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河套鞑靼的侵扰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以“削藩”激变，他的叔叔、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向侄子抢夺皇位。在惨烈的数年内战中，原来负有镇守边防之责的燕王朱棣得到沿边一些蒙古部落的支持，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内战中屡建奇功。为了表示酬谢，同时也为了集中力量南下争位，朱棣对蒙古人采取了更为怀柔的政策，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在河套地区，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下令移东胜左卫于河北永平府，移东胜右卫于河北遵化县，从而实际上放弃了东胜这个控制河套的重要基地。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即位后为巩固边防迁都北京，并在永乐年间多次发动针对蒙古人的漠北远征。而此时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实力尚弱。所以东胜虽撤，蒙古人的势力却暂未能进入河套。而到明英宗朱祁镇时又于正统三年至十四年（1438—1449年）间一度恢复了东胜卫，因此当时的河套地区是比较平静的。
正统末年的“土木堡之变”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这次事变后明王朝再次罢废了东胜卫，从此无力恢复，而蒙古部落贵族对内地的侵扰也日益严重起来。当时北元已经解体，蒙古部落中逐渐崛起了鞑靼与瓦剌两大势力。其中在陕西边外活动的主要是鞑靼部。这时的鞑靼部已失去了北元那种多民族国家中被推翻的前王朝流亡政权的地位，而退化为单纯的蒙古部落联盟。它对明朝发动的侵扰也已不再是元明两个王朝政权的斗争，而成为多民族国家内周边游牧民族军事贵族集团对内地农业文明的进犯，其目的已从复辟元朝变为单纯的劫掠。因此民族斗争的性质便大大地突出起来。抵抗鞑靼入侵已不仅仅是明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而且是内地人民的强烈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由于鞑靼部对陕西的侵扰主要是以河套为基地进行的，因此史籍中对这一时期边患的提法便由“故元遗兵”变成了“套寇”入侵。
正统末年东胜卫撤废后，即不断有蒙古游骑进入河套，明朝边将王骥、王祯等在陕北沿边一带建筑了一批营堡、墩台，陆续设置24所，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屯戍守，又在绥德以北增筑榆林城（今榆林市）作为边防枢纽。因此在景泰年间（1450—1456年）蒙古游骑虽也多次入犯延安、庆阳等地，但尚未在河套立足，因而“不敢深入”。
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春，蒙古鞑靼部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掠边人以为向导，因知河套所在”[8]，遂自漠北举部南迁，入据河套。这片三面阻河、水草丰茂、可耕可牧并有盐池之利的地区从此成为鞑靼诸部侵扰内地的主要基地。在此之前，蒙古人从漠北远道南下，“去来无常，为患不久”，自入据河套之后，蒙古人临边而居，进犯内地的能力大大加强，而明朝方面失去黄河之险和一大片缓冲地带，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直接与河套相邻的陕西地区更是深受其害了。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十月，毛里孩部入寇陕西，揭开了“套寇”大举入侵的序幕。明都御史项忠、彰武伯杨信出兵抵御，逐走毛里孩。但鞑靼人自此“无岁不深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成化六年（1470年），索罗忽取代毛里孩据有河套，“边人大扰”，延安、绥德、宁夏、平凉、巩昌、固原处处告警。鞑靼军甚至由河套东击大同，逼近万全（今张家口市附近），威胁到首都北京。明廷三次派大将抚宁伯朱永、武定侯赵辅、都督刘聚率军征讨，均无功而还。当时明朝统治已到中期，边政日趋腐败，“边将拥兵，莫敢谁何，徼所遗老弱及杀平民以上功，冒升赏”，以至于鞑靼“益横，内地且危”。[9]
成化九年（1473年），明廷以都御史王越总督关中军务，王越是明中叶御鞑名将，熟知边情，敢作敢为。这年套寇酋长满都鲁、孛罗忽进犯秦州（今甘肃天水），王越侦知其家口都留在榆林边外的红盐池（今神木县北红碱淖），遂乘其主力外出之机，率1万骑兵出榆林，两昼夜急驰800里，突然袭击“套寇”后方巢穴，杀敌350余名，尽获其家口畜产而归。鞑靼主力闻讯赶回，巢穴已成一片灰烬。于是“相顾痛哭，自是远徙北去，不敢复居河套”[10]。陕西边防得以喘息数年。这就是号称明中叶边功第一的红盐池之役。然而此役歼敌不多，实际上并未与“套寇”主力交手，只是趁其远出闯入人家家里放了把火，给“套寇”的打击主要是心理上的。这样的战斗也算是空前大捷，可见当时明边防军的战绩实在不怎么样。而这样的胜利所起到的威慑作用也难以持久。到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鞑靼就又出现在延绥一带。于是，“寇每入，小击辄去，军罢即复来，率一岁数入。将士益玩寇，而寇势转炽”[11]。到弘治八年（1495年）时，河套又成了鞑靼长年盘踞的基地，陕北益发不得安宁了。
弘治末年在明朝史上号称“中兴”的时期。这一时期“朝廷清明，诸大臣协和，尽心体国”，边政也一时稍有起色。当时名臣杨一清为三边总督，他积极筹备收复河套以永绝边患。然而尚未有眉目，“中兴”气象已经消逝。到正德年间（1506—1521年），刘瑾专政，武宗胡为，杨一清也得罪离任。于是陕北又处于“边圉日减，敌日进”[12]的危机状态了。
15世纪末，蒙古小王子崛起，统一蒙古各部，“自称大元大可汗”，明称之为达延汗。他封其次子于河套，自此更加强了对内地的侵扰，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鞑靼之祸终于发展到空前程度。这一年鞑靼以骑兵3万大举南下，进攻延安，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打到三原、泾阳，饮马渭河，西安大震。陕西三边数十万官军无所作为，一任鞑靼大掠关中，杀掳人畜不计其数，然后扬长而去。次年，明陕西三边总督曾铣率兵出塞反击，获得小胜。曾铣因此上书明世宗，要求全面筹划，大举出兵，收复河套，驱逐鞑靼势力。但不久又发生曾铣、夏言的冤狱，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都受到明世宗与严嵩的残酷迫害，这个计划也终成泡影。
此后达延汗的孙子俺答继续踞河套而遥控蒙古各部，连年对明朝发动侵掠。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与三十五年（1556年），鞑靼又两次攻入陕北，进犯延绥一带，明朝苦心经营的秦塞长城并没有能够阻挡住鞑靼的入侵。
直到隆庆年间（1567—1572年），明朝开始改革活动，边防有所加强。鞑靼入边往往受到强有力的反击。1567年后的五年间，陕西四镇军民共歼灭鞑靼3000余人，“套寇之披靡已甚”。连年战争使双方都蒙受重大损失，“在虏既未遂安生，在我亦无时解备，华夷交困，兵连祸结”，双方都产生了和平的愿望。[13]隆庆五年（1571年），在著名蒙古族女政治家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与明朝达成妥协，双方通商和好，史称“俺答封贡”。至此河套蒙古对陕西的入侵活动才渐趋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