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顺治二年（永昌二年，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被地主武装杀害，弘光帝也被清兵俘获，清朝的两大对手已被彻底打垮。执掌清朝最高统治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自认为兵强马壮，天下无敌，即刻暴露出征服者的凶残面目。进军途中，稍遇抵抗便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继“扬州十日”之后又演出“嘉定三屠”，以及在无锡、宜兴、常熟、湖州、绍兴等地进行一系列野蛮屠戮。就连一些投降的军民，也往往被杀戮一空。
清朝入关之后，陆续施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三大恶政。攻占西安和南京之后，三大恶政愈演愈烈，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清朝的圈地始行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宣布圈占“近京各州县人民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的田地。实际上，不仅无主的荒地，就连有主的熟地都被圈占，而且土地一被圈占，地上的房屋和财产也都一概被夺占。这些圈占的土地，统称为“旗地”，除皇帝设立的皇庄，其余分配给宗室、王公、官员和八旗兵丁。第二年十月，又进行第二次圈地，将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县。顺治四年第三次圈地，再将范围进一步扩到顺天、保定、易县、永平等42个州县。后来，随着八旗兵被派到各地驻防，圈地也扩大到山东济南、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太原、潞安、平阳、蒲州等地。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颁布“嗣后不许圈”的谕旨，圈地方告结束。
在实行圈地的地区，许多汉族农民丧失土地和产业，而占有土地的满洲贵族和八旗兵丁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于是又打出“为贫民衣食开生路”的幌子，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让失去土地的汉民投入旗下充当奴仆，为之耕种土地。投充起初还是自愿的，而且仅限于贫民，后来许多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往往凭借权势，强迫附近的汉民带地投充，发展到“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的地步。投充之后，这些汉民就沦为农奴，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子孙也得世代为奴。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发布“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的命令，这种强迫性的投充方告停止。
明朝末年，清兵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山西等地的几次战役中，除掳掠大批财物，还俘获大量汉民，分赏给八旗官兵充当奴仆，总数至少在百万以上。不少人因忍受不了残酷的奴役和虐待，纷纷逃亡。入关之后，清军又在征战中俘获大批人口，加上圈地和投充，被抑为奴的汉民数量剧增，逃亡现象也愈演愈烈。清廷于是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顺治三年（1646年）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里各鞭一百，流徙边远。此后，又设立兵部督捕衙门，专职缉捕逃人和“盗贼”。后来，逃人法屡经修订，但都贯穿着薄惩逃奴、严惩窝主之原则。逃人的缉捕，给汉族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个逃奴的缉获，往往牵连到一二十家甚至五六十人，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奸恶无赖、贪官污吏又往往乘机陷害无辜，借以图财害命，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除了三大恶政，剃发令的施行，更是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兵在辽东地区曾推行强迫汉人剃发改制的命令，强迫当地汉人按照满族的风俗习惯剃发易服。山海关战后，多尔衮又下令沿途各州县的官民都须剃发留辫。进入北京后，此举便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朝的汉族官员少有遵命剃发的，不少官员甚至冒着性命危险护发南逃，畿辅百姓则常揭竿抗拒。为了稳定人心，多尔衮不得不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十日发布谕旨：“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到次年五月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他认为天下大定，便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行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又谕礼部：“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本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地方官府的文告，甚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规定。七月，清廷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即改穿满族的服装。剃发令一颁布，立即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南直隶的江阴、嘉定、昆山、吴淞，鄂豫皖交界的英霍山区，皖南和陕西各地百姓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民族矛盾急剧激化，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社会矛盾。
