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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二、我的祖国——非洲
与此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曼德拉“非法地”为城镇里的学习小组讲课。1953年6月禁令刚一到期，曼德拉和西苏鲁就同特里弗·赫德尔斯顿神父一起，在一家大电影院向集会群众发表演讲，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居民。根据《团体住区法》，有58000人要从这一黑人郊区迁出。那里最不同一般的是黑人可以自由拥有土地，还可以购买土地。而且，这一地区生机勃勃，尽管过度拥挤使部分地区成为贫民窟，但它不像其他社区那么没有生气，单调枯燥。附近的白人从他们的郊区正在蚕食索菲亚镇，想夺走这片土地。
身背轻机枪和来复枪的警察打断了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西苏鲁和曼德拉努力让愤怒的人们平静下来，而赫德尔斯顿则与警察争论起来，警察警告他别管闲事。在赫德尔斯顿的《不让你舒服》一书中，他写道，那天他领略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残暴气息”，这促使他下决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听众们如此遵守纪律，以致于歌声很快盖过了叫骂声和嘘声。
索菲亚镇的灭亡是那些大规模强制迁移中的第一次。那些迁移在其后的日子里引发了极度严重的后果。随后在这片废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区叫做“特莱欧弗”，[7]令人感到意味深长。
1953年9月，政府又一次宣布了对曼德拉的禁令：他不仅在两年内不能参加任何集会或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强迫他退出非国大及所有与之有联系的组织。“还是没有任何听证会”，他指出，“也没有什么证据”。他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的抗议西部地区强制迁移的活动，尽管作为律师他仍然可以为对付警察而出主意。
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得到许可才能在城镇和市区召开集会，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举行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曼德拉设计了建立基层组织的方法——在城镇挨街挨户地动员人们加入非国大组织；要求人们在工厂、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家里进行集会。他警告人们提防告密者和特务奸细，甚至混入非国大的警察。他宣称：“南非，如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革命正在走向成熟。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愿意、决心并迫切要求彻底粉碎压迫的枷锁。”他引用尼赫鲁的话作为结束语：“你们可以看到，‘自由之路无坦途!’……”
在曼德拉遭受禁令限制的日子里，他为刊物《解放》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还是《战斗言论》杂志的编委，该杂志是鲁思·弗斯特[8]主编的政治及文学月刊。曼德拉在文章中表明他所了解的人民为生存而奋斗的日常细枝末节。他在1953年写道：
“人民的生活条件正在日益恶化而且变得无法承受。他们的购买力在逐渐下降，而生活费用扶摇直上。面包比两个月前更贵了，牛奶、肉和蔬菜的花费超过了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没有足够的房子住，也没有足够的钱享受医疗。他们在失业、生病、伤残、年老时得不到救济；即使有津贴，那点钱也不够生活所需。由于缺乏足够的医疗条件，我们的人民易患肺结核、性病、麻风病、糙皮病，婴儿死亡率也很高。
“《土著劳动法》禁止工人罢工和停工，使非洲人失去了他们用以改善环境的一件武器。这一法律的目的是毁灭目前由工人们自由控制的非洲人工会组织……”
1955年他写文章论述了有关“流入控制”法律及流动劳工制度。后者对家庭和乡村地区有影响：
“非洲人全家不能住在一起，家庭破裂，孩子与母亲被迫分开；非洲人犯人受到残暴对待，在殖民地似的农场里非洲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强制拘禁，这一切只是骇人听闻的、恶毒的种族不平等的几个例子……”
对于操纵矿业和农业的那一小撮人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目的”就是为矿业巨头和农场主们创造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这就是政府为什么拆除贫民窟、把非欧洲人民从城市赶回到农村去的原因，目的就是保障农场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反抗政府的非欧洲人受到如此残暴对待的原因。
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取得事业成功的非洲青年不再是国家的荣誉，而是对统治阶级的威胁。因为他们可能不愿下到地壳深处，呛得喘不过气来，为的只是把矿业巨头们养肥。他们也不会愿意为了得到可怜的配给食物而到农场去挖土豆。
政府将宣布特兰斯凯为另一个班图斯坦，或是叫做“黑人家园”，尽管政府的汤姆林森委员会调查报告说，这里落后的粮食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只能养活总人口的1/5。根据个人的亲身经验，曼德拉把这一地区描写成全国最大的“廉价劳动力贮备库”。他说：
