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疑到公共讨论
在怀疑向确定的转化过程中,会不断出现阶段性的怀疑。今天出现的对民主、法治的怀疑就是这种性质的阶段性怀疑,我们不应该将之视为最后的确信或最终的真理。怀疑人士们的怀疑也是可以怀疑的。这就要求有一个公开、自由、平等的讨论空间,让不同的怀疑在交流和辩论中被检验和核实,而不是只让某种观点发声,并扼杀不同的观点。这样的空间需要有民主和宽容的制度来保证。
怀疑本身是可以怀疑的,怀疑不是它本身的目的,怀疑是为了引向公共讨论,并由此达成共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或愿意这样看待怀疑。有的人把自己相信的那一套当成世界上唯一的真理,甚至是宇宙真理,他们便是伯格和泽德瓦尔德所说的“因信而狂”（fanatics）的人。当然,他们所谓的“信”常常只是一个为了保住自己私利的幌子或借口。伯格和泽德瓦尔德写道：“各种‘主义'（像法西斯主义等）的理论家们,抵制公民所具有的诸如言论自由的各项自由,以及由独立司法所构成的公正审判等各类的某本法律权益。他们之所以拒绝承认公民的这些自由和权益,是因为理论家们意识到,如果一旦承认的话,势必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从而使保护怀疑的各种程序得以制度化,而怀疑正是忠实信徒们最为惧怕的。”
有的制度靠“因信而狂”得以巩固,但民主却要求允许和保护怀疑。由于政治、道德和法律涉及每个人的利益,而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利益,因此,在自由民主的政治、道德和法律中,都会保留某些允许和保护合理怀疑的机制。一个人当然可以将道德确定性建立在的信仰的绝对确定性之上。如果他能够让自己相信具有绝对约束力的神圣戒律或意识形态,那么,信仰就会使道德的确定性变得轻而易举。然而,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也可使道德的确定性变得死板起来。这样的确定性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因此以为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禁止和惩罚一切对它的怀疑。
如果说信仰需要保护（条件是倡导和实践这一信仰不会侵犯 他人的权利）,那么怀疑更需要保护,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怀疑是脆弱和具有风险性的事情。强调对怀疑的保护是为了避免某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确定性名义对怀疑进行压制。脆弱的怀疑需要政府的保护,这正是民主制度的核心。于是便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悖论,为了怀疑的存在,保护怀疑的政府和民主政治制度本身不应诉诸怀疑。
只有能够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怀疑才是可贵的,第一,怀疑自身亦可怀疑。第二,怀疑不能对它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造成破坏,而这主要是就怀疑与民主和法治而言的。伯格和泽德瓦尔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不希望民主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的教条,因此对有人怀疑“经济和技术尚不发达的国家”（往往不是民主的）是否需要实现民主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民主国家里,只要不诉诸推翻民主制度的行动,只要“不积极努力去推翻民主制度”,对民主制度的怀疑应该受到保护。这么看待民主,并不意味着民主只适合于一些国家,而不适合于另一些国家,它只是意味着,在有待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民主的确定性会不如在民主国家里那么被普遍接受,因为没有民主经验的人们只是从推理（或者某种非理性的恐慌）而非从政治、社会和生活实践去怀疑民主的实效。
即使在民主国家里,对民主的怀疑仍然存在,然而,这种怀疑是民主持续保持生命力的一种保证,而不会减弱民主制度中人民保卫民主的决心,伯格和泽德瓦尔德说：“当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对民主秩序的存在构成威胁时,我们中珍惜民主的那些人将会致力于平息来自内部的这类怀疑。”这种平息所依靠的不是排斥异己,而是更加周详的民主理论和更加完善的民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