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与希望的联姻
美国作家杰斯·欧尼尔（Jayce O'Neal）说：“犬儒主义是一个狭隘的头脑和一颗受伤的心在拒绝希望、爱和仁慈的上帝真理的时候,才产生的东西。”人是因为失去了希望才变得什么都不相信,包括不再相信给予生命基本意义的希望、爱、真实和信仰。尽管犬儒主义与希望看上去是互悖的,但亚乃特和亚勒森在《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里还是提出让“犬儒与希望联姻”（the wedding of cynicism and hope）的主张。他们认为,犬儒与希望并不一定非要相互排斥不可,相反,犬儒与希望的并存和正反联系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人性也不完美,我们必须把希望限制在切合实际的范围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和不盲,这就是犬儒主义可以派上用场的地方。
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不灭的希望,这是人类的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经常来自那些经历过巨大的苦难,有理由因灾难经验而犬儒,但终于没有成为犬儒的人们。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mil Frankl）就是其中之一。弗兰克在探讨人生意义和人道主义的《意义的沉默呼唤》（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 ： Psychotherapy and Humanism）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要实现人类最好的可能,就首先必须相信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而且现在就存在。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随波逐流’,朝坏的方向漂去,因为人类也有最坏的可能。我们相信人类好的可能,但不能因此无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真正称得上是人道的人可能只是少数,或许永远只是少数。但是,这正是挑战我们每个人努力去加入这个少数。事情很糟糕,但如果我们不尽力去改善,事情还会变得更糟。”
犬儒主义经常是在人们觉得事情很糟糕,看到坏事频频发生的时候才出现的。亚乃特和亚勒森称犬儒主义是人们用来应对坏事的“生存工具”（survival tool）,“犬儒开始的时候都是有原因的,犬儒并不是从真空里冒出来的”。同样的现实环境中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犬儒主义：一种是肯定有害的,另一种是可能有益的。
第一种,绝对有害的犬儒主义是习惯性犬儒,它一概否定事情有任何往好处变化的可能。这可能是因为事情确实非常糟糕,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到了绝望的境地,完全没有出路和希望。这也可能是因为当事人对事情的变化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过高的期待使人无法实现希望和梦想”。
第二种,可能有益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没有放弃希望的怀疑与不相信。这是一种能对具体情况审时度势,而非一概而论的犬儒主义,亚乃特和亚勒森称此为“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situationally appropriate cynicism ）。这是一种“对‘人类可能会是怎样’的看法。它认识到,人对人经常是不人道的,我们对人不能太乐观。但我们不能因此犯另一个错误,不再相信人能往好的方向变化”。如果犬儒主义能够审时度势,那么,它就能与希望相互平衡,“犬儒与希望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纠正。单独来看,犬儒和希望都是对人类的保护”,因此犬儒在人的处世方式中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
亚乃特和亚勒森对犬儒的看法是相当正面的（尽管是有条件的）,与大多数批判者对犬儒主义的态度有所不同。一般对犬儒主义的批判也并不总是不留余地的,但在涉及“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的时候,往往会用“合理怀疑”或“理性怀疑”的说法,而避免将它直接称为犬儒主义。例如,澳大利亚政治家林德纳（Robert Lindner）说：“权威有一百个理由害怕怀疑者,在怀疑面前,权威很难生存。”他说的那种针对权威的“怀疑”就是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
亚乃特和亚勒森更明确地肯定了“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他们认为,“情境适宜的犬儒主义”可以对希望形成有效限制,使希望更加能成为符合现实的“有限度的希望”（limited hope）。人们在希望的时候,经常受乐观精神（过分乐观）的鼓舞,顾不得什么限度不限度,“限度很难让人接受,在感觉上,限度像是在向不良的现实投降。但是,接受限度,并不削弱我们的信念：改善这个世界是人类的一个重要任务”。如果我们承认限度（当然是来自现实条件的限度）是必要的,那么,什么才是符合现实的限度呢?什么样的希望才是适宜的呢?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对民主的希望往往显得超出了现实的限度范围,是不是因此就变得“不现实”,就应该知难而退或者干脆放弃呢?这并不是亚乃特和亚勒森所指的“有限度希望”,就民主而言,有限度希望指的是,要朝民主的方向变革,但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即使实现了民主,也不要期待那就是完美无缺的民主。
在民主问题上抱犬儒主义,正是因为在要么实现完美民主,要么就完全放弃民主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最终倒向了后一个极端。有一位政治学教授写了一本《民主四讲》,书里旁征博引,为的是证明所有存在过的和现有的民主都是弊病丛生,所以民主的价值言过其实,不值得效仿,也不值得实行。主导这种论证的便是典型的犬儒逻辑,它可能导致一个更有害、更危险的结论：既然没有必要提倡民主,那么实行其他任何的政治制度,包括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制度又有何不可?这种结论往往都是暗示的,因为它不能理直气壮地明说。这种暗示也是很犬儒的,因为它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行骗（因此才难以启齿）,但又照做不误。这就是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所说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