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北满先行
1、剿匪斗争
高岗到北满之初，大量的工作是剿匪、整军建军、战勤和土改工作。
北满地区在东北的最北部，苏联接壤；包括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牡丹江五个省和哈尔滨特别市，人口近一千万，物产丰富，工业和交通都比较发达，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和义勇军十分活跃的地区。然而，这里又是东北匪患最严重的地区。
东北人把土匪称之为“胡子”。
共产党面对的不是一般占山为王的草寇，而是残留的日伪警察、特务、汉奸和恶霸地主合流的武装团伙，及负隅顽抗的日本军人。他们有些曾被共产党收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到一个月，几乎全部叛变为土匪；有的接受国民党的“委任”，打着国民党“先遣军”、“挺进军”的招牌，有国民党派去的“高参”和精良的武器装备，是道地的政治土匪，老百姓称其为“中央胡子”。当时东北154个县，有一百多县被土匪占据。北满土匪四个旅，号称十万人；南满土匪号称五万人。合江地区的匪患尤为严重。最有名气的“四大旗杆”32都盘踞在佳木斯周围的合江地区十几个县内，不仅数量多，而且控制着部分铁路、公路和航道，包围着佳木斯、依兰、富锦等城市，妄图在苏军撤走后接收佳木斯与合江全省。他们出没于深山老林之中，活动在广大城乡之间；残害骚扰百姓，袭击我军机关，杀害我干部战士；伏击人民自治军和苏联红军的车辆，抢掠武器装备；甚至公然向正在举行“八·一五”纪念大会的主席台扫射，制造流血事件；洗劫两座县城，集体枪杀包括我县长在内的20多人……
注32当时最大的四股土匪首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黑子）、孙荣久、号称“四大旗杆”。
匪患不除，何以立足，更何谈民主改革！
因此，北满军区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土匪，解放广大乡村。
高岗对剿匪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一到北满，就根据北满分局1945年11月会议精神，于1945年12月初，主持成立了北满军区剿匪司令部；并相继建立了北满五省军区；整编和训练部队，清洗坏人；以师为单位，划定区域，深入林海雪原进行剿匪。在短短的两个月左右，松江与合江两省军区的部队剿灭了大股土匪，夺取了一批主要据点。1946年2月初，两省剿匪部队在通河会师，陈云和高岗亲临前线，勉励部队官兵再接再厉，彻底消灭顽匪。
到1946年4月中旬，北满65个县中，有58个县获得解放，大部分选举产生了县政府，改造村政权，共产党在群众中建立了威望。苏军撤退后，民主联军顺利接收了哈尔滨、佳木斯及合江全省。但四平战役失利以后，残匪乘机收罗旧部，再度猖獗起来，气焰十分嚣张。
此时，我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而且由于大量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增加了剿匪力量。
1946年5月下旬，经中央批准，张闻天到匪情最严重的合江省任省委书记。
1946年6月4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接着，高岗签发了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估计在十五天停战33以后，国顽必然作更大规模地进攻。各地土匪亦将更加积极活动，使我处于腹背受敌之情况”；并总结了半年来未能彻底肃清顽匪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未发动群众，没有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剿匪部队中缺乏老的主力做骨干；在战术上有不当之处，各地配合不够密切等。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否则“将会使我党在东北处于非常不利的，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危险。”
注331946年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
《决定》将剿匪部队按区域进行了分工，战术上采取远距离出奇兵奔袭、合击、穷追等办法，进行反复扫荡、严厉镇压，对投诚者必须解除其武装，不得收编。同时，在所有剿匪区域，有计划地抽调千余名干部组织工作团，各级领导机关中除必须留机关工作的人员外，“均应离开大城市，走出洋房子，脱下西装，脱下皮鞋，穿起农民衣服，背上行囊，不留恋空头的工作职位浮在上层，而老老实实到乡下去给群众办事”；工作团要与部队密切配合，根据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和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搜缴地主及散匪的武装，镇压反革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使之真正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人民武装，造成人民战争。
最后确定：各个地区由剿匪部队、地方党、政府及工作团的负责人组成临时的统一指导机构，松江地区工作团由张秀山负责组织；牡丹江、东安、合江之工作团由张闻天负责组织。
1946年6月20日，合江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闻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和原省工委的同志一致认为，前一段的工作是有错误的，“最主要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去年1—2月指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剿匪方面，虽然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决心不大，作战方针不对头，甚至对土匪抱有幻想，所以斗争不力，只是把他们打垮、打散，而没有消灭。更加错误的是，还曾经和土匪头子谢文东等人谈判讲和，割地而治。这是一种阶级投降主义。在力量使用上，由于忙于接收，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干部，分散到各县、市去做官，而没有集中起来，到农村中去发动群众。因此，使工作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工作，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他指出，失误的根源是“领导思想右倾”。