“根据官方估计，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工作的非洲人中，1/3来自特兰斯凯……。实施所谓的改善计划，加强税收以及假称是部落统治，这些手段只是为了确保流动工人源源不断供给……。该计划的真实用意是让保留地的农民们更加缺少土地，并让他们贫困。其主要目的是创造一支流动工人大军……，上班时把他们关在圈起来的棚子里，回家后把他们安排在乡村居住点，目的是防止出现一个紧密团结、强有力的、富有战斗性的而且能清楚表达自己想法的非洲工业无产阶级。它有可能掌握政治斗争的基本原理。而统治阶级想要的只是一支驯顺的、软弱无力的、无组织、思想混乱的工人大军。”
为了对付日渐高涨的国际社会的批评，土著事务部部长H·F·维沃尔德博士想出了班图斯坦的办法。班图人将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沿其自己的道路发展”。在占国家87％面积的“白人地区”，300万白人将统治600万非洲人、150万有色人和50万印度人。约500万非洲人被限制在另外13％面积的土地上，他们将住在260个面积狭小而且相互分离的农村贫民窟中，在那里他们的权利极为有限。
维沃尔德还设计了“班图教育”。他宣称：“非洲人应双脚站在保留地中”，而且他们的教育应“扎根于班图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初等教育主要使用本地语言。
曼德拉评论说：“这位部长已经很残忍地把目标解释得清清楚楚……，教育我们的儿童说非洲人比欧洲人劣等。”这一政策意味着非洲人“在‘主子统治’社会中永远地受奴役”。不再由教会人员进行非洲人教育，因为他们教授的是黑人与白人平等。维沃尔德宣布他将驱逐教会和教会人员，因为“他们在土著人中制造了一种错误的期望”。
50年代早期，每个白人学生的教育经费是44英镑，亚洲和有色人种学生每人19英镑，而非洲学生每人只有不到8英镑。尽管国内外愤怒的抗议此起彼伏，“班图教育”还是被强制实行，著名学者们在抗议活动中作用显著。然而，非国大号召家长们让孩子们退学这一行动受到家长们质疑：“如果我们抵制班图教育，你们有什么替代办法吗？我们知道班图教育会使孩子们在精神上成为侏儒，但能让他们在街上疯跑吗？”在教会人士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和赫德尔斯顿神父及他们的“复活社”单独行动，关闭了学校而不愿让政府接管。
曼德拉曾建议成立“社区学校”。如果那样有危险或难以实现时，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的小屋都可以成为孩子们学习的中心。但非国大和一些志愿者们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关门大吉了：根据新法律民间提供“不达标的”教育是一种犯罪，可以被判罚款或监禁；而且他们总是经费不足。在那些仍坚持抵制班图教育的地区，警察开了进去并大肆搜捕。可以预料那会惹得人们放火报复，同样可以预料这会招来更频繁的警察袭击。
班图教育很快扩展到高校。“非欧洲人在种族混合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曼德拉说，“被认为是政府种族政策的灾难。学生们之间的友谊和种族和谐……对种族隔离政策构成了直接威胁……”。政府将把部族学院用于强化其政治意识形态，他们所要提供的教育目的不是“开发人民的创造潜力，而是要把非洲人在精神上培育成白人永远的奴隶”。
政府不断抛出新的花样繁多的禁令。曼德拉描绘了这对个人意味着什么：
“政府以法律的名义限制我的种种活动，使我同亲朋好友相分离，与那些像我一样思考，同我信仰相似的人相分离；现在不论我去哪儿都有警方秘探跟踪。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成罪犯对待——一名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自己的伙伴，不能陪别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参加政治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并非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次高层领导人接着是第三级领导人都受到禁令限制，但非国大仍继续战斗。他坦率地承认了一些失败，如未能阻止西部地区强制迁移；华丽的词藻太多而缺少仔细计划和组织的行动。由于人民普遍贫困，会员费做了调整，非国大从来没得到足够的经费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必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那些受禁令限制的人继续工作，但被迫采取秘密的地下形式。坦博发觉他们有些焦虑，因为如果被判刑，刑期会很长。但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机智和自信有助于驱散恐惧。“人民”，他说，“越来越清醒地注意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所有民主力量之间的联合很有必要”。
在一年的禁令期满后，卢图利酋长遭受更严厉的限制，在两年内只能待在他那文化落后的农村家里。他生了几个月的重病，但刚一痊愈他就参加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计划进行新形式的抗议。
Z·K·马修斯在纽约联邦神学院做了一年客座教授，刚刚回到南非。他建议成立“人民大会”，在1953年开普省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他说：“我不知道时机是否已经成熟，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考虑举行一次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为未来的民主南非起草一份《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1909的全国大会就应该做这件事。这是一种创造性地思考国家问题的方法，可以明确规定解决运动的目标所在。
