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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给一位熟识的报社记者打了电话，希望他们替我登一则寻人启事。对方说，如果可能的话，也要三天之后才能登出，而且看版面的情形而定。这等于是委婉的拒绝。末了，他毫无逻辑地胡乱安慰了我一通：你的舅舅又不是小孩，他是不可能丢失的。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自己找上门来，大不了买张返程票回老家。你正好可以省下一笔不必要的开支。何况在道德上你也无可指责，你没有对他置之不理。你给我们报社打过电话，就算是尽到了一个外甥的职责。最后他来了一句：“事如求全何所乐？让他去吧。”
这天下午，我擅自取消了两节形式逻辑课程。有八名学生自愿提出可以帮我去车站一带寻找丢失的舅舅。他们大多是成绩较差的学生，对期末考试没有信心。实际上，我从不在考试这件事上与学生为难。在我长达五年的任教生涯中，还没有给过一位学生不及格。我曾反复向他们暗示：在我的班上，要想考不及格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理很简单：假如学生因不及格而补考，我还得煞费苦心地出另一份试题，出席另一次监考，批改另一份试卷，而我也不认为，那些在我看来毫无逻辑性可言的形式逻辑会给那些面黄肌瘦的学生带来任何真正的益处。但每到考试来临，总有一些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学生给我送来烟酒。当然，我在收下这些礼物之前，照例还要推让一番。有一年考试之后，一个长相不俗的女生对我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深夜拜访。她是毕业班的学生，此前已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如果再有一门课需要补考，她将被勒令退学。我还记得她当时那副楚楚可怜的哀婉面容，以及她那差一点让我灵魂出窍的暧昧的暗示：“我要怎样做才能让您在我的卷子上打六十分呢？”
为了彻底打消她的顾虑，我向她演示了潜心研究多年而发明的试卷批改法：我先将试卷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用一种十分优雅的动作将它抛出去，试卷立即就像扑克牌一样地在地板上均匀铺成一条长龙。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想即便是技艺出众的牌戏高手，其手法亦不过如此。我给抛得最远的那份打上九十分，然后依次递减，直至六十分，大致算是一个回合。
我没有和同学们一起去车站，而是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那样回到了自己的单身宿舍，并且立即上床睡觉。只要一关上房门，我就成了一个无所挂碍的人。我钻入被窝，呼吸着阳光在床褥上留下的好闻的布味；随手拿起一本什么书，既不阅读，也不沉思，让大脑维持着懒洋洋的失神状态。我脆弱的心仿佛披上了厚厚的青铜铠甲。我知道，我的这份闲暇与慵倦是时间所赠予的不可多得的礼物：本来我此刻应该在车站一带游荡，寻找舅舅的踪迹，还得忍受汽车尾烟给神经系统的种种不适。而现在，我可以透过窗台那盆正在盛开的红花，在入睡前一刹那，谛听着远远传来的园丁工人的窃窃私语。我仿佛再次确定地意识到自己并非苟活人世，而是在享受生活。
后来我得知，学生们根本没有去车站。他们在一家保龄球馆待了两个小时。随后，有两位女生去美容院做头发，男生们则在路边观看一具刚刚被发现的女尸。据说死者是一位少女，尸体尚未腐烂，被分割的尸块怎么也无法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最后，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在街上遇见一个疯子，就强拉硬拖地带了回来，一口咬定这个疯子就是我丢失的舅舅。他们事先显然都统一了口径，似乎从逻辑上无懈可击。我感到无比气愤。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车站——你要想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就必须随时准备原谅所有的欺骗，甚至是玩弄；也不是因为他们竟然以一个疯子来敷衍塞责——谁也不能担保我的舅舅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发了疯。我感到气愤，是因为这个疯子是个女的。
寻找舅舅的象征性行动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的妻子提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既然舅舅实际上已经丢失，既然我们与他素无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感情，我们不妨权且将那个戴旧军帽的老头当成舅舅来侍奉。从此以后，这个老头一本正经地当起了我的舅舅。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有时，我的妻子也会开玩笑似地问他：不知道你那个可怜的同伴现在怎么样了？那时，老头已经学会了这个城里人人会说的那句口头禅。他一边替她按摩着双腿，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让他去。让它去，是约翰·列侬的一首忧伤的歌。我和妻子都喜欢唱。熟悉的旋律一旦在耳边响起，我就会觉得自己意志坚强，不可战胜。
当黑暗的乌云将我笼罩，
玛丽母亲就会来到我的身边
用她那智慧的忠告劝慰我：让它去。
当晦暝的时间将我抓住
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说，让它去。
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心灵破碎的人
都会同意这样一个回答：让它去，让它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