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自成进京与清军入关
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将近寅时（相当于现今的3至5时）之际，北京的天空阴云四合，忽然下起霏霏细雨，不久又飘起微小的雪花。大顺军乘机加紧对几座城门的进攻。驻守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眼看抵挡不住，打开城门迎降。刘宗敏率领大顺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内城。接着，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驻守平则门的成国公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大顺军占领了北京内城。李自成得到捷报，从巩华城来到北京，中午时分头戴毡笠，身着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刘宗敏和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臣的陪伴下，威风凛凛地从德胜门进入京城，从承天门（今天安门）进驻皇宫。京城百姓纷纷书写“顺民”两字，贴在门上，并摆设香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之类的标语，热烈欢迎大顺军。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立即张贴告示，要求市民照常营业，罢市者斩。并严肃军纪，宣布“大师（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有两个士兵抢掠前门店铺的绸缎，即被磔杀，砍下手足钉在左栅栏上示众。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商民开张店铺，嬉笑自若。
李自成进京后，立即接管和清理明廷的各个衙门，并进一步加强大顺政权的建设。大顺军入京时，明朝在京的官员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20多人自杀，其余大多数躲藏起来。三月十九日，大顺政权发布命令：“文武各官，于次日投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二十日，明朝文武官员纷纷到指定地点投递职名。大顺政权先后从中擢用了百来人，担任大顺政权的官职。录用的这些官员都是四品以下的降官，三品降官只录用侯恂一人，因为他曾被明思宗关进监狱，大顺军认为这种人比较可靠。三品以上的降官，一概不用。接着，又由牛金星等主持，举行一场科举考试，以“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为试题，从70多名参加考试的举人中选取50多名，量材授职。明朝的宦官，悉数扫地出门，逐出京城。东厂和锦衣卫被彻底废除，厂卫头目一律严加惩办。
大顺军还接管了明朝在黄河流域的地方政权，另行派官治理。据记载，大顺政权设官的地方，“东至淮，西至蜀”，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以及豫东、苏北等地。此外，李自成进京后，还先后派遣部分兵力沿运河南下：任命明降将、原柳沟副将郭升为权将军，率数千人南下山东济南、兖州；任命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董学礼为权将军，率领1500名士卒，到达江苏宿迁；命大顺军将领刘暴，携带李自成的敕书，随董学礼南下，前往招抚南明弘光政权的将领黄得功、高杰、刘伊盛、刘肇基、徐大绶等。
李自成进京后的这些举措，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对民心的安定、局势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袖都出身于贫苦农民，没有什么文化，目光较为短浅，只看到农民军所向披靡、节节胜利的一面，没有看到被推翻敌人的复辟阴谋与满洲贵族逐鹿中原的勃勃野心。进京之后，便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产生骄傲轻敌的思想，认为大功已经告成，江南可传檄而下，山海关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靴尖就可以踢倒。他们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筹备李自成的登极大典，制定《永昌仪注》，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和各种官制、补服、朝见仪节等。李自成还召集明朝降官，探讨登极的有关事宜，有关官员也忙于演习登极礼仪，并按传统惯例每逢三、六、九日上表“劝进”。他们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军事部署和施行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很快便陷入被动地位，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祸根。
