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针之争
1、“独霸东北”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5年9月28日，中央军委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指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点首先放在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的斗争基点，再进而争夺和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20
蒋介石也在紧张行动：任命东北行辕主任，将东北三省重新划分为九省两市，22任命了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开始接收并行使“东北主权”。同时，借助美军军舰运送大批军队北上，抢夺已被我收复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注22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将原东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与安九省和哈尔滨、大连两市。
于是，中共中央接连给东北局发出指示：坚决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霸占东北。21
1945年10月19日，东北局接到中央《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东、安东的方针》的指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在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1945年10月23日，中央致电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于是就有了“独霸东北”这个口号，与这个口号相关的，是争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其实，“独霸东北”只是一厢情愿，国民党不答应，美国不答应，苏联也不答应。不过在当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对“独霸东北”都坚信不移。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东北进攻。他们装备精良，行动迅速，来势汹汹。而我们的新四军徒步行军，尚未到达东北。
1945年11月2日，中央军委指示：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到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先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之部队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
但是，没想到苏联老大哥要执行“中苏条约”，竟然不顾兄弟之情，于1945年11月10日允许国民党在苏军撤退前五天空运部队接受各大城市。
东北局一面与苏方交涉，一面仍按照中央指示，于1945年11月12日作出“在苏军撤出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的部署，并报送中央。
1945年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主力集中作战之枢纽”。
1945年11月15日，中央同意东北局12日电：“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同日，毛泽东给林彪、彭真发出《关于内线作战的方针》的指示：“挨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于有利的时间、地点”……举行反攻，“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然而，毕竟来了那么多准备精良而又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又有中苏条约的限制，岂容我“独霸东北”！
后来，在1948年11月下旬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上，罗荣桓23曾说：“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有种依靠（苏联）红军、和平幻想的思想”，“基本问题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
注23罗荣桓，中共中央委员，1946～1948年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
1、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在“独占东北”，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指导下，东北局在1945年9月底在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装，加强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伪分子，摧毁伪满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在农村要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与国民党打仗。
这里没有提到与国民党斗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也没有提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它忽视了日伪统治14年的东北，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都很薄弱，没有党组织，没有政权，没有根据地人民的支援等实际情况。尽管在1945年10月3日，东北局又提出，“在满洲东、西、北方面，分兵接受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建根据地”，在后来的工作部署中也说“发动群众是各项工作的决定一环”，22但实际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夺取大城市。因此，东北局部署的各项工作很难开展，甚至我党政军难以立足。
果然，由于苏军执行中苏条约，把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交给了国民党，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45年11月16日，敌占领山海关，19日占领绥中，21日占领兴城……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20日对东北工作做出新的部署：“迅速在动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1945年11月2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将上述部署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4
注2411月22日，刘少奇给重庆代表团电：“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处不准我们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这是东北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它改变了前一阶段以抢占大城市为中心部署工作的方针，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乡村，转向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争夺大城市的部署没有改变。就在11月22日同一天，党中央指示东北部队：“顽十三军五十三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或大部歼灭该顽”，“蒋军困难很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五个军入东北，集中主力消灭锦州一线之敌，即使苏联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撤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23
也是1945年11月22日这天，我军撤出锦西；东北局及我军总部被苏军赶出沈阳，撤到本溪；26日，我军撤出锦州。
这仗能打吗？林彪不同意在辽西决战的部署。
在1945年11月14日毛泽东部署了“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地区”之后，林彪于19日到达辽西前线，21日，即致电军委、彭、罗说明当时我军的情况，并提出不同意见：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梁，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24
然而，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45年11月25日，黄克诚25率领的部队刚刚赶到辽西前线，就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他们切断铁路交通，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他们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得不到武器装备补充，连衣服药品也没有。他当天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电报告了部队的困难处境：
注25黄克诚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西满区副政委兼所属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委。
“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因此，他建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27日，黄克诚再次向中央军委报告：“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部队)在东北亦很难应付。”25
