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
曼德拉与布特莱齐在和解进程的4年中都多次提到他们的前辈艾伯特·卢图利，作为非国大主席，他是曼德拉的前任，作为祖鲁族酋长他是布特莱齐的长辈。而布特莱齐比曼德拉更经常地提到他，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从思想形式看，他与布特莱齐相似之处更多。卢图利与曼德拉从1952年分任非国大主席与副主席之职以来，在斗争策略上始终存有分歧。卢图利终生坚持非暴力主义，直到1967年去世，他一直与“民族之矛”保持距离。祖鲁族之脱离非国大激进化路线正是从这时开始的，而后来布特莱齐与非国大的决裂则是这种趋势的发展。
然而在人格形象上，卢图利却与曼德拉相似，他们都因长期为社会正义呐喊而受到迫害，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1952年卢图利支持“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被当局撤消酋长之职，从那时起，他先后两次被关押共一年半，三次被禁止旅行和参加集会共9年，并被软禁和剥夺言论、行动自由4年，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反对当局的种族压迫，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很难说卢图利如果活到70—80年代他会不会与日益发展的黑人武装斗争路线发生冲突，但在他的有生之年，非暴力抗争是黑人运动的主流，因而他与曼德拉虽然思想有分歧，受迫害的程度有别，但他们都具有“圣雄”般的人格形象，具有超越部族的人格魅力。而布特莱齐却具有“一帆风顺”的官方经历：1953年任部落酋长，并辅佐祖鲁王理政；1967年任祖鲁族大酋长；1970年为祖鲁地方当局行政长官；1972年起任夸祖鲁首席部长。尽管他并非唯当局之命是从，但至少到1990年时当局从未为难过他。他的形象主要是在与非国大的对抗中树立的，这与卢图利自不可同日而语。
从学理上人们也许更重视思想上的分歧，然而在南非过渡时期的政治实践中，人格形象似乎比思想更重要。卢图利的政治理念，不是由与他思想相近的布特莱齐，而是由与他人格相似的曼德拉实现的。在不少转型期的国家中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如果仅从其思想看，人们不难批评他反对工业化、主张自给自足、禁欲主义……等等，然而不是他的这些思想，而是他的人格力量在现代印度的创建中起了众所周知的作用。捷克总统哈维尔对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与市场经济都持有极为尖锐的批判态度，然而正是他作为公正象征的人格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捷克摆脱旧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议会政治转轨的进程。
卢图利、曼德拉、甘地、哈维尔他们在思想上五光十色，但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他们不仅个人道德操守高尚，有“圣者”风，而且都为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坚定不移，因而成为维系人心的正义化身。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有深刻的人文关怀，而且有多元化的广阔胸襟，富于理性与妥协精神，能容纳反对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权势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圣雄”（mahatma）这个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意为“伟大的”，人格伟大而不是权势强大，的确是圣雄的特征。
与此相反，人格伟大而又权势强大的是“圣君”，如伊朗的霍梅尼。他们也在反抗压迫的历程中表现出人格魅力，然而却不具有宽容精神。一旦成功，神化的人格便转化为神化的权力，从而成为新的压迫者。人格不高但权势极大的，即《三国》中曹操煮酒所论的那种纯粹“权力精英”意义上的“英雄”，我们也不陌生。尤其是人们对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厌倦之后，对不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镇制力量”更来了兴趣。人们认为，在一个历史积怨很深而人民文化素质又较低的社会里面临转型危机时，需要这样一种理性而保守的“新权威”来防止社会无序化，抵制“革命崇拜”。
这些说法也许在理论上颇令人入胜，然而在南非，我们却看到了一幅不太符合上述设想的图景：一直反对“革命崇拜”的布特莱齐在转型危机到来时大谈“起义”，作为“现实主义镇制力量”的南非当局面对社会失序一筹莫展。而曼德拉这个“激进分子”，正是靠了其在“革命”中形成的人格感召力，成功地以道义呼唤理智，使得他当历史出现理性变革的机遇时，反而比一直反对“革命”的布特莱齐更有能力制止“革命”的发生，达成和解、妥协、分享权力的“大团圆”式结局!
当然，没有德克勒克就没有曼德拉的成功，犹如没有蒙巴顿就没有甘地的成功一样。不过，前者的可贵也恰恰在于他们没有对后者实行“镇制”上。
老实说，在非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南非那样存在着如此深厚的“革命”土壤（关于这一点，看看南非共势力的发展便可知道），存在着如此复杂的历史创伤和利益冲突，结束了白人统治之后的南非如果避免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式的悲剧，如果人们为此应该感谢谁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感谢圣雄曼德拉呢，还是应该感谢保守主义者布特莱齐？这该是不难回答的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