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不协调”导致犬儒主义
意识形态是一个由种种观念（理论）构成的思想系统,在一个群体中,人们接受某个意识形态,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那种种观念是真实的,而是因为那些观念让人们对许多复杂的问题有了简便的现成答案。
这些都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因此是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理论”。因为绝对正确,所以只要灌输下去就行。接受者无须自己去探究这些观念和理论的真实性,他们只要拿来套用便可。同时,意识形态可以让一个人能很容易融入众人一起信奉某主义的群体之中,相反,如果他不接受这个意识形态,就会被这个群体排斥。
意识形态帮助个人对复杂问题有筒单、易懂的答案,并能找到一个现成的信仰群体,生活也就变得容易多了,也合理多了。对个人和集体来说,意识形态提供的两个帮助——简易的答案和现成的认同群体——都是实用性的,与它在道德伦理上是否正确或在认知上是否合理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德国纳粹拥有的意识形态虽然非常邪恶,但非常有效,便是一个例子。
揭露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不是它的具体内容,是马克思曾经运用过的意识形态批判方式。在批判基督教时,他并没有在神学上与基督教神学家们展开辩论。用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的话来说,马克思所揭露的是,“（基督教）宗教的唯一作用就是在屈从者（the subjugated）心里建立起一种永远的、无声的牺牲意愿（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29）。马克思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对世俗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主义“）的批判。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主义"）的基本作用（虽然不是唯一作用）都是在普通民众心里建立一种对某些人永远的、无声的、不加思考的服从。
宗教的或世俗的意识形态,一旦它的美好允诺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丑陋真实感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和不协调（incongruity）,犬儒主义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先是在少数的一些人那里,后来渐渐蔓延开来,遍及大面积的人群,以至于整个社会。《圣经》里记载的信仰失落者,那种对上帝失望和抱犬儒式怀疑的人,是个别的,而今天,贝尔斯在《没有幻觉的信仰》中讨论的基督徒犬儒主义则已经远不止是少数人的个别现象。
《圣经》里记载的最著名的信仰失落者是《旧约》里的约伯。约伯是个敬神、避恶的虔诚信徒。上帝和撒旦赌约伯的虔诚,上帝对约伯的考验开始了,约伯的绵羊、牛和骆驼被杀死,仆人丧命,儿子们和女儿们也相继死去。约伯失去了一切,最后也失去他的健康,整个身体“从脚跟到头顶都长满毒疮”,变了形。约伯坐在灰堆中刮自己的皮肉。只有他妻子还留在他身边。但她把约伯从自己身边推走,说你还坚持你的虔诚吗?你弃掉神,死了罢!"约伯的妻子是第一个对上帝起不信,对上帝愤怒的女人。
但是,约伯要坚守他的信念。他开始时坚定地忍受痛苦。继而从忍受变成哭诉。他抱怨自己的命运,但愿从来没有出生。约伯是向三位朋友哭诉的,他的哭诉因而有了向旁观者控诉的性质。这种控诉让他的三位朋友非常不安。对上帝的怨言,他们连听到了都觉得害怕。他们断言,约伯的不幸,如同世界上所有的祸害一样,是上帝对人犯下过失的惩罚。他们要求约伯停止哭诉,并且思考他的罪孽和罪责。对这些信神的朋友来讲,上帝一定是正义的,过错一定是在约伯身上。
对此约伯感到愤怒,所以他的哭诉变为真正的控诉。他愿意忍受痛苦,但不愿意忍受他是罪有应得。他为自己辩护道,我是虔诚的,但上帝还是诅咒我；我是无辜的,但上帝还是置我于不顾。我是无辜的！约伯甚至代表人类世界在控诉上帝,因为上帝允许了一个道德上颠倒的世界那些丧尽天良者“究竟为什么活着,活得长久并且财产越来越多?穷人为什么挨饿?那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而是因为富人把他们榨干。穷人必须磨别人的油,自己什么也留不下,为别人榨果汁,自己却口渴难忍。富人取走挨饿者的粮食,”而上帝却不让他们下地狱……天光一亮,凶杀者起身,勒死穷人和可怜人"。
《圣经》里的亚萨（Asaph）是一位古代的乐师和诗人,大约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统治的时期,亚萨是信徒崇拜上帝的引导人。《旧约》中的“诗篇”（psalms）有一些就是他写的。他像约伯一样看到上帝的应许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不相符合,为此愤愤不平：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73：3-6）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
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73：9-14）
迪克·基耶斯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就此写道：“和约伯一样,亚萨悲叹,在这世界上好人无好报。他以犬儒的眼光看待信仰上帝的回报,认为以一生来敬拜上帝,也不过是‘枉然’,这种失望比嘲笑上帝更令人悲哀。”亚萨似乎已经预见到,后现代的人们会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73：16）和约伯一样,亚萨弄不懂,为什么神给人的应许,神说的人间要扬善避恶,实际上都不是那么一回事,而“对上帝影响世界的犬儒主义看法却有时如此有道理”。这种犬儒主义的蔓延削弱了基督教在美国的道德影响力。但是,这不能全怪那些受到犬儒主义影响的信徒,是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他们走上了犬儒主义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