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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维也纳时，已是深夜。
午夜时分进入一座陌生城市，就像在玩一场捉迷藏游戏。因为入夜的城市与白天截然不同，街上的行人也好，城市的气氛也罢，都与白天相异。有时，我甚至觉得一座城市的地图在午夜都会悄然变异：小巷折叠，大路转弯，一些建筑凸现出来，一些建筑则暗自隐去。
我坐在出租车上，收音机里流淌出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午夜的维也纳下着雨，车窗上罩着一层水汽。街上的路灯、霓虹灯、汽车的尾灯从水汽中隐隐透过来，一片五光十色的迷离。司机说，他确定我住的酒店就在这条街上，可掉了一个头，却依然不见踪迹。他给酒店大堂打了电话，这才发现我们就停在离酒店大门不到三十米的地方。
“实在抱歉，先生，刚才真的没看见。”
我告诉他没关系，这种事时有发生。
——是维也纳开的小玩笑，对此我早已心知肚明。
我并非第一次来奥地利。此前，我曾经去过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因斯布鲁克。那里冬季是奥地利的滑雪胜地，夏天则是欧洲人逃避平原酷热的避暑之选。我还记得我在那座中世纪老城里慵懒地漫步，和所有人一样参观了由两千六百五十七块镀金铜瓦组成的黄金屋顶，参观了供哈布斯堡皇室避暑之用的霍夫堡宫。记忆犹新的则是在宫廷教堂里。那二十八座王室的青铜雕像已经被游客的手触摸得精光锃亮，甚至连袍子的褶皱也熠熠生辉。
哈布斯堡王朝是多么受游客爱戴！毕竟，这个家族曾经统治过整个中欧，甚至将疆域扩展至西班牙、南美洲。
但是，直到身处维也纳，身处皇宫前的英雄广场，看着皇宫的穹顶与蔚蓝的天空融为一体，我才意识到因斯布鲁克的霍夫堡宫之于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就如同承德避暑山庄之于紫禁城。
霍夫堡皇宫始建于1275年，比紫禁城还要早一百多年。此后，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对皇宫进行了改建或扩建。因此，霍夫堡皇宫堪称欧洲各种建筑风格的集大成之作，汇集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以及新古典主义风格。如今，皇宫成为一座由十八个侧翼、十九个庭院和两千六百个房间构成的巨大迷宫。
对欧洲人来说，霍夫堡皇宫见证了欧洲建筑史的发展，而对我这样的东方人来说，霍夫堡皇宫简直是一种“视觉轰炸”。那无穷无尽的细节，繁复异常的渲染，无所不至的雕饰，形成一种华丽的压迫。它像个热情的女主人，要把家里上千年来的好东西，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你，也不管你能不能一次接受。在霍夫堡皇宫，我常感到脑仁轰轰作响，仿佛坐在一列片刻不停的蒸汽火车上。
尽管游人如织，但和故宫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徜徉在皇宫里，还有闲情感叹如此庞大的王朝和家族如何由盛而衰，直至不复存在。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句祖训：“让其他人发动战争吧，但是你，快乐的奥地利人，去结婚！”据说，此话道尽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盛衰之谜。
一方面，这个起源于瑞士的家族与欧洲其他皇室联姻，结成联盟，进而继承领土。通过这一招，哈布斯堡王朝的身影遍布欧洲大陆，玛利亚·特蕾莎女王更被人们称作“欧洲的老祖母”。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王族血统的纯正，他们鼓励近亲婚姻。堂兄妹之间、叔侄女之间的结合颇为普遍。科学家研究了这个家族十六代三千多人的族谱，得出结论：正是近亲繁殖，最终导致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衰亡。只可惜在那个时代，人们对遗传学还知之甚少。
在茜茜公主博物馆门前，人们排起了长队。末代王朝的皇后总是能引起人们格外的兴趣，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和丈夫约瑟夫是表兄妹，她本人来自一个拥有长期精神病和遗传病历史的家族。
伊丽莎白的祖父皮乌斯大公跛足、弱智、离群索居，最终孤独地死去。伊丽莎白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也有很多非正常行为。他喜欢住在破败的城堡里，看着狗在客厅里嬉戏，牛在玫瑰园中吃草。
此前去慕尼黑时，我也顺道参观了新天鹅堡。那座矗立在悬崖峭壁之上的白色城堡，宛若童话之境，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出来。不过大多数人不知道，新天鹅堡的主人，患有忧郁症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是伊丽莎白的表侄。这位国王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夜间经常独自骑马在乡间漫游，或是打扮成中世纪德意志传说中的骑士，在城堡的房间里穿行。伊丽莎白喜欢这位表侄。她曾对侍女吐露：“他并没有疯到要被关起来的程度，只是行为太过反常，无法顺利统治理性的人民。”不久，路德维希二世溺水而亡，伊丽莎白悲痛不已。据说，她开始相信招魂说，并举行降神会，希望见到表侄的亡灵。
后来，儿子鲁道夫在行宫中自杀，伊丽莎白陷入抑郁。她从此只穿黑衣，收集死者的遗物，并且时常梦见死亡。1898年9月10日，伊丽莎白在日内瓦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卢伊季·卢切尼用一把磨尖的锉刀刺杀身亡。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出了什么事？”
如今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王朝对整个欧洲时局的发问。若以禅宗视之，则像是偈语。自那以后的欧洲四分五裂，动荡不安，霍夫堡皇宫的每一块大理石都成为见证。
我走出英雄广场，沿着树荫掩映的环形大道一路前行。这条适合散步的大路一定可以和巴黎的塞纳河畔一较高下。这条路上集中了维也纳最出色的建筑和文化机构，随便哪一栋房子都充满了典故。但别忘了，维也纳的人口远比巴黎的要少，这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空间感受这座城市的一切。
我经过人民公园，里面正举行露天音乐会，演奏的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作为一座文化之都，即便是土耳其人和拿破仑军队围城的危难时期，哈布斯堡皇室也不遗余力地支持那些伟大的音乐家，这其中包括了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