首先，未能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李自成农民军所建立的大顺政权是个农民政权，它在河南发布的“均田免粮”口号和实行的“不当差、不纳粮”“不催科”政策，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军饷和农民政权的开支，农民军除了没收明朝官府和宗藩的财产之外，又曾在南阳、襄阳等地实行屯田，攻占西安后还宣布征收赋税，但屯田和征赋都未曾大规模推广，也没有长期坚持，所得数量有限。于是，又实行追赃助饷。农民军认为，“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衣冠所畜皆赃耳”，攻占西安后，便用严刑拷打的办法，强迫明朝官绅交出财物助饷。后来，随着大顺军的东进，这一政策便在关中、山西、河南等地推行开来。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农民政权的反封建性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自然也引起明朝官僚和缙绅地主的恐慌和仇恨。攻占北京之后，如想进一步统一全国，确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就必须以轻徭薄赋政策来取代追赃助饷，并将没收财产的范围局限在明朝的内帑和宗室、勋戚、太监以及持敌对态度的明朝官绅内，使大顺政权获得更广泛的阶层包括地主阶级阶的支持。但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追赃助饷推向高潮。三月二十七日宣布，所有在京的明朝官员，不论是否被大顺政权录用，一律都得纳银助饷。被录用者数额较少，自动交纳；不被录用者数额较大，抗拒不纳或纳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助饷的数额按职衔的高低摊派，内阁大学士10万两，巡抚、在京中央机构的长官、锦衣卫官7万两或5万、3万两，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吏部官员5万、3万两，翰林3万、2万、1万两，部属以下官员则各以千计。勋戚之家，没有固定的数额，搞到人财两尽而后已。南下山东、苏北的大顺军，在当地也大搞追赃助饷。大顺军占领的部分地区，还出现剥夺宗室、勋戚和官绅地主田产的行动。丁耀亢的《出劫纪略》即载，山东诸城县的大顺官员，“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远，许业主认耕”，当地农民于是群起夺占官绅富豪的“百年之宅，千金之产”，“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直到四月初八日，由于各方的反应相当强烈，李自成才下令停止北京的追赃助饷，但地方上的追赃助饷仍在雷厉风行地进行。结果，使大批明朝官员和缙绅地主倒向了清王朝或南明朝廷一边。
其次，未能对知识分子政策作出调整。李自成揭竿起义后，很长时间未曾吸收过一名知识分子。直到攻入河南后，才有几个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被留在李自成身边充当谋士、顾问，为之出谋划策，推动了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层次都较低，如牛金星只是个举人，宋献策则是个江湖术士，他们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统兵打仗、理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也较侠窄，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国的形势及其走向，贡献的计策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如，“均田”的绝对平均主义口号，虽然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诉求，但它毕竟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不可能真正实现；实行“免粮”，没有了赋税，国家机器就失去立足的经济基础。后来，随着农民政权的建立，需要大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李自成开始推行科举，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强迫应试的办法，对不应试的诸生处以极刑，引起了一些士子的极大反感。此外，牛金星等人还招募一些进士等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安排在中央机构担任尚书、侍郎等重要职位，但却没有一人受到李自成的充分信任，被他留在身边担任谋士、顾问。攻占北京后，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仍未觉察到这种知识分子政策的弊端与危害，做出必要的调整。当时在京城迎降的明朝官员多达两三千人，其中不乏对全国形势具有清醒的认识、富于治国治军经验的进士出身的干才，但大顺政权只择用四品以下的官员，四品以上者只起用被明思宗关过监狱的侯恂，其他大多数摒弃不用。这些被弃用者，后来有的投靠清朝，被任为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抗清武装，确立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最后，未能对军事部署进行适当的调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后，农民阶级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矛盾成为关内的主要社会矛盾，以清政权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和以明王朝为代表的广大汉族的民族矛盾则是关外的主要社会矛盾。此前，李自成农民军直接面对的是明王朝的官军，从未同清兵发生接触，没有认识到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之后，必将面对一场与清兵的殊死搏斗。李自成身边的谋士顾问，也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未能看清全国形势的走向，帮助李自成制定应对的战略措施。西安建国之前，大顺军拥有百万大军，但在平定西北后，却留下过多的部队驻守于要冲之地。此后，东征途中又在山西、河南、湖广、畿辅、山东等地留下不少军队，以致兵力过于分散，到达北京时仅只剩下大约10万人。对畿辅周围战略要地的防守，部署也欠妥当，在大同、真定分别留下大将张天琳、马重僖驻守，但在京东山海关一带却未派重兵镇守，仅派人去招降撤入关内的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和山海关总兵高第，根本没有预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入关问鼎中原的准备。结果，吴三桂降而复叛，勾引清军入关。大顺军被打个措手不及，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地位。