1955年，“人民大会”运动已经步入正轨：好几个组织已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起来组成“大会联盟”。除了“印度人大会”和“南非工会大会”之外，还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后者由几百名白人组成，如曼德拉所说，他们代表一群白人的信仰：“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做人而且是平等的人对待。为给非洲人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他们准备和我们一同进餐、与我们交谈，和我们住在一起、一起工作。”“南非工会大会”包括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工会和1个白人工会（洗衣业工人），它的成立标志着，在遭政府严禁之后非洲人工会又恢复了活力。
西苏鲁途经以色列和伦敦，访问了中国和苏联。他当时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为“人民大会”争取支持。
城镇、农村、非洲人居住区，人们处处能见到这样的传单：“如果让你来制定法律……你会做什么？你怎样把南非变成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鲁斯腾伯格各部落农民联合会的回答最具代表性，他们谴责了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和《班图权力法》，他们要求有更多的耕种和放牧设备，在议会中拥有更直接的代言人，享有平等教育权利。
人们的普遍要求还包括“足够的”薪水，好一点的住房和食物。在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进行筛选之后，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自由宪章》。在“人民大会”成立前的日子里，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受禁制的领导人对草稿进行了仔细研究。
许多组织和白人政党受到邀请。联合党懒得答复，自由党和工党同意派观察员，一些独立基督教徒，包括赫德尔斯顿神父，欣然接受邀请。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当局制造了不少麻烦，如不允许远道的代表们乘公共汽车，但并没有禁止大会召开。
“大会联盟”的传单中有一份邀请函像诗一般：
我们呼吁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让我们说说
那广袤的土地和
我们耕种的窄小的条田
让我们说说
没有土地的兄弟们和
没有学上的孩子们
让我们说说
赋税、牛和饥荒
让我们说说自由
我们向煤矿、金矿、钻石矿的矿工们
发出号召
让我们说说
漆黑的矿井
远离家庭的隔离住棚
1955年6月25日，星期六，克里普敦的一块草坪上，约3000名代表响应这一“号召”来到这里。此地距约翰内斯堡西南仅几英里，在村子里住着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在我们有生之年获得自由!斗争万岁!”这里成了南非的缩影：有非洲人、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许多人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有医生、农民、劳工、牧师、家庭主妇、佣人、工会会员和律师。他们兴奋无比，性情温和，充满了希望。会场周围是铁丝网，入口处站着一些身穿便服的彪形大汉。那些人是“特别支队”成员，同往常一样他们无孔不入，到处照相，特别是给那些白人代表拍照。会场上，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和金黄色成为全场的主旋律。
卢图利酋长、达杜博士和赫德尔斯顿神父被授予象征非洲人社会最高荣誉的“伊斯特兰杜”勋章，由于政府的禁令，许多令人振奋的领导人没能出席，上面三人当中只有赫德尔斯顿神父能亲自出席，倾听人民的欢呼。
代表们听取了先后用英语、西索托语和科萨语宣读的《自由宪章》。它开章讲道：“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南非和全世界宣告：南非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全体人民，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除非是在全体合格人民意愿基础上，否则任何政府都无权宣称其拥有权力。”
宪章宗旨是：“人民统治国家；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国家财富由全体人民分享；在耕种土地的人之间分配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享有平等人权；人们将得到工作和安全保障；求知和文化之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们有住房，有安全感，生活舒适；和平和友谊永存。”
有些宗旨来源于日常生活，比如：“法律保护私人住宅不受警察无故搜查”以及“所有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旅行”。有的宗旨典型地表达了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意愿，如“国家将照顾老年人、孤儿、残疾人和生病的人”。有的宗旨具有社会主义特点，如“矿业资源……银行和垄断工业将转为全体人民所有”。人群对每一章节都报以高声欢呼“阿非利加!”“我的祖国!”
星期天下午，人们听到了沉重的列队行走的脚步声。警察们手持冲锋枪，直奔代表们而去。一声枪响过后，人们站了起来，按非国大敬礼方法把手举起来。大会主席要求人群保持镇静，他们听着欢快的“克莱门坦”曲子，唱起了“非洲，我的祖国!”
