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要公知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职业特征和公共活动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学教授受体制的限制比美国大,升等评级、决定科研项目的权利掌握在领导和人事部门手里,教授被逼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小心耕作,巴望着能出一些符合体制规定的“成果”,所以容易变得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心灵猥琐,浅薄弱智。他们既不能成为“世界的眼睛”,也不敢站在体制的边缘,扰乱它的安宁。这样的教授当知识分子尚嫌不足,遑论公共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出现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由媒体人、自由写作者,甚至赛车手来担此重大责任。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柯利尼（Stefan Collini）在他的《思想缺席：英国的知识分子》（Absent Minds： Intellectuals in Britain）一书中说,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先在创作或学术上达到相当水平,然后通过媒体介入到更广大的公共问题讨论中去,因此,像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lan McEwan,2008年被《泰晤士报》称为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50名英国作家之一,曾公开批评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歧视）可以称得上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如果只是受欢迎的报纸时评人则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身为物理教授的莱特曼写过一部小说,叫《爱因斯坦的梦》。这是一本启发公众思考人与时间关系的书,书中的故事开始于1905年,此时,故事人物,26岁的爱因斯坦即将发表相对论,但他只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位技师。莱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种灵感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当时世人的时空观念?这样的书不是要讲解专门的物理科学知识,而是要把值得全体人类骄傲的爱因斯坦的伟大心灵与普通人的心灵沟通起来,正如一位读者所说：“爱因斯坦的理论通常用于核子般小、宇宙般大的场景,套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并不明显,而这正是莱特曼在这本书之中要做的事。当我游走在这三十个不同的时间世界里,遇见的不是千奇百怪的人们,而是我们自己：有封闭自己于过去的人,有怕老怕死的人,有不曾说过我爱你而痛哭的人,有害怕永远别离的人,有抵抗命运的人,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人。”
公共知识分子是各种各样的,每一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专长、理念、信仰、社会参与、行为方式和知识贡献。莱特曼只是许多公知中的一位,是否够得上“典型”或“象征”的标准并不重要,因为所请的“典型”或“象征”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个人看法,不必用来做其他人都应该或必须如此的楷模。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并不都是尽善尽美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会犯错,但这绝不是因此把他们统统骂成“臭公知”的理由。一个没有公知的社会一定是平庸、肤浅、浑浑噩噩、人云亦云、没有思想活力的社会。在一个以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自由言论、积极公民参与为基本价值观的社会里,并不需要每个知识分子,更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一定会有公共知识分子。而旦,这个社会也一定会尊重它的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盛行“臭公知”的说法,这与其说显示那里的知识分子真的是“臭”,还不如说那个社会里出现了大面积的思想危机、判断失误和价值观扭曲。这样的社会恰恰正是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和促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