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翁词编年笺注 - 陆游著、夏承焘、吴熊和、陶然

 上卷 入蜀前及蜀中作
  钗头凤
  青玉案
  水调歌头
  赤壁词
  浣沙溪
  满江红
  浪淘沙
  定风波
  恋绣衾
  鹧鸪天
  采桑子
  大圣乐
  满江红
  感皇恩
  蓦山溪
  木兰花
  临江仙
  鹧鸪天
  蝶恋花
  望梅
  浣沙溪
  秋波媚
  清商怨
  齐天乐
  汉宫春
  夜游宫
  鹧鸪天
  乌夜啼
  蝶恋花
  苏武慢
  木兰花慢
  蓦山溪
  好事近
  齐天乐
  沁园春
  水龙吟
  桃源忆故人
  渔家傲
  南歌子
  双头莲
  乌夜啼
  夜游宫
  好事近
  朝中措
  汉宫春
  柳梢青
  月上海棠
  桃源忆故人
  水龙吟
  鹧鸪天
  感皇恩
  鹊桥仙
  玉蝴蝶
  好事近
  南乡子
  蝶恋花
 下卷 东归后作
  好事近
  沁园春
  绣停针
  风入松
  好事近
  乌夜啼
  洞庭春色
  桃源忆故人
  豆叶黄
  菩萨蛮
  诉衷情
  生查子
  破阵子
  点绛唇
  一落索
  杏花天
  太平时
  恋绣衾
  蝶恋花
  好事近
  柳梢青
  渔父
  鹊桥仙
  长相思
  鹧鸪天
  南乡子
  谢池春
  断句
  不编年
 附录
 后记

放翁词编年笺注[宋]陆游著 夏承焘、吴熊和笺注 陶然订补

论陆游词

代序

陆游词的成就不能和他的诗并称,这和辛弃疾的诗不能和他的词的成就并称一样。前人评论陆游词的,明代杨慎说它“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毛晋添一句说:“超爽处似稼轩。”(毛刊《放翁词》跋)都还只是泛泛比较。清代刘熙载说它“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艺概》二),似乎过贬。冯煦说:“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宋六十家词选·例言》)又近于过誉。《四库提要》说陆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则是较中肯之论。本文拟就陆游词各方面试作探讨,谈谈它的独到处。先从“诗余”一辞谈起。

词名“诗余”,起于南宋。后来有些词家不满意这个名称,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清代汪森作《词综·序》)这话就文学发展史来说,原有其相当正确的理由;但是就某些词家对词这种文学的态度来说,这个名称也反映了他们创作的实际情况。南宋初年胡寅题向子的《酒边词》说: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

以“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确是当时一般词人否定这种文学创作的自歉心理。由于词起于民间小调,由于它所配的音乐是“花间”、“酒边”的“宴乐”,加之柳永、曹组诸人之作,多用娼妓口吻写狎媟情事,在某些文人看来,这是有损于正统文学的尊严的,所以当时文人写这种文学的大都带些歉疚情绪。就今所知,南宋人词集以“诗余”自名的,有林淳的《定斋诗余》、廖行之的《省斋诗余》等等(见《直斋书录解题》)。这里面有的是自谦,有的是自歉。

但是,以“余”为名,不一定都是贬辞。韩愈说:“余事作诗人。”以“余事”为诗,必其人有他的事业学问在诗之外,这只有大作家像屈原、杜甫辈足以当之。陆游《示子遹》诗云:“子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一生,匡复志事,到老不衰,可谓不愧其言。说陆游之诗是他一生匡复志事之余事,那么,他的词又该是他的诗的余事。以“诗余”称他的词,岂不是名符其实?这对作者来说,原是褒辞而并不是贬辞。

但是就陆游平生议论看来,他原是瞧不起词这种文学的。他的文集里有几篇关于词的文字,一篇是自题《长短句序》: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揜,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渭南文集》十四)

这里他明显地说出他菲薄这种文学的看法,认为它在传统诗歌里是“其变愈薄”的东西。“晚而悔之”、“犹不能止”二语,也说出自己创作的矛盾心理。另两篇都是跋《花间集》的: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笠泽翁书。(《渭南文集》三十)

说“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亦出于无聊”,可以看出他对唐末五代词的态度。第二篇说: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务观东篱书。(同上)

这里一方面惋惜五代词人枉抛心力,一方面又叹佩他们的才力有不可及处。这是有贬有褒之辞。另有《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一篇说:

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辞(应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绍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试朱元亨笔,因书。(《渭南文集》二十八)

开头三句,拿汉魏乐府比唐末词,却是全面肯定语了。还有一篇《跋东坡七夕词后》说:

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庆元元年元日,笠泽陆某书。(《渭南文集》二十八)