开头是对形势估计过分乐观，而看不到还存在严重的斗争；而“当国民党进攻，土匪包围时，又表现悲观、动摇，幻想用谈判的办法取得和平，而逃避艰苦斗争”，“这主要是因为对抗战胜利后的阶级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国民党决心要打内战，以及敌我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再就是对新形势下进行新的斗争缺乏经验和认识，还想用抗战时期的那套政策和策略，同地主和土匪武装讲‘统一战线’，而不是把立足点放在发动群众方面，就是没有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结果，实际上把屁股坐到了人家那里，怎么会不吃亏呢？！”最后，他提出“一个中心，即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即剿匪、生产、支前”的工作部署，把合江根据地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36
这个讲话虽然是针对合江省的，但也反映了他对前一阶段东北局工作的看法。
为了加强剿匪力量，1946年8月下旬，调贺晋年到合江军区任司令员，并重新调整了剿匪工作的部署。经过三四个月的跟踪追剿，先后消灭以“四大旗杆”为首的大股匪伙近八万人，活捉张雨新、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匪首，公审枪决。广为传颂的杨子荣深入匪穴活捉“座山雕”的故事，就发生在合江地区。
至1947年6月，土匪基本被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农村土改也取得初步胜利，水陆交通和部分煤矿、金矿、林业、水产等很快恢复了生产，群众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军队发展壮大，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威望大大提高。党中央对北满地区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成功地完成剿匪任务，可算是高岗到东北后立下的第一功。
2、土地改革
在剿匪的同时，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北满农村的情况与关内不同。这里的土地高度集中，5%的地主富农占有40%的土地，另外还有大批土地被日本、伪满政府和汉奸抢占，即所谓“开拓地”。34绝大多数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房屋、牲畜和农具，甚至连基本生活物品都很缺，他们全靠给地主当雇工维持生计，处于赤贫境地。
注34开拓地是伪满时期日本拓务省和伪满民政部拓政司合伙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抢掠农民的土地，变为其“公地”。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提出练兵、生产和减租减息三大任务，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五·四指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根据“七·七决议”，派出五分之三的干部和三分之一的部队，7月下旬又增派两道三个团的主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土改、扩军、建立民主政权等群众运动。
首先是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汉奸恶霸及大地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清算他们多年来逃避负荷及劳工账，算得他们倾家荡产，废除高利贷，将其土地财产退赔给贫苦农民及增加雇工工资等。但由于地少人多，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需求，一些地方提出将“开拓地”分给农民，得到东北局的支持。
高岗虽然没有主持土改工作，但十分关心此项工作的情况，他要求工作团关心群众疾苦，严格遵守纪律，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让他们参加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干部不足的问题，又能发挥当地干部熟悉情况的优势。
至1948年秋，除南满的少数地区和大城市周围村镇外，东北地区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翻身做了主人的贫苦农民，彻底砸碎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拿起武器，投入了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东北和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差，1947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在平山召开土地会议，推广晋绥等地的经验，推行了一些过“左”的政策。东北局贯彻平山会议精神，出现了侵犯中农、打击工商业、乱打滥杀及党内斗争扩大化等偏差。
1947年12月，党中央批评了平山会议的错误。不久转发了任弼时的报告，对土改中的偏差进行纠正。1948年2月，毛泽东再次就土改中的错误和新华社在土改宣传中“左”的偏向问题给刘少奇发电报进行批评。
与此同时，张闻天于1948年2月提出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经东北局批准在全区执行，及时纠正了偏差。
1948年9月，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高岗虽然对刘少奇在土改中的错误有意见，但他认为刘少奇的检查是诚恳的，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
北满地区经过剿匪、土改、民主建设，彻底肃清了土匪，消灭了封建剥削阶级，建立了民主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至1948年3月，据北满四省（松江、龙江、合江、嫩江）的不完全统计，共平分土地五千余万亩，牛马40余万匹，衣服520余万件，并没收大量金银等物。北满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翻身做主的贫苦农民提高了觉悟，建立起自卫军(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踊跃缴纳公粮、参军支前。同时，壮大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北满根据地很快得到巩固发展，为东北解放战争创造了可靠的后方，提供了兵源、战勤和物质等方面的保障，为解放全东北和全中国作出重大贡献。