吴三桂是当年三月初春奉明思宗之命，与黎玉田一道率领约4万精兵入关“勤王”的。十六日抵达山海关，与高第统辖的约1万队伍会合，驻守于山海关到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李自成派遣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守将唐通率本部兵马8000人，携带犒赏的银两和财物前去招抚。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家属都在北京，他与黎玉田、高第都决定投降。大顺政权令唐通接管山海关防务，命黎玉田为四川节度使，与降附的总兵马科领兵前去收取四川，吴三桂则率部入京朝见新主。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玉田，听说其父吴襄被拘捕追赃，家产全被抄没，田弘遇转赠给他的名姬陈圆圆也被刘宗敏所夺，遂掉头折返，突袭唐通，于二十七日占领山海关。李自成闻讯，决定推迟登极的时间，亲自率兵征讨。四月十三日，他留下1万老弱士卒镇守北京，自己与刘宗敏、李过等将领率领不到10万的大顺军东行，并携带明思宗的三个儿子（即太子和永王、定王）及吴三桂父亲吴襄，想利用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吴三桂叛变后，关、宁两镇兵力合计只有5万人，自知敌不过大顺军，遂抛弃民族大义，派遣使者带信向多尔衮求援，以“裂地以酬”为条件，请求多尔衮“速选精兵”，与他联合共同消灭农民军。
清廷早有利用明朝内部的阶级大搏斗实现其进窥中原的谋划。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摄政王多尔衮等人侦知大顺军攻占陕西，就派人给大顺政权捎信，要求双方“协谋共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大顺政权的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此信，派人转告已渡河东征的李自成。李自成坚持民族大义，不予理睬。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四月初四日，谋士范文程上疏多尔衮，指出在大顺军的打击下，明亡在即，“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主张实行战略转移，将打击的目标指向大顺军，“直趋燕京”，夺占中原。多尔衮即于四月初九日亲率满、蒙、汉八旗兵七八万人出发，准备从蓟州、密云地区突破长城，杀向中原。十五日，行至翁后（在今辽宁阜新境内），收到吴三桂使者带来的求援信，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行进，并致信吴三桂，以“晋为藩王”为条件，要他“率众来归”（即投降）。二十日，清军到达连山（在今辽宁锦西），吴三桂再派使者赶赴清营，表示接受清方的条件，向清朝投降。多尔衮于是下令兼程行进，于二十一日晚到达山海关外的欢喜岭驻营。
李自成走到三河县遇到吴三桂的使者，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投降，请求缓师。李自成信以为真，即派投降的明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头衔去山海关与吴三桂谈判，并放慢了行军速度。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到达山海关西边的石河一带，始知王则尧已被吴三桂扣押，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李自成发兵开始攻打山海关。经一昼夜的激战，吴三桂眼看支撑不住，于二十二日率领部分兵力冲出关门，至清营面见多尔衮，按其要求剃发称臣，求其急速出兵。多尔衮命吴三桂先回山海关，随后令清兵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三路入关。多尔衮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成一字长蛇阵，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突破的战术，令清兵向海对准大顺军阵尾鳞次布列。他先以吴三桂的部卒为前锋，从右翼出击，而令清兵隐伏于左翼，待大顺军的实力受到损耗之后，再突然发起冲击。吴三桂出击后，陷入大顺军的重重包围，数次突围未成，几不能支。太阳偏西之时，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咫尺莫辨，清军乘机杀出。大顺军阵势大乱，刘宗敏负伤，在高岗立马指挥的李自成急忙下令撤军。战斗结束后，清摄政王多尔衮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李自成率残部退至永平西20里的范家庄，下令杀死吴襄，返京后又杀其家属34口。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他原拟固守北京，后见山海关战败后，京城讹言四起，暗藏的敌对势力蠢蠢欲动，自己一时也难以在北京周围调集一支足以固守待缓的兵力，决定弃京西撤。临撤退前，李自成于二十九日在武英殿举行登极大典，以示大顺政权为全国唯一的合法政权，现今暂时撤走，来日还要回来。当天晚上，大顺军放火焚烧明朝宫殿和九门城楼，带着追赃助饷和没收的明皇家内帑金银，出阜成门向西撤退。