现在，正规交响乐团的演出季已经结束，这支乐队不过是街头卖艺的艺人，但因为他们演奏的都是维也纳最著名的乐曲，还是有不少人把一枚枚硬币扔进他们面前的乐器箱里。他们穿着燕尾服，打着领结，姿态一丝不苟，仿佛这不是在人民公园的树下，而是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硬币相碰的声音叮当作响，和施特劳斯的时代一样，维也纳依然是艺术家们的ATM机。
1899年6月3日，这里也在举行一场露天音乐会。当施特劳斯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有人走上舞台，低声同乐队指挥耳语了几句。很快，《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开始飘荡在公园上空，用的却是慢板。据说当时维也纳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施特劳斯的知名度在全欧洲排名第三，仅排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俾斯麦首相之后。而无论捷克人、波兰人还是匈牙利人，都能从施特劳斯的波尔卡和华尔兹中找到本民族的旋律。维也纳人甚至说，施特劳斯去世后，约瑟夫皇帝才开始真正统治帝国。
我试图想象，在当时的情景下，慢板的《蓝色多瑙河》该是怎样的况味，但是想象不出。只能视觉性地看到，那些音符一定如雪花一样漫天飞舞，不是降落，而是慢慢上升，如同被空气托起。人们静静伫立，眼中噙满泪水。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离世时，大概就是这幅光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施特劳斯在世时没有遭遇反对的声音。坦白地说，恰恰是反抗推动着艺术不断发展。1897年4月，二十多位年轻的画家和艺术家宣布从施特劳斯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成立自己的先锋派联盟，史称“维也纳分离派”。这群维也纳的波希米亚，发出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最强音。现在，他们当中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埃贡·席勒的众多杰作就收藏在人民公园对面的利奥波德博物馆里。
博物馆外是一个小型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用积木搭起的巨大雕塑，供人休憩。很多人就躺在积木上看报，或是三五成群地聊天。这是一座私人博物馆，创立者鲁道夫·利奥波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收集艺术品，当时他还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购进的第一幅绘画作品就是埃贡·席勒的《隐居者》，花费了三万先令，当时相当于一辆大众甲壳虫的价格，而这是母亲允诺他完成学业的奖励。这幅画奠定了利奥波德的收藏基调，日后他陆续收藏了19世纪和20世纪奥地利最重要的艺术品，尤以埃贡·席勒和克里姆特为特色。这些藏品的价值早已不是用甲壳虫可以度量的。
和很多欧洲博物馆一样，利奥波德博物馆近些年麻烦不断。麻烦主要集中在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是否与战争中的非法所得有关。
1997年10月，利奥波德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自己收藏的一百五十幅埃贡·席勒的画作。一幅名为《死城 III》的作品被原收藏者的后人追诉。他们说，二战中收藏者死于达豪集中营，他的收藏才因此流落民间。另一幅画的争议更大，它是1912年埃贡·席勒为情人画的一幅肖像，题为《沃利肖像》。原收藏者是维也纳犹太艺术品商人莱亚·邦迪，二战时他的收藏被纳粹洗劫一空。
面对质疑，利奥波德多次申明自己不是纳粹，也不是纳粹的受益人。二战中，他和他的家人一直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出于这个原因，他拒绝将自己辛苦收藏的艺术品赔偿给战争期间受害者的子女。
《沃利肖像》没能回到维也纳。它被扣在美国。诉讼案一打十几年，从州法院一直打到联邦法院，甚至当利奥波德已离世，依旧没有等到结果。不久，利奥波德的儿子迪特哈德与对方达成和解，同意支付莱亚·邦迪的继承人一千九百万美元用以交换《沃利肖像》。文化财产诉讼案件律师托马斯·克莱因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好像这些裁决早就准备好了，只等着他（老利奥波德）撒手人寰。”
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的确颇难分辨。作为一座被纳粹占领的城市——不，事实上有二十万维也纳人自发前往英雄广场，欢呼希特勒的到来——历史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一笔沉重的负担。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建筑在清算旧账的基础上。利奥波德博物馆的遭遇正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
类似《沃利肖像》的案子开始频繁出现。迪特哈德表示，一旦发现某件藏品确系二战期间掠夺而来，必定将其物归原主，或给予受害者家属相应的补偿。为此，他不得不将一些藏品送到伦敦的拍卖行，以支付相应费用。
“我出生于1956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没有任何义务去对1938年至1945年发生的事情负责。但是，这么多人的命运和他们曾经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我。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历史。”迪特哈德表示，他希望所有争议结束后，博物馆能从此走上正轨。
如今，《沃利肖像》悬挂在博物馆非常醒目的位置。站在这幅肖像前，我很难想象它曾经历过这么多的波折。沃利是一个工人的女儿，而席勒最终离开她，娶了一位商人的女儿。他们在咖啡馆分手时，席勒希望彼此保持关系，至少每年做一次长途旅行，但是沃利拒绝了。她离开维也纳，不久死于猩红热。
画中的沃利戴着白色草帽，穿着深色长裙，被刻意放大的眼睛闪着忧郁的光芒。难道她已经预见了自己的不幸，以及这幅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