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的建议，同意放弃辽西决战，并指出：“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但必须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应一部分主力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1945年11月29日，黄克诚就根据地问题再次致电东北局：“已经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大。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必大大削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为土匪占踞（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会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利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时间，发动乡村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求得五个月内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他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每师划三到五个县。由该部队立即派遣地方工作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和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该部队要派出必需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在规定地区内，收集粮食资材、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补充部队”，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他连发三封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均无回音。
同日，东北局虽然承认“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方针”，但仍主张“将工作重心方针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可见，东北局仍没有放弃夺取大城市而到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与“独霸东北”相关的口号，还有如“一战决胜”、“最后一战”等等，都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缺乏同国民党进行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
2、大收编的后患
东北局之所以那么坚信能够独霸东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军队的大发展。
1945年8～9月，出关部队大约是十万人，到年底就发展到28万。26仅冀热辽的部队在出关前后的两个多月，即由1.3万人发展到13万多人，整整扩大了十倍。10月26日，彭真在沈阳东北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国共双方的兵力时说，到11月我们就有二、三十万。27
这样的大发展，兵员从何而来？刘少奇1945年10月9日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的《关于部队迅速分散发展扩大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部队“必须摆开分散，迅速发展扩大，收编和改造伪军、伪警”，“只有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1945年11月中旬，彭真曾对刚到沈阳的张秀山等人说：伪满的国兵都是受过良好的训练，我们有的是枪，发给他们，即可为我所用。要成建制地收编，采取像摘葡萄的政策那样拿过来，这样就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独占东北。28
这样的大收编留下严重后患。
新扩充的部队成分复杂，除少数矿工和学生外，大部分是收编的旧军队、旧警察，甚至土匪特务，并且用缴获的新武器装备起来。这样的部队政治觉悟和纪律都很差，根本没有战斗力。可是晚些到达的老八路、新四军，却得不到任何装备的补充（如黄克诚的“七无”电报所说）。于是就有人发牢骚说：“新兵（指收编的部队）新枪，老兵（指晚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枪。”而且这些老兵们只能用老枪去对付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其困难可想而知。
更为严重的是，像大土匪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匪伙（人称“四大旗杆”）都收编为人民自卫军；而共产党仅派少数干部到这些新部队去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些伪满的残渣余孽在国民党军队尚未到来之前，以“先八路，后中央”(当时群众称国民党为“中央”)；“先共产党，后国民党”的手段，借共产党的招牌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当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时，仅一个月左右，这些新编的部队几乎全部叛变，成为武装土匪。拒统计，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仅十几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1.2万人。合江五千人，龙江约三千人，牡丹江三千人，松江一万人，辽北三千余人，嫩江三千余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人。”29
即使如此，蒋介石也不许我们大发展，很快就派大批装备精良的军队向东北扑来。仅仅过了一个星期，1945年10月16日和19日，党中央又发出相反的指示：凡我到东北之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必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再分散”；“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是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
对于这样的扩军方针，张闻天曾批评说：“在军队建设方面，采取收编加委的错误方针，把许多土匪武装都搞成了‘三江人民自治军’让他们利用我们的招牌，扩大自己的势力，当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打到关外的时候，这些土匪武装纷纷哗变，把我们派去的同志给杀害了，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30
3、接收城市
我冀热辽部队和山东部队最先进入南满（主要是在当时的辽宁、安东两省）地区，然后向北满、西满、东满进军，一路消灭顽抗的日伪军和土匪、收编旧军队和警察，接收城市。到1945年底，东北各省的省委或工委就陆续建立起来，并召开了临时参议会，通过民选形式，选出了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权，取得了合法地位，与国民党委派是省政府相对抗。南满几乎所有的县，西满、东满、北满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
然而，深入分析一下就发现，政权建设工作中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隐患；不是彻底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机构，在日伪时期的旧人员重新加以任命，让他们当厅长，当县长，当国大代表。这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合法身份，勾结土匪，私通国民党，搞暗杀和各种破坏活动。这就使得本来就不了解共产党的人民群众，误认为共产党、民主政府与日伪时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换个招牌而已。而我们的党和军队则由于忙于接受，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干部分散到各县、市去做官，而没有集中起来，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工作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工作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31
这样接受的城市，很快就被来势汹汹的敌人夺去。我军且战且退，党政领导机关不断转移。但关于工作方针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经太行、冀东、热河，历时一个月，于1945年11月20日到达沈阳。他们没有料到，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正等待着他们。
当他们到达沈阳时，东北局正在开会研究工作方针问题。高岗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按照中苏条约，苏联即将把沈阳等大城市让给国民党，已无可置疑；目前，国民党军队大批进入东北抢占地盘，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很难立足。所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打算，而不是下大力气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
彭真等人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他们认为大城市对我们很重要，绝不应放弃；苏联红军应该支持我们，而不会把我们控制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双方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