就在江南地区抗清风起云涌之际，南方的汉族官绅、地主又相继拥立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分别于弘光元年（1644年）闰六月、七月，在福建福州、浙江绍兴建立隆武政权、鲁监国政权，树起抗清的大旗。
鲁监国朱以海自小在王宫长大，过惯腐朽荒淫的生活。就任监国后，不顾敌临门庭，仍然耽于逸乐，整日调弄声色，君臣嬉戏。他重用皇亲国戚，未能协调浙东各支抗清队伍之间的关系，又忙于与隆武政权互争正统，不能有效地阻挡清军的攻势。鲁监国就位不到1年，绍兴即被清军攻占。自己则在部将张名振等人的护卫下，逃亡海上。
隆武政权是第一个举起抗清旗帜的南明政权。隆武帝朱聿键在崇祯九年（1636年）清兵内犯时，曾以唐王身份亲率南阳唐王府的护卫军北上勤王，违背明廷不许藩王擅离封地的规定，被明思宗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的宗室监狱，直到弘光帝在南京登基才被释放出狱，受命徙驻广西平乐府。翌年五月，弘光政权垮台，朱聿键行至杭州，遇到自京口中撤来的靖虏伯郑鸿逵和一批文官武将，请他入闽筹办监国。闰六月初六日，南安伯郑芝龙等护送他进入福州。次日，他正式就任监国。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从七月初一日起改元隆武。在南明诸帝中，隆武帝是少有的一位想有所作为并有一定政治眼光的人物，他以中兴明朝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抗清斗争。即位10天后，他下令诛杀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并敕谕群臣：“朕今痛念祖陵，痛念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表达了坚决抗清的决心。隆武政权的建立，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南明官员的承认。
但是，朱聿键毕竟是以远藩子孙入继大统，而且1年之前还是个被囚的“唐庶人”，既缺乏自己的班底，也没有足够的名气，号召力极为有限，因此，不得不依靠倡先拥立的福建实权派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郑芝龙原是海盗商人（即所谓“海寇”），崇祯年间接受明廷的招抚，后借为明廷征剿“海寇”之机，逐步清除自己的海上对手，垄断闽、粤一带的对外贸易，积累起大量财富。隆武政权建立后，隆武帝因其拥立之功，封郑芝龙为平虏候，郑鸿逵为靖虏候，并封其族戚猛将十余人为侯伯。内外大权，于是尽归郑芝龙。郑芝龙之所以拥立隆武帝，不过是想借助隆武朝廷的名义来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的独尊地位，根本没有为朝廷谋恢复、助中兴之志。他凭着自己手中的雄厚财力，骄横跋扈，不仅不愿统兵出闽与清军作战，而且极力阻挠隆武帝的亲征。首席大学士黄道周见郑芝龙无经略志，上疏自请出征。郑芝龙拒不拨给精兵，也不发给足够的粮饷，结果导致黄道周在徽州、婺源的失败被俘，被解送南京，遭洪承畴杀害。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兵占领浙东后，向福建杀来。郑芝龙决意降清，令其部将撤回驻守仙霞岭的部队，使清兵得以从容过关，进入福建。隆武帝闻知仙霞岭失守，自延平（今福建南平）出奔，于八月二十八日在汀州（今福建长汀）被清军俘杀。隆武政权至此覆灭。九月，清军占领福州，派人到南安安平招降郑芝龙。郑芝龙不顾其子郑成功的反对，带着500名士卒到福州向清军投降。郑成功遂于十二月率陈辉、张进等90余人入海，定盟于烈屿（小金门），旋走南澳招募300人，移住鼓浪屿训练，奉隆武正朔，组织起一支海上抗清武装。
隆武政权除在福建展开抗清斗争，隆武帝任命的地方官员何腾蛟、堵胤锡还联合大顺军余部，在湖广地区共同抗清。永昌元年（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广通山县九宫山牺牲后，他所率大顺军主力之余部，由田见秀等部将带领，南下湖广平江、浏阳地区，与隆武政权任命的湖广总督何腾蛟达成“合营”抗清的协议。但何腾蛟仍对农民军怀有强烈的敌意和猜忌心理，他拉拢原大顺军地位较低的郝摇旗、王进才，而排斥、歧视原大顺军中地位较高的田见秀、袁宗第、张鼐、刘体纯、吴汝义等将领，最终迫使田见秀等人率部北上，至荆州地区与另一支大顺军余部会合。另一支大顺军余部来自陕北与宁、甘、青地区，他们在西安失守后，由李自成之侄李锦（原名李过）、妻弟高一功率领，经汉中南下，到达湖广荆州一带，与田见秀等部会合。这时，隆武政权任命的湖广巡抚堵胤锡见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意识到唯有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才有实现中兴的希望。他亲自前往荆州与李锦、高一功谈判，达成共同抗清的协议，将其部队改编为“忠贞营”。堵胤锡随即与忠贞营一起对荆州发动进攻，并请求何腾蛟率部由岳州（今湖南岳阳）北上，会师武昌。驻鄂清军力量比较薄弱，驻守南京的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急忙率兵溯江西上，于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到达武昌，然后派出一支部队南下岳州阻击何腾蛟的部队，迫其退回长沙，自己亲率主力直趋荆州，于二月初分兵两路直冲忠贞营营垒。李锦等猝不及防，大败西撤，退入川鄂交界的三峡山区，后转至鄂西北的夔东。
隆武政权覆灭后，南方的明朝官绅又在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和十一月，分别在肇庆、广州拥立桂王朱由榔，隆武帝之弟、续封唐王朱聿锷为监国。为争正统地位，朱聿锷抢先在十一月初五日称帝，建立绍武政权。朱由榔闻讯，也于十八日称帝，建立永历政权。此后，全国抗清斗争的中心就由东南沿海转移到中南和西南一带。
在广东并立的两个南明政权，虽然都以抗清为旗帜，却彼此互争正统，又水火不容、互相攻杀。明降将李成栋趁机带领一支清军从福建经江西杀向广州。十二月，清军占领广州，绍武帝朱聿锷被俘自缢，建立仅1个多月的绍武政权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灭亡了。
清军占领广州后，随即西向进逼肇庆，追击永历帝朱由榔，迫使他几次辗转迁徙，从肇庆逃至桂林、全州，再逃至湖广武冈，依附于军阀刘承胤。明降将孔有德等率领的清军，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春入湘进剿南明诸部。已被永历帝授为大学士兼督师的何腾蛟对南明诸将节制无能，一溃千里。八月，清军进攻武冈，刘承胤企图挟持永历帝降清。永历帝连夜仓皇出逃，由间道走广西柳州。何腾蛟、郝摇旗等部退入广西。永历帝应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之请，重新回到桂林。永历二年二月，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部由湖广经广西全州向桂林推进，永历帝不顾瞿式耜的反对，于三月初十日带着几名大臣逃往南宁。