3、整军建军
于此同时，北满分局和东北局、东北军区狠抓了整军建军工作。
由于收编和扩编的部队数量很大，成分复杂，国民党进攻时哗变的很多；而出关的老部队数量相对较少，特别是经过四平战役以后，老主力部队消耗很大，战斗力下降。所以，整顿和扩大人民军队成为当务之急。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曾长期从事军队建设工作，到北满以后，把建立红军和巩固陕甘宁的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是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连以上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宣传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东北局及北满分局的工作部署；对战士进行形势教育，开展立功运动，增强胜利信心；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纪律教育和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第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发挥连队支部的作用。第三是进行整编，精简机构，清理坏人，纯洁队伍，加强指挥机关。第四是进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经过整顿，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大大提高。
1946年9月23日，东北局指示各地工作团，在土改工作的基础上，彻底摧毁敌伪残余和地主阶级统治，建立和巩固基层人民政权，组织可靠的人民武装，形成人民战争。为此，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各省军区组建二线兵团，以保证向主力部队提供经过训练和有作战经验的兵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从各省的地方部队抽调部分力量，成建制地补充到所在地区的主力部队；二是组织翻身农民自卫军（即民兵），平时担负生产、治安等任务，战时担负战勤支前，配合部队作战。
翻身农民热烈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掀起参军支前热潮，干部带头、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部队得到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合江地区在1947年5月至1948年4月期间，组建了十多个独立团，相继补充到主力部队；松江地区组建了三个独立师，8.7万余人，送往主力部队；辽东地区在1945年10月至1948年12月，参军人数达33万。同时，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发起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加强了军政、军民关系。
东北战场相当平静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就按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向南满地区发起进攻。
从1946年9月上旬起，林彪、高岗等联名，或以东北局名义，发出“采取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根本方针”，“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及《关于地方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并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社论《东北军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当时，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南满的民主联军被迫撤退到中朝边界的吉林省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个偏远小县的狭小地区，处境非常困难。1946年10月31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派陈云去主持工作，35坚持辽东根据地斗争。
注35陈云任辽南分局书记兼辽南军区政委，萧劲光为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书记、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从1946年冬季至1947年春，民主联军总部成功地指挥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36战役，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计划，迫其转入守势。民主联军则完成了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经过短时的休整，开始了战略反攻。
注361946年12月27日到1947年3月3日，民主联军在临江进行了四次保卫战，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统称为“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是为了配合临江保卫战，北满的部队三次南渡松花江，打击进攻临江之敌的后方，迫敌撤出临江。
从1947年5月中旬至1948年3月中旬，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迫使国民党退守沈阳、长春等几座孤城，大决战的时机到来了。
1948年2月，东北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高岗要求各军区和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都认识到全国革命形势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军区和野战部队要抓紧时机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阶级觉悟和战斗能力，为解放全东北做出贡献。