“特别支队”的侦探和武装警察搜查了发言人和听众，没收了所有文件，甚至包括海报和标语。其中还有两张食品摊的条幅，上面写着“荤汤”和“素汤”。据警察称，这条幅有“叛国”嫌疑。
大会在近乎凯旋般的气氛中继续进行。结束时，所有人起来，高唱“上帝保佑非洲”。夜幕降临时，代表们开始散去，非国大乐队奏起自由之歌。
不止曼德拉一人认为“人民大会”是一次“壮观而又感人的表演”。他说，人民已显示出他们“有能力、有力量战胜任何障碍，实现他们的未来之梦”。
他认为《自由宪章》的通过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30年之后他也的确成了“联合民主阵线”的政策基础。他说：“南非的民主运动中还从未有过一个文件或会议得到如此广泛的赞许，受到如此热烈的讨论。《自由宪章》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民主改革要求的罗列，他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因为他所预见的变革不打碎南非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难以实现的。”
三个月之后的一个黎明，警察在南非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突击搜查。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成百上千人的住处和办公室，带走了任何可能成为叛国、煽动暴动或是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或《暴乱集会法》证据的东西。
1955年年底，曼德拉的禁令到期。特别支队侦探们迅速来到他的办公室，宣布新的禁令，这次为期五年。
与此同时，朋友们观察到政治活动的压力正在削弱他的婚姻基础。而且，曼德拉对埃韦琳的宗教献身精神越来越不耐烦，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危机终于爆发了，在纳塔尔省学习了一年助产术之后，埃韦琳回到家时，发现丈夫与一个女人正打得火热。她指责曼德拉，反而惹怒了他。埃韦琳逃到了她哥哥那里，离开了丈夫和家庭。最后他们正式离婚。婚姻的破裂不仅使埃韦琳饱受痛苦，而且他们的长子滕比也不可挽回地疏远了他父亲。然而，当时的曼德拉尽可能地照顾着孩子们。
新总理J·G·斯揣敦打算扩大警察干预国家事务的范围，他准备利用《刑事诉讼和证据修正案》、《土著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区修正案》及《团体住区深化修正案》来实现其目的。这些法案象征着一个庞大而低效率的官僚机构，年复一年地修正法律，纠错补漏。把抵抗者放逐到边远地区就是新添的惩罚措施。
政府宣布，从1956年起非洲人妇女必须携带通行证——非洲人称之为“佛得当帕斯（可诅咒的证件）”。这一法令比任何法令都更折磨非洲人。从1952年起16至18岁的男孩就必须携带通行证。就像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那样，妇女们起来抗议了。许多非国大领导人的妻子都是“妇女联盟”成员，其他种族的妇女也加入到他们当中。其中有出生于英国的社会和工会工作者海伦·约瑟夫。充满活力的“妇女联盟”主席利莲·恩戈伊这样解释她们的动力来源：“男人们生来就要接受这项制度，似乎他们携带通行证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作为妇女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男人被人如何对待。当他们早晨离开家时，你没有把握他能不能回来。对这件事（指妇女也要携带通行证）我们非常非常严肃。如果丈夫被捕，母亲也被抓走，孩子们怎么办？”
1955年10月，来自全国的2000名妇女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向政府表示抗议。一年之后20000名妇女又在此聚会。由于禁止游行穿过街道，她们便三三俩俩地分批到达总理办公室，有些人穿着非国大宽大的罩衫，有人穿着莎丽服，有的妇女带着小孩或是提着装食品的篮子。她们大声喊出一大串抗议口号之后，便静静地站在联邦大厦的阶梯剧场里。利莲·恩戈伊打了一个手势，大家唱起为这次游行重新填词的勇士之歌：“斯瑞敦，你碰上女人之时也就是你撞上石头之际。”在解散前，她们还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从对“人民大会”的搜查开始，警察已经搞了1000多次突击搜查，查获了不计其数的文件，其中当然也有曼德拉的著作。1956年12月5日黎明时分，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在住处被敲门声惊醒。在全国各地几十名男人和19位妇女也同样惊醒，他们被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警察把曼德拉、西苏鲁、坦博等人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福特监狱；与此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从全国各地把不同种族的男男女女也送到这座监狱并囚禁起来。这些人中有来自纳塔尔省的卢图利酋长、余克博士和伊斯梅尔·米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教授。除了这些领导人之外，156名被指控的人中大部分是司机、职员、工厂工人、劳工、教师和家庭主妇。
被捕的人中还包括一直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黑种人士，如创作了多首自由之歌的作曲家加农·詹姆斯·卡拉塔，支持非国大的报纸《新时代》的编辑、来自德兰士瓦的鲁斯·弗思特及她的丈夫乔·斯洛沃律师，还有利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这些囚犯构成了南非社会的横断面：有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和7名有色人。在监狱里他们立即被分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