多尔衮命清将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追击大顺军，自己率领一部分满洲八旗直趋北京。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到达北京，随即发布文告，宣布他此行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誓灭农民军，“一贼不灭，誓不返撤”，要求所过州县“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否则“大兵一到，尽行屠戮”。为了笼络人心，还令官民人等为明思宗服丧三日，并命投降的明朝官员李明睿为礼部侍部，负责为明思宗追谥与殡葬。接着，又发布文告，“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还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同时，宣布将被起义农民夺占的田产“归还本主”，废除明末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五月二十日，下令停止执行入关后推行的剃发令，宣布“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清兵深入内地大肆烧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那些保护归降的明朝文官武将和豪绅地主的政令，更是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欢迎。他们纷纷投向清廷的怀抱。清廷在畿辅及附近地区，迅速地站稳了脚跟。
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撤离北京后，经涿州、保定、定州、真定等地，于五月初由井陉退入山西。士卒饥疲交困，加上清军一路追击，损失惨重。晋、冀、鲁、豫等地原明朝的官绅，又纷纷发动叛乱，倒向清朝一边，使大顺政权很快丢失了山东、河北及晋北、豫东的大片土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五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防务作了一些具体部署，分别命令诸将镇守太原、晋东南、临汾及河南卫辉一带，并派兵镇压平定、榆次、太谷和定襄等地明朝官绅的叛乱，自己则于六月间返回西安。随后，下令“通行免追比”，全面停止追赃助饷，改行按田亩征收赋税的政策，以稳定后方。
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率领的清兵，追击李自成至山西后，也因马困人疲，不能远逐，加上需要巩固对京师及畿辅地区的占领，于五月十二日撤回北京。六月，清军已基本巩固其在畿辅地区的统治，多尔衮派固山额真叶臣等将领率兵攻打山西。七月，又令进攻山东的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西进，与叶臣会合，加强进攻山西的兵力。十月初，清军以西洋火炮攻破太原，随后分兵南下，攻占长治地区。李自成防守山西的计划遂告失败。
九月，多尔衮将清世祖福临接到北京，十月举行定鼎即位典礼。随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偕明降将吴三桂、尚可喜等会同边外蒙古兵，自大同进攻陕西榆林、延安，然后南下攻取西安；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偕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南下，攻打五月在南京成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十月，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发动反攻，迭克济源、孟县。多尔衮又令多铎先救怀庆，然后攻取潼关，与阿济格会攻西安。多铎率兵抵达怀庆后，大顺军主动撤退，多铎遂从孟津渡河，杀向潼关。李自成原先听说清兵拟攻陕北，将兵力不断北调，并亲自北上，增援陕北的守军。后得知多铎正进兵潼关，又和刘宗敏统率大顺军南下，增援潼关。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顺军与清军在潼关展开激战，接连失利。第二年正月十三日，潼关落入清军之手，李自成撤往西安。就在潼关之战打响之前，阿济格所率清军已由山西保德渡河进入陕北，攻占李自成故乡米脂，然后南下向西安推进。李自成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于永昌二年（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主动撤出西安，率领13万大顺军取道蓝田、商洛向河南转移，再进入湖广，拟夺取弘光政权控制的江南地区，利用那里雄厚的人力、物力继续展开抗清斗争。
李自成撤离西安之后，西安落入清军之手。多尔衮命多铎按原计划移师进攻南明弘光政权，留下阿济格继续追击李自成。阿济格在河南内乡追上李自成。李自成南下湖广襄阳，将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7万部队调集随营，合共20万众，于三月下旬到达武昌。阿济格尾随而来，大顺军出战失利，只好弃武昌东下，四月下旬撤至江西九江。清兵紧追不舍，在距九江40里处攻入大顺军老营，俘杀刘宗敏，宋献策受俘投降。在这前后，大顺政权的丞相牛金星及其子牛佺也投降了清朝。由于九江战败，大顺军东下之路已被切断，而此时多铎率领的清兵也已经过豫、皖，直趋南京。李自成看到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决计向西转移。五月初，行至湖广与江西交界的通山县，李自成率义子张鼐和28名战士至九宫山（今属湖北）勘察地形，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28名战士先后被击杀，李自成也在搏斗中壮烈牺牲于小月山的牛脊岭，终年40岁。大顺政权至此覆灭。
李自成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农民领袖，领导广大农民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又率领大顺军独立承担起抗清的重任，揭开了此后20年抗清斗争的序幕。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受后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