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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博物馆时，天空阴晦。起初，一些细小的雨点从天而降，不紧不慢，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瓢泼大雨。我恰好路过一家咖啡馆，就躲进去避雨。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读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这是一本维也纳的《追忆似水年华》。
茨威格是维也纳人，他本人也喜欢光顾咖啡馆，因为那里有各国出版的报纸杂志，供人免费阅读。他在咖啡馆里度过了青年时代。
我以前并不喜欢茨威格，但《昨日的世界》却是一本隽永而充满感情的书。像所有隽永而充满感情的书一样，你一旦读了它，就会被作者说服用他的目光重新审视这座城市与这段历史。
在伊丽莎白被刺的第二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当时人们仍沉浸在帝国末期的狂欢中。作为中上阶层的年轻人，茨威格考虑最多的是，终于可以享受性自由了。父亲找来家庭医生，对茨威格进行了一些性教育。茨威格说：“在他开始讲述性病的危险时，他擦镜片的举动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有些父辈们的指导方式则更加直截了当。“他们会在家中雇一个漂亮的侍女，其工作就是让年轻男子获得实际的性经验。”等到男孩们再长大一些，他们就学会了自行安排，从那些不提出附带条件的女店员、女秘书和洗衣女工那里得到性经验。这样的姑娘在当时被称为“甜妞”——她们大都是中下层女子，希望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伙子们保持一段浪漫关系。
这段逸闻让我想到了沃利。她大概也属于“甜妞”的类型吧。不过这并不稀奇，在席勒和茨威格的时代，资产阶级文化和审美情趣正在席卷整个维也纳。这里到处是咖啡馆、歌剧院，华尔兹舞会日夜不停。
人们怀念旧日时光，因为“怀旧”是典型的布尔乔亚趣味。茨威格就曾写道，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的去世，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位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之死，都会顿时成为全国性的哀痛。
他回忆了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首演的老城堡剧院被拆毁时的情景：整个维也纳的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所有的人都涌上舞台，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而且几十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些不会闪光的木片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盒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
我在克里姆特的一幅油画上，目睹到当年的盛况。剧院拆除六年后，克里姆特用绘画保留了记忆。为此，他特意安排了模特，但是很多名流都想登上这幅油画。最后，这块32×36英寸的画布上，出现了一百多位维也纳名流的肖像。
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像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但是当时没人想到，最终夺走人们灵魂的是战争。在茨威格看来，当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都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整体，觉得自己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自我”融化到火热的集体中去；当所有地位、语言、阶级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别，都被暂时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所淹没；当马车夫也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索要多少战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知道这究竟是多少钱时：战争的脚步就离人们不远了。
关于一战发生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议。茨威格的看法是，他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那次战争既不是为了思想上的纷争，也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他认为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那是在战前四十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力”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
二十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正躲在巴西撰写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他对欧洲充满失望。他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感到现实的荒诞和虚无。
在维也纳的德语里，有一个词叫作“Ewiggestrigen”，专指那些永远活在过去的人。当你成为“Ewiggestrigen”，你就会抗拒时间的前进，宁愿成为幽灵，永久地留在昨天。
1942年2月，茨威格夫妇服下超量的巴比妥后一起躺下，茨威格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妻子则穿着一件和服式的印花晨衣。
人们在作家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与我同操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在此之后，除了这里，我不想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彻底重建我的生活了。”
“这里”所指何处呢？我问自己，是“昨日的世界”吗？
此时，坐在咖啡馆里，周围的交谈声和杯盘声渐渐模糊。窗外的天空依然阴郁，雨水淋湿街面，让它呈现出青黑色。一时间，我怀疑这间大雨中的咖啡馆，就是昨日世界里的一座孤岛。
雨停后，我买了去布达佩斯的火车票。在维也纳剩下的两天，我打算泡在咖啡馆里读书，然后在街上随意地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