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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花了一个上午在城里游荡，走过遍布餐馆、绿树成荫的河边，穿过纵横交错的小巷，随意走进感兴趣的店铺。每当失去方向感，我就抬头看看山顶的卢布尔雅那城堡，它总是像海岸线上的灯塔一样可靠。虽然是首都，卢布尔雅那却给人一种袖珍小镇之感。这大概是我去过的最小的首都，花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将整个城市走了一遍。
在欧洲旅行，走路成了我最常用的交通方式。因为欧洲城市大都非常适合走路，人行道宽敞，空气新鲜，走累了随便进入一家路边的咖啡馆，喝一杯蒸馏咖啡振作精神，就可以继续上路。
在卢布尔雅那走路，时常感到它的建筑风格受到了邻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影响。实际上，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时常被邻国改写。二战期间，卢布尔雅那一度被意大利吞并，成为卢布尔雅那省。占领当局拉起一道三十公里的铁丝网，将城市完全封锁起来，希望借此抑制如火如荼的地下抵抗运动。意大利投降后，德国纳粹取代了意大利人。直到1945年5月，斯洛文尼亚游击队才解放了这座城市。
作为一个小国，斯洛文尼亚一方面竭力保持本土文化，一方面也不得不积极收纳其他国家的文化因子。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生长于一个小国有时候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卢布尔雅那显然是那个“世界性的人”。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河畔的街道上遍布着世界各地的美食。比如，前一天晚上，我就在巴尔干菜、印度菜和意大利菜之间徘徊良久，最终选择了印度菜。
也许是过于饥饿的原因，我觉得那家印度餐馆相当够味儿。当我吃着刚从馕坑里拿出来的烤馕时，感到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作为一天旅行的终点了。
此刻，我沿着广场向南前行，一直走到三桥才驻足。一个三重奏乐团正在桥上演奏，乐声中可以看到浅橙色的方济各会报喜教堂。游客们在桥畔拍照，在他们身旁，墨绿色的河水穿城而过。
我站在桥上，手扶着大肚瓶般的白色石柱，想到三桥是斯洛文尼亚建筑师乔佐·普雷契尼克的杰作。普雷契尼克是斯洛文尼亚最著名的建筑师，也是欧洲最好的城市设计师之一。他那浅显却独具魅力的建筑语言，在卢布尔雅那的诸多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普雷契尼克之于卢布尔雅那，就如同高迪之于巴塞罗那。
普雷契尼克早在维也纳和布拉格时就功成名就，但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是选择回到卢布尔雅那。他被赋予重新规划设计整座城市的使命，这几乎是任何一位建筑师梦寐以求的工作。普雷契尼克的成就远远超出家乡父老的期待。人们用“普雷契尼克的卢布尔雅那”来称呼这位建筑师留下的宝贵遗产。
普雷契尼克首先改建了自己每天经过的街道。因为“我只知道一条道路：穿过弗兰西斯科桥的那条——可即便是这条路，因为城市的无趣，我也更喜欢在晚上走”。他重新规划街道、广场和河堤——在此之前，卢布尔雅那几乎从未经过设计。
普雷契尼克赋予了卢布尔雅那全新的外观：蒂沃利公园、国会广场、三桥和市场。如今，他设计的许多建筑依然是这座城市的地标。他有意识地从传统中寻找灵感：从古代遗迹中，从意大利人留下的巴洛克建筑中，追寻美的源流。他将古罗马奉为城市规划的经典，试图把卢布尔雅那设计成和古罗马一样的都市。与此同时，他也从斯洛文尼亚的山地传统中汲取养分。
20世纪50年代以后，普雷契尼克一度被认为古板过时，但直到去世前，他都没有停止过工作。70年代，后现代主义者重新发现了普雷契尼克的独创性，惊叹于凝聚在他建筑上的那种传统与创新的张力。“普雷契尼克的卢布尔雅那”成为现代都市“怀乡”的典范之作。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19世纪城镇、巴洛克建筑、中世纪城镇，乃至古罗马的影子。
普雷契尼克从不用热水洗澡，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供暖设备。他讨厌舒适的座椅，认为舒适是工作的天敌。去世后，他被提名圣徒，但遭到梵蒂冈的拒绝。因为他同时和两位女士长期保持通信关系。不过，就像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一样，普雷契尼克与这两位女士也从未谋面。
我们不会独自死去，因为从的里雅斯特一直扩展到波罗的海的温和的巴洛克地区，被模糊地称作“中欧”的地区，将会和我们一起灭亡。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将会和我们一起灭亡。甚至还得加上巴伐利亚。是的，所有民族和人民都不可磨灭地打上了中欧文化的烙印。
——马尔坚·诺让奇
二战以后，斯洛文尼亚成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铁托的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在南斯拉夫联邦里，斯洛文尼亚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为那些南部欠发达地区做出的贡献最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南斯拉夫陷入经济困境，各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也为这种紧张态势火上浇油。卢布尔雅那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多次出现紧张局势。
这种分歧在80年代末到达顶峰。1989年1月，斯洛文尼亚诞生了一个独立政党。在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尚属首次。一年以后，斯洛文尼亚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一切联系，克罗地亚不久也步其后尘。两个国家随即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想摆脱一个不再需要的体制，结果运气不错，轻易就达到了目的，而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则绵延至今。
某种程度上，斯洛文尼亚摆脱了一个巨大的泥沼。这在卢布尔雅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卢布尔雅那是静谧的、干净的、缓慢的、明亮的，当你走出游客区，走进卢布尔雅那人的日常生活区，那种悠然的氛围简直令人惊叹。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卢布尔雅那都更接近中欧，而不是巴尔干。这块阿尔卑斯的山间谷地，如同整个中欧的缩影。
我钻进一家街边书店，这里有一排书架全是斯洛文尼亚作家的作品。相比于其他语言的书，这些书的价格更高，而且用斯洛文尼亚语写作意味着只能拥有很少的一部分读者，意味着辛苦写出的书很可能在书架上落满灰尘。
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说，他们付出这样高昂代价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抵抗“句法的流亡”。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不仅是在使用词语，他们是在运用整个存在，运用民族精神和神话，运用记忆、传统和文化来写作。对他们来说，语言就是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弗朗斯·普列舍仁的纪念碑会高高耸立在卢布尔雅那的广场上。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用斯洛文尼亚语写作的诗人。普列舍仁的大部分诗作是爱情诗。此刻，他的缪斯尤利娅·普利米奇的半身像就在广场远端一所公寓的褐色窗户中凝望着他的雕像。不过，现实很残酷，尤利娅丝毫没有被普列舍仁的热情感动，她选择了拥有金钱和地位的商人，而不是比她大三十岁的诗人。普列舍仁依然痴心不改地为她写作，不过到了晚上，他就步行到河畔的酒吧，让烈酒和酒吧女郎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