说“歌之曲终”,必是指词而非诗。案,苏轼《东坡乐府》中《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下片:“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所谓“居然是星汉上语”,知此跋“天风海雨”云云,确是评此词。说“学诗者当以是求之”,那么,他似乎把词抬高到在诗之上了。总观这五篇题跋,他对词忽褒忽贬,似乎并无定见。五篇里有四篇是明记作年的,《长短句序》淳熙己酉(一一八九)最早,《跋后山长短句》绍熙二年(一一九一)次之,《跋东坡七夕词》庆元元年(一一九五)又次之,《跋〈花间集〉》的第二篇开禧元年(一二〇五)最后。可见他对词的看法是逐渐由否定而趋向肯定。《跋〈花间集〉》的第二篇,大抵可以作为他最后定论。但是在这一篇文字里,他一面说五代“倚声者辄简古可爱”,一面又怪他们不能“以其所长格力(词)施于所短(诗)”,他意识里似乎仍是重诗轻词的,由他看来,词究竟不可能有和诗并列的地位。

以这种见解来创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轻心掉之”的率作。《放翁词》里就有好些这类作品:有的内容空虚,有的言辞拙僿,有的声情不相称。如《破阵子》,看调名该是激扬蹈厉的,而他作“仕至千钟良易”、“看破空花尘世”两首,却全是消沉颓废语。

但是,这些在他的全集里究竟是“瑕不掩瑜”的东西。他以一位大诗家而作这种在他看来是“余事”的小品,在这些率作之外,也有决非一般作家所能及的好作品。苏轼论学所谓“厚积而薄发”,“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稼说·送张琥》),这可以拿来评赞大作家的小品,陆游的词也正如此。

庄子说过几个故事,《达生》篇里的痀偻者承蜩:“吾处身也,若橛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养生主》里的庖丁解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原是专精独诣的境界。还有《徐无鬼》篇写郢人斫鼻:“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以巨匠良工而作业外余技,又何尝不有其至美至乐之境!读陆游的许多好词,可作此体会。

陆游的诗,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圆熟,不为佶屈槎枒之态,他的词也同此风格。如《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如《蝶恋花》:

水漾萍根风卷絮。倩笑娇颦,忍记逢迎处。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 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银缸深绣户,只愁风断青衣渡。

如《鹧鸪天》:

杖屦寻春苦未迟,洛城樱笋正当时。三千界外归初到,五百年前事总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问姓名谁。小车处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赋诗。

如《鹊桥仙》: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这些作品,有的深远饶层次,有的轻倩流利,宛转相生,而都字字句句“到口即消”,毫无艰难拮据之感。

以这种笔调写这些抒情小品,声情相称,是陆游词特色之一。陆游词中也还有好些表达其爱国思想,抒写一生不忘匡复志事的名篇。这类词出于他手,也仍然是举重若轻,神完气定。如《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如《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前调: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这几首都是寄寓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在汉中王炎幕府图谋恢复不成的慨叹。汉中军幕的一段生活,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创作。直到晚年,他还是不能去怀。他用多种手法在词里表达这种怀念心情。前举四首是正面写,也有以梦境写的,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他诗集里也有不少“纪梦”的篇章,这些“纪梦”其实就是“述怀”。也有寄托为闺情宫怨之辞,如《清商怨》: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这首词题“葭萌驿作”。葭萌驿在四川昭化县之南,是他离开南郑(汉中)回成都之作。他这次从南郑回成都是带家眷同行的,可知这首词下片所谓“鸳机断锦”云云,实是假托闺情写他自己的政治心情的,因为那时王炎南郑幕府解散,朝廷已经全盘打消恢复大计了。另一首《夜游宫·宫词》可证。《夜游宫》以女性口吻自诉哀怨: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余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结句九字,是暗指宋孝宗抗战主张动摇不定。当乾道五年三月,王炎除四川宣抚使,出发入川时,孝宗面谕布置北伐工作,似乎热情很高;但是到了乾道八年九月,整个国策起了变化,王炎被调京为枢密使,次年正月,又罢枢密使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陆游这首词自悼壮志不酬,也是慨叹王炎的君臣遇合不终。乾道九年(一一七三),他在嘉州作《长门怨》诗云:“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又作《长信宫词》云:“忆年十七兮初入未央,获倚步辇兮恭承宠光。地寒祚薄兮自贻不祥,谗言乘之兮罪衅日彰……”(《剑南诗稿》四),都和这首词同其寓意。

陆游这些词,比之两宋诸大家:姿态横生,层见间出,不及苏轼;磊块幽折,沉郁凄怆,不及贺铸;纵横驰骤,大声镗鞳,也不及辛弃疾。但是他写这种寤寐不忘中原的大感慨,不必号呼叫嚣为剑拔弩张之态,称心而言,自然深至动人,在诸家之外,却自有其特色。

