，并在大学的体制化划分中获得专业认可和特殊利益的那些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在美国，似乎都差不多。雅各比对此写道：“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只用某种专门的“学问”来衡量，而是必须放到他们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来考虑。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拒绝像许多其他人那样仅仅满足于当一个被动存在的客体，他们要成为一个积极求变的主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应该有怎样的变化有自己的看法（看法是否总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试图影响别人，与他们一起去实现这些变化的目标。
专业知识分子只需要有他们的专业同伴就够了，但公共知识分子却必须有“公众”，具体而言，就是雅各比所说的那种作为知识听众的“有教养的普通公众”。面对这样的听众，他们讨论的是普通人关心的或应该关心的公共问题或论题，而不只是某个专业圈内少数人关心的问题。除了选择讨论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还需要根据普通听众的需要来调整和形成讨论具体问题的方式、角度、语言、程度等等。他们需要比较清楚地了解普通人对这些方面的要求，并且真心诚意地尊重这些要求。公共知识分子既要有自己的知识标准，又要能放下身段，既要有自己的目标，又要能考虑到现实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和大众能接受的程度，并作出灵活的应对与调整。而这恰恰是当今许多学院式专业人士所不愿做，也做不来的。
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圣人，他们也会犯错和犯混，他们应该是那些特别愿意也能够警惕自己犯错和犯混的知识分子。加缪在《笔记》（Notebooks, 1942-1951）中写道：“知识分子？是的。无需否认。知识分子是观照自己思想的人。……我很愿意既观照又被观照，二者合一。”与公共政治不离不弃的知识分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本书再版的题目中恢复了原来的“公共政治”，更准确地表明了我对这种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推崇，特此为记。
2015年9月29日，奥克兰
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