张闻天和林彪完全支持高岗的意见。
会后，林彪对高岗说，照这样搞下去不行。我要向党中央建议，由你来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高岗坚决不同意。
东北局内部对形势估计和战略部署的意见分歧，使东北的工作举步维艰。而这种争论竟然持续了几个月。
4、北满分局的意见
1945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高岗、张闻天等为委员，同时成立以高岗为司令员，陈云为政委的吉黑军区（后改为北满军区），任务是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动派，巩固后方。此时，高岗、张闻天等人还在赴东北的路上。鉴于中苏条约的规定，北满分局和松江省的领导机构于11月22日撤出哈尔滨，迁到其东边90公里的宾县。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人离开沈阳时，东北局已经开始撤退。他们于1945年11月23日，乘运煤火车的一节闷罐车一路北行，11月26日到达哈尔滨与陈云会合。高岗一到，陈云即提出让高岗当分局书记，他自己当副书记。
高岗笑道：“这不行！还是按中央的决定，你当书记，我当司令员吧，打仗搞根据地，我比你有经验。以后，我在外边打仗，你在家里坐阵，有问题一起商量，我保证听你的！”陈云三次建议，都被高岗拒绝了。在以后的三年里，他们配合默契，把北满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
1954年，高岗反省时说：“刚去北满时，我做军区司令员。陈云三次推举我当分局书记，我不干，让陈云当书记。我就天天剿匪、土改、组织二线兵团26。1946年以前，主要如此。”
注26二线兵团指主力部队以外的地方，平时主要担负保卫解放区和地方治安等任务。战时可以成建制地参加主力部队。因为其优良的军事政治素质，参军后可以立即投入战斗，受到主力部队的欢迎。
就在26日当天，陈云主持召开了北满分局的第一次会议，28日结束。他们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东北形势，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任务。11月29日，以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人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发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32明确提出：
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
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教育干部时时注意新地区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的工作方式，防止把老解放区的老经验机械地运用到新地区的倾向。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的和纪律的教育，密切军民联系。要十分注意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以及系统地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能力……
这份言辞恳切的电报很长，分两天发出。这些关键性的意见，对党中央改变东北的战略方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收到一半，就回电：“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完全赞同。”
1945年12月1日，北满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高岗就目前形势与创建根据地问题的报告。
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动农民减租和清算土匪》的指示。指出：“你们从长、沈大城市退出以后，除开继续发展与整训部队以外，应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只有这一改革的实现，发动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
但东北局仍要夺取大城市。1945年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军委及林彪、程子华、高岗、陈云的电报中说：“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逼近沈阳……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为了达到上述之目的，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当日，陈云、高岗即复电彭、罗，指出：“大歼灭及阻断北宁路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革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战略指示，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
次日，北满分局致电东北局，建议根据中央新的方针和东北实际情况，立即作全面部署，并要求派五个老主力团来北满帮助创建根据地。
北满分局的《几点意见》和1945年12月5日的电报表明，他们与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需要党中央来决断了。
1945年12月7日，刘少奇对东北局12月5日的部署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夺取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加以确定，否则摇摆不定，妨害工作，丧失良机。”
北满分局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当日又向党中央和东北局提出补充意见：由于北满地区的许多战略要点为国民党势力占领或控制；群众尚未发动；我两万多新部队多系召集合股而来，成分复杂，阶级觉悟低，存在不稳定等情况，决定我们要“准备与国民党作长期斗争”，现在“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数量，应立即讨论如何掌握现有的部队……配备干部，加强领导，清洗坏人，补充兵源，解决服装，团结内部……军事首长率领此部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决地扫清各战略要点、中小城市的主要敌人，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
5、“一二·二八”指示
尽管多数东北局委员不赞同东北局的部署，但争论仍在继续，东北局仍然“摇摆不定”，各方意见不断反映到中共中央。
毛泽东因为在重庆劳累过度，回延安后一直在休养，对东北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但1945年11月下旬以来，由刘少奇多次发出的指示，已明确表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12月2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东北局：“请你们注意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设”，“必须派主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源源供给前线，犹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1945年12月24日再电：“东北的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争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
不难看出，刘少奇对东北局的“摇摆不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急怒心态溢于言表。
一边是疲惫不堪、冻饿交加的共产党部队，一边是被美式准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又打不赢，退又不愿退，加上东北局工作方针之摇摆不定，领导者争论不休，更增加了困难。长此下去，难道很多要走西路军27的下场么？
注271935年10月，红四军奉中共中央之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后来高岗反省时说：“1946年1、2月间，我打土匪回来，苏联派一个上校到宾县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毛泽东出来说话了。病中的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东北的情况和双方的意见后，于1945年12月28日亲自起草并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
……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他还指出：我军……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作“一二·二八指示”。陈云、高岗、林彪等人欢欣鼓舞，马上印发，传达执行。可是彭真却批评他们“泄密”，迫使他们不得不作检讨。实际上东北局依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指示。
在敌人强势进攻下，东北局于1946年2月底由本溪转移到抚顺，并于1946年3月6～8日召开部分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东北的形势、作战方针，以及创建根据地等问题。会上又发生激烈争吵。林枫批评林彪，说他一仗都不打，从山海关一直退到这里，是逃跑主义。林彪则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根本就不该硬拼，而且他的每次行动都是报告请示中央的……
会下，林彪无奈地对高岗说：“这样闹下去要误大事！我看还是你找个理由回延安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当面向毛主席讲一讲，请求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主持工作。你看怎么样？”
“行！”
但是，由于战事太紧张，东北局于1946年3月20日转移到梅河口，4月18日又转移到长春，高岗回延安汇报的事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