固然,他的词有朴僿质直、声情不称的,有游宴赠妓、写闲适和艳情的,也有萧飒衰颓、道人隐士气息很浓重的。这些都是他的缺点。对于他的游宴赠妓一类词,无足深论。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他那一种表达消极出世思想的作品:如《好事近》的“风露九霄寒”、“华表又千年”、“挥手别人间”诸首,以及《隔浦莲近拍》的“骑鲸云路倒景”等等,都是离群绝俗的出世思想,是陆游词的糟粕。宋代统治者从真宗以来,利用释道麻痹人民,大量度民为僧尼。到了徽宗,并且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当陆游出生之前百多年来,这种宗教思想已形成为一种传统力量,给士大夫以巨大的影响。加之陆游一家世代笃好道教:他的高祖轸,自说受古仙人施肩吾炼丹辟谷法,著《修心鉴》一书。祖佃、父宰都多方外之交。陆家藏书,道书一类就有二千卷。他的老师曾幾曾经作一首《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鼓励他钻研道书。陆游就在这种社会家庭交游影响之下,滋长他对神仙的迷信。

但是,这只是陆游词的一面。除了上述这部分消极出世的作品之外,他也拿它来写十分沉痛的大感慨的。如《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这首词上面七句都是消沉语,末了两句才点醒全篇作意,原是写“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愤慨的,上文各句都是反面映衬,我们原不应轻率地抹杀它。但是,若拿他的诗来作比,如《忆征西幕府旧事》绝句:“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收身死向农桑社,何止明明两世人。”《太息》一首:“书生忠义向谁论,骨朽犹应此念存。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见中原。”《南山行》:“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金错刀行》:“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这类句子从来不曾出现于他的词集里。他在词里表达这种爱国思想的,只有“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和“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一类的喟叹。《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一首,算是他写南郑军中生活心情的仅见词篇: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也并无激昂发奋的气概。大抵他认为词更适宜于写低摧幽怨的感情,发扬蹈厉的只能入诗而不宜于入词。这可见他对词和诗这两种文学的看法,即使在同写这类国家民族大感慨时,也仍有其轻重轩轾之分。这种看法无疑会局限他的词的思想内容。

但是这种缺点,两宋词家也多不免,最明显的例证是李清照,我们不必以此苛求陆游。我对陆游词总的看法是:他是以作诗的余事来作词的,论创作态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弃疾那样倾以全副精力。但是他以这种“余事”的文学写闲情幽怨之外,有时也拿它来写十分正经、十分沉重的心情。在他几首不朽的忧国词篇里,他并没有矜气作色,而只是用寻常謦咳的声息,道出他“一饭不忘、没齿不二”的匡复心事,益见其真情挚意,沉痛动人,这可以说是陆游词突出的风格。

他所以有这样成就,大抵有两种因素:一由于词体本身的发展。从五代、北宋以来,经过百余年的演进,词坛上出现过范仲淹、苏轼以及张元幹诸作家,在这种文学里,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各时代的社会现实、民族矛盾,到了辛弃疾,更达到这类作品的高峰,这许多作家的精神和作品自然会影响陆游的词。另一因素是陆游诗的思想内容和工力。关于他作诗的工力,赵翼《瓯北诗话》卷六有论陆诗重锻炼一段说:“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炼。抑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词体短小,不得着长言冗语,陆诗这种锻炼工力对他的词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这就炼辞一面说。古代文论家尤重炼气,方东树却就此对陆诗提出指摘:“放翁独得坡公豪隽之一体耳,其作意处,尤多客气;如《醉后草书歌》、《梦招降诸城》、《大雪歌》等,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不可不辨。”(评姚范《援鹑堂笔记》四十)说他“多客气”,虽是过辞,但是“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也确是陆诗的流弊。虽然这是学者之过,不能归咎于陆游。刘克庄推陆游诗“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后村诗话》)。姚范也说:“放翁兴会飙举,词气踔厉,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痹矣。然苍黯蕴蓄之风盖微,所谓无意为文而意已独至者,尚有待欤?”(《援鹑堂笔记》四十)这可说是公允之论。但是当陆游以他作诗的工力来作“诗余”时,便自在游行,有“运斤成风”之势。这犹之大书家倾其一生精力临摹金石篆隶,偶然画几笔写意花草,却更见精力充沛。艺术的境界,有时原不能专以力取,却于“余事”中偶得之。陆游的词,可说确能到此境地。

刘熙载《艺概》卷二说:“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这几句苏、陆优劣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谈。陆游“有意做诗人”,何可非议?黄景仁吊杜甫墓云:“埋才当乱世,并力作诗人。”下句正写出杜甫的伟大。但是,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个字评陆游的词,我以为却很恰当。“夷然不屑”不是就内容说,而是说他不欲以词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于一般词人。陆游《文章》诗里有两句传诵的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这十个字可以评赞一切大作家的小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规矩从心的“妙”手,才会有不假思索的“偶”得。这来自学力、才气的交相融会。两宋以来一切大作家如苏轼、辛弃疾诸人的“诗余”“语业”,大都如此,《放翁词》的许多名作,也复如此。

夏承焘

一九六三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八月修改

上卷 入蜀前及蜀中作

下卷 东归后作

附录

后记


这是第一篇上卷 入蜀前及蜀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