4、后勤保障
在军队大发展和大反攻即将开始的时候，后勤工作更加重要而艰巨。为此，东北军区召开后勤工作会议，要求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以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高岗指出：大规模的战争能否胜利，后勤供应非常的重要。历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部门要抓紧组织军工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保证前方部队的需要。为此曾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主力”的口号。
高岗历来很重视军工生产，早在1946年，民主联军总部就根据“七·七决议”精神决定成立军械局，在佳木斯、牡丹江、大连等地建立了七个军工生产基地；高岗亲自勘察厂址，筹建工厂。1947年10月，民主联军总部召开军工会议，作出《关于军工生产的决定》，建立了一批军工厂和修械厂、所，形成制造、修理配套的军工生产系统，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不仅基本保证了东北的需要，还支援了华北和华东战场，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同时，成立军需、气象等学校及医科大学，培养各类技术人才。
1948年3月，东北局作出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的决策。7月，成立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为保障军需运输作出贡献。在各次战役中，后勤部门组织大批物资和民工、担架等支援前线，保障各次战役的胜利。
1948年9月，辽沈决战之前，成立了东北地区及各省的支前委员会，高岗亲任东北支前委员会主任兼民运部长，要求各级党和政府把支前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说：“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句话，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我们能办到，竭尽全力支援前线，要真正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将后勤工作分为前方后勤与后方后勤。前方后勤属于军队编制、下设五、六个分部，负责部队的军械、供应和医疗救护等；后方后勤则负责军工、军需生产、物资调集、及物资运输等。这种后勤体制，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辽沈战役中，东北军区共运送粮草八千万斤，油料八千桶（每桶141公斤），动员民工160万人，其中7.6万随军参战，担架13800副，马车6750辆，修路4370公里，架桥385座，等等。在以后的百万大军进关与平津战役期间，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畜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全区参军总数160万人，支前民工313万人次，担架206178副，大车306710辆，马907020匹，粮食450万吨。谁能说得出，为战勤保障工作，高岗付出了多少心血！
1948年11月2日，随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接着是百万大军进关与平津战役。高岗作为东北战勤工作的总负责人，随军到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部，为解放平津再立新功。
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合影。左起：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肖华，刘亚楼，罗荣桓，高岗，林彪
总之，关于北满时期的工作，高岗虽然不是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像在陕北创业时一样勤奋努力地工作。那时环境很艰苦，在哈尔滨，他就睡在沙发上，夜间不停的来电话，很少睡觉。有时半夜出发去前方找林彪商讨后勤保障工作；热河闹鼠疫，他带着警卫员去了解疫情；山东来的部队没有冬衣，一夜冻坏好多人，他亲自到处找仓库解决冬装；为了解决前方给养，他奔走前方后方。在整军治军方面，他发扬陕甘宁时期的经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纪律教育。东北局改组以后，他一度主持东北局和军区司令部的工作，上下团结一致，很快扭转了东北的局面。因此，林彪很佩服他。大军进关时，高岗去送别，林彪感慨地说：“老高，没有你，我打不了胜仗！”
就是在这期间，他们与彭真等人因为对工作方针的意见分歧而结怨。但从他们打算请刘少奇主持东北局工作这一点来看，当时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
1947年8、9月间，东北局派赵德尊去平山向中央工委汇报情况，他先找了安子文谈了彭真等人的错误、中央改组东北局的决定和东北局7月会议决议等情况。安子文说：彭真已调中央，现在他的地位这么高，在东北并未给什么处分，这事一定要慎重，千万别再说了。后来赵德尊和康生谈，康生说：这么重要的问题，当然要说。于是，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刘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东北党就是因为和朝鲜党不团结，结果垮了……
赵德尊回来向东北局汇报后，他们认为刘少奇偏袒彭真，从此对少奇产生隔阂。
高岗后来反省时说：
“1946年改组东北局以后……自己一点宗派的眼光看问题是错误的，不是与人为善。那时，他（彭真）也坚持错误。我们不是帮助的态度，而是对立的态度。那是很狭隘的。当时争论很多，那时，我对，他错。但这是陈云、林彪、罗荣桓等一致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的。当时东北的经济发展，整个改组，是林彪、罗荣桓、陈云为主，还有中央的好多干部、军队，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做了一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