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青铜时代？
在“青铜时代”这一概念的运用，尤其是探讨其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首先有一个内涵界定的问题。大家一般同意，只有“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才能算进入“青铜时代”；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不少学者仍把零星青铜器甚至小件饰物的发现作为该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实践中，就不乏将罕有甚至全无用铜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划归青铜时代的例子。
其次是主体界定的问题。要明确进入青铜时代的“人们”的主体，即“谁的青铜时代”的问题。进入青铜时代的主体，应是考古学文化背后的社会和特定的人群，是生活于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进入了“青铜时代”。如是，就不能把进入“青铜时代”的主体，无限扩大到特定的人群以外那些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人群及他们所处的地域。但在具体操作上，这样的做法是被默认的，甚至占据了主流思维。
在论及黑龙江东部的“青铜时代”考古时，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论述，“这一地区（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经的三江地区——引者注）的‘青铜时代’与中原地区有些不同。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是以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为标志的，但这样的标准却并不适用于三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三江地区在内的一些地区并没有制造青铜制品的能力，因此，这些地区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仍然是以石器为工具和武器。这一点，从这个地区以至周边地区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本文使用的青铜时代概念，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年代范畴，而并不表明这一地区青铜时代的全部文化都已经具有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典型特征”(197)。这清晰地表述了在无青铜遗存发现的区域使用“青铜时代”概念的思辨逻辑。
上文接着论述到，“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在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代，尤其是其早期阶段青铜制品的缺乏，使得判断青铜时代遗存成为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此，即便已经发现的一些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将这类遗存，或被认作新石器时代，或者被归入铁器时代，从而直接导致人们对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年代范畴的模糊认识，造成后两者外延的扩大。寻找或从已有的发现中确认青铜时代遗存，已经成为三江地区考古学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青铜时代”是在全无用铜遗存的考古学文化中“寻找”或“确认”出来的。
另有学者在专论图们江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时谈及，“至于青铜遗物问题，图们江流域青铜时代文化堆积中均鲜见出土，是否存在青铜遗物不应该被看作是分辨遗存时代的硬性指标”(198)。而在关于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的研究论文中，通篇也全无对任何青铜制品的分析，也未对“青铜时代”的概念做出界定和阐释。所谓“青铜时代”涉及的时间范畴始于“夏至早商”，下限则到“战国至汉初”。文中回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西团山石棺墓地有针对性的发掘，首先将一些广泛使用石器生产工具并已出现青铜器的遗存，从所谓的‘石器时代之文化’中分离出来，于此开创了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的新局面”(199)。再举一例，“黑龙江地区也经历了青铜时代这一发展阶段，基本和中原地区是同步的。但在具体的文化面貌表现上，黑龙江东部、西部地区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均未发现具有该时代特征的标志物——青铜器（件），表现了显著的自身区域特点。因此，青铜时代的概念，作为一个年代范畴，黑龙江东西部区域存在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特征表现”(200)。显然，这些论著所述“青铜时代”是以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为参照系，意指相当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时段，而无关该区域用铜遗存的有无。
推而广之，“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地区，金属器（青铜和早期铁器）在出现年代上有早有晚，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大均衡，甚至各地区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应用范围上也各有特色。所以，上述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我们都只能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准”(201)。显然，这是把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全域当作一个叙事单元，对数千年前各地异彩纷呈的史实来展开叙述的。
需指出的是，一个地区没有青铜时代，全然不见或仅见零星铜器而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是很正常的，并非所有区域都毫无缺失地经历了所有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在中国考古学乃至历史学领域，为什么一定要在每一个罕有甚至全无青铜制品的区域都划出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大体同时的“青铜时代”呢？中原王朝的影响波及范围以外的区域，有些还有待建立起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史分期与谱系框架，但即便这个框架建立起来，其阶段划分的话语系统可能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中心”本位的影响。这一学术思维方式及其演变历程，本身就值得深思、值得探究(202)。
目下，学术界已充分地意识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各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具体的田野考古与综合研究作业也开始细密化，是时候在学术话语系统上跟进了。这是深化相关研究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