长期以来，曼德拉和其他人被禁令限制在本地的小圈子里，相互隔绝。现在，他们被集中在两间大牢房里；如卢图利所说，可以“无限期地”交谈。保尔·约瑟夫第一次遇见曼德拉时还是个中学生，现在可以好好地了解他。保尔对曼德拉听他人讲话时的专注神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不居高临下地同别人讲话，跟他在一起不仅感到很愉快，而且还有一种安全感。他似乎从人民身上汲取力量，然后又源源不断地返还给人民。
一场“支持我们的领袖”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里弗斯主教、议员阿历克斯·赫普利和阿兰·佩顿（工党和自由党领导）发起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加农、约翰、克林斯在伦敦设立了一笔基金，提供国际援助。
尽管阿非利卡顽固分子赞成政府在“面临阴谋”时保持警惕性，美国学者格温多伦·卡特教授和汤姆斯·卡里斯却认为，非洲人与白人之间冲突的严重程度绝不低于那冠冕堂皇的“叛国罪”指控。两周后，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幕时气氛非常热闹，而不是庄严肃穆。大批群众唱着非国大会歌聚集在训练大厅周围，审判将在这里举行。囚车里的犯人也起劲地唱着歌曲。“训练大厅”通风很好，顶子是铁板做的，他是昔日殖民统治时期的遗留物。里面被告人、公众、记者和惊惶失措的警察挤在一起，很是混乱。法庭宣布开庭，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仿佛他们是参加什么大会的代表团。法官刚一讲话就发现麦克风出了问题，什么也听不见。在一片哄笑声中法官宣布休庭。
第二天法庭上又演了新节目：把被告们关在铁丝笼子里。著名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受“野生动物一般对待”的人们辩护。铁笼子被撤走的同时，人们听到了枪响，“训练大厅”外面，吓破了胆的警察向情绪平和的群众开枪射击，22人被打伤。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和亚历克斯·赫普利两个小个子走进气愤的人群之中，劝人们保持冷静。同时警察上校也愤怒地批评他的手下。
被告们陆陆续续地被保释出来，每天曼德拉都要开车把他的几个伙伴从城镇带到“训练大厅”。他们从政府的起诉书和证人们荒谬可笑前后自相矛盾的证词中找到不少笑料。检察官讲，他将证明被告是民族解放运动成员，该组织发言人曾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和国家的论述；公诉人提出的主要证据是“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以及曼德拉的演讲材料和他的著作。政府还想证实，《自由宪章》设计了通向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步骤，它将成为一场革命的序幕。辩方律师驳斥了这一指控，肯定地指出了“大会联盟”制定的《自由宪章》其宗旨所在。他争辩说，不仅仅是这156个人在接受审判，“而是他们和成千上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公开信仰和表达的理想在受审判”。
枯燥的审判千篇一律，没完没了。大多数被告都背井离乡，备受折磨，他们的家庭得到了辩护基金的支持。曼德拉和坦博是少数几个能住在家里并能有部分时间进行工作的人之一。大批大批的被查封的文件都记入档案，其中还包括两张标记——“荤汤”和“素汤”。
午休时间，东开普省合唱团在大厅后面唱起了《自由之歌》。与此同时，德兰士瓦领导者们正在与亚历山大镇抵制公共汽车运动的组织者进行紧张磋商。40年代公共汽车票价猛涨，激怒了群众，大约5万名男女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长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非洲人少有的胜利：不仅迫使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雇主们为雇工提供交通费津贴，而且票价也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在审判期间卢图利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想检验一下遭受打击的组织的力量，他们于1957年6月26日发出“待在家里”的号召。南非工会大会为罢工工人保证每天一英镑最低工资，在这种支持下，罢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地区。曼德拉解释了“待在家里”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因为罢工就需要有纠察队先阻止工人上班，而纠察队肯定会遭到警察的暴力。非国大决定采用这一办法，要求人们待在家里，这样就避免了暴力。
9月份的审讯中断了很长时间。被告们正在为即将回家而兴奋，约翰内斯堡发生的骚乱又让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几十人受伤。同往常一样，政府拒绝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市政会进行的调查发现，暴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乏职业训练、缺乏娱乐设施；非洲人上下班乘坐的火车拥挤不堪，“极不舒服”。司法部长斥责这些调查结果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