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解开犬儒主义的“文革”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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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何必忧虑北大办成哈佛第二》刊出后,有一位网友批评说,你是“搞‘说理’……走火入魔”,“人家随便说一句话都能被他拗到说理的逻辑里。文中暗示叶朗的话是‘文革余毒’,这种玩弄修辞的论辩难道就是说理了?再说,要求一切人在一切时刻都必须牢牢遵守说理的法则,这恐怕更是‘文革’时泛政治化的思想专制逻辑的翻版吧。”为什么会把“公共说理”与“文革时泛政洽化的思想专制”这两件事联想到一起呢?这二者的观念联结可能是什么呢?我想,大概首先是这二者都包含了某种‘‘普遍要求“,并在此意义上成为”规范“（norms）。其次,凡是”规范“,又都会引起”不当强制"的联想。然而,强制并不是所有规范的核心内涵,更不是公共说理规范的实质所在,因为说理本身就是要用自由、平等的理性来破除各种强制,包括话语强制：公共说理是一种在文明制度和民主政洽中形成和维持的规范,与在威权制度中由权力规定的规范有着本质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