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持续 互动创新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一件红铜容器（可能是鬶或盉类酒器）残片，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类遗存”，年代约公元前1850—前1750年(64)。该遗址的“新砦类遗存”中还出土了含砷的红铜刀、砷铜片和錾等。
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遗存中，用铜遗存乏善可陈。新密新砦遗址发现了含砷的红铜残片和红铜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青铜刀和红铜刀各1件，还出土了铜渣。登封南洼、郾城郝家台和淅川下王岗遗址分别出土了红铜凿、铜棒和若干残铜器。
从王城岗遗址的青铜容器残片，到新砦遗址的红铜容器残片，是东亚大陆腹心地区开始尝试制造铜质礼容器的例证。在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一期乃至第二期），关于铜质礼容器铸造的线索了无踪迹，虽有考古发现的或然性，但也暗示着铸造探索过程的曲折不易。
新密新砦红铜容器残片
此外，还有数例仅知大体属于此期而无法确认具体时段的用铜遗存，它们分布于内蒙古准格尔旗，河北怀来，山东诸城、长岛、临沂、栖霞，安徽含山等地，产品均为造型和工艺简单的小件日常用品和装饰品。还发现了铜渣和可能与熔铜有关的坩埚片等。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4700年至前2100年间，东亚大陆所出现的零星用铜遗存应属“原始铜合金”，是古人“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探索实践”的产物，其出现具有偶然性，且不能量产，与后来红铜、青铜器生产的时代之间存在大时段的历史空白。因而，这一阶段应仍属新石器时代的范畴。“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与晚期（龙山）的遗址中出土的残铜器或冶炼遗迹，经常是在其考古学文化或遗址中为孤例。换言之，即使证明出土的层位无误，偶然出现的冶铜经验，并未传承或推广，更未引发社会变化──比如有组织、有系统地找寻矿源，形成新的武器系统，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或新的礼器系统等──引领整体社会进入另一个阶段。”(65)
由上述观察可知，东亚大陆应不存在以使用红铜器为主要特征的所谓“铜石并用”时代。齐家文化铜器出现的初始阶段、陶寺文化中晚期是否仅使用红铜，有待于今后发现的证实。即便它们都有一个以使用红铜器为主的阶段，其延续时间也不过两三百年。在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延续时间短、各种材质的铜器共存，暗示着用铜遗存出现的非原生性。
正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关系密切。“中国西北地方对来自中亚及以远地区的冶金术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66)在这里，“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就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也正是这样的过程才导致中原地区“华夏风格”冶金术的崛起。而“区域互动与技术创新是理解中国早期铜器区域特征的两把钥匙。因为有区域互动，所以会出现不同区域间某些文化因素的相似，如喇叭口耳环在西北和北方地区的流行；因为有技术创新，所以在某些区域的某些阶段会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如铜铃或组合范铸技术在中原地区的初现。因此，围绕区域互动与技术创新展开更深入的探究也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一个主导性方向”(67)。
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