就在永历帝步步南撤、形势危急之时，一些降清的明将纷纷反清归明，使永历朝的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先是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为清廷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后，因清廷坚持重满轻汉、重辽东旧人而轻入关新附人员之策，仅被授为总兵、副总兵之职，受制于清廷派来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心中感到愤愤不平，遂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反正于南昌，攻占了九江。广东的李成栋率清军迭克福建、两广之地，自认为战功卓著，却只得到一个两广提督的头衔，而和他一道由闽入粤的汉军总兵佟养甲，尽管手下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因出身于辽东世家，系辽东旧人，被授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之职，处处对李成栋进行监视。李成栋因此十分不满，也在永历二年四月反正于广州。在此前的三月间，北方又发生了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的反清起义；八月发生了刘泽清、李化鲸的反正抗清与榆园军的反清斗争；十月山西的姜瓖又在大同起兵反正；第二年二月王永强等也在陕北起兵反清。江西、广东两省的反正归明，迫使深入湘、桂的孔有德等部清军作出战略上的撤退。堵胤锡、王进才、何腾蛟、郝摇旗纷纷率部出击，堵胤锡还亲至夔东请回忠贞营入湘作战。他们分头作战，相继收复了大片失地。抗清形势逐渐好转，永历帝也回到了肇庆。
但是，永历政权并没有趁此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清斗争，进一步扩大战果，相反，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何腾蛟也于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在湘潭为清军所俘杀。永历政权的抗清斗争之所以会屡起屡伏，主要原因是朝廷腐败，内部矛盾重重，缺乏一个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坚强领导核心。永历君臣或是纵情声色、荒淫无度，或是分党分派、争权夺利。在广东李成栋反正之前，是大学士瞿式耜等人同广西南浔军阀、庆国公陈邦傅之间的矛盾；李成栋反正之后，起初是未曾降清的扈从之臣（即所谓“西勋”）同反正来归的广东文官武将（即所谓“东勋”）之间的矛盾，后来又逐渐演变为所谓的吴楚党争。楚党的主要人物有都御史袁彭年、副都御史刘湘客、给事中金堡及丁楚魁、蒙正发等，他们外联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瞿式耜，内恃反正功臣李成栋，因为出头露面的丁、蒙、袁都是湖广籍，故被称为楚党。所谓“吴党”，是楚党对反对自己独揽朝政者的诬称，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吴党主要人物有大学士朱天麟、王化澄、户部尚书吴贞毓等，他们外结督师大学士堵胤锡、庆国公陈邦傅，内结掌锦衣卫事的左都督马吉翔及宦官势力。两派为争夺朝廷的权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后来又衍生出关于如何对待原来的农民军问题的意见分歧。以何腾蛟为代表的部分南明官绅，对执行联明抗清的原农民军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妄图依靠残明的文武官员来实现中兴；以朱天麟、王化澄、堵胤锡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只有联合农民军余部，才有复兴的希望。
由于永历朝廷的指挥无能，加上激烈的党争，南明军队在战场上不断遭受挫折。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清军攻占南雄，打开广东门户，永历帝逃往梧州。到十一月，广东已基本落入清军之手，桂林也被攻占。瞿式耜被俘，于闰十一月不屈就义。在清军的步步进逼之下，永历帝屡屡后撤，从梧州经浔州（今广西桂平），逃至南宁。退入广西的忠贞营处处受到排挤，李锦病死于南宁。高一功与李锦之养子李来亨遂率忠贞营主力北上，辗转返回夔州，与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继续进行抗清。永历五年二月，清兵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人据云贵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派人率劲旅将永历君臣接到贵州安隆千户所，并将安隆改名为“安龙府”，予以安置。
大西军余部是在张献忠牺牲后，由其四大将领孙可望等率领南撤云贵的。在南撤途中，他们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一是停止滥杀无辜的残暴政策；二是改反明为拥明，联明以抗清。进入云南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全滇进行治理和建设，使云南成为联明抗清的后方基地。大西军余部的四大将领中，孙可望年岁稍大，又读书识字，地位和威信也较高，被推为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眼看全国的抗清形势不断恶化，孙可望等人决定出滇抗清。出兵之前，孙可望派华英殿学士杨畏知等人于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赴广东肇庆，请求永历朝廷加封他为秦王。一些大臣坚持明朝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加以拒绝。后在堵胤锡的坚请之下，才册封孙可望为二字王平辽王（明制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低亲王一等）。但未等杨畏知带回平辽王的敕书，孙可望却早已得到秦王的救书。原来，驻守浔州的陈邦傅因担心驻扎在附近的忠贞营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想借助大西军余部来对抗忠贞营，便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敕，填上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文字，派人送到云南。直到杨畏知返回云南，孙可望才知道上当受骗，感到无比的愤怒。
孙可望尽管对永历朝廷十分不满，但仍决定出滇抗清。当时的云南与清朝占领区之间，是南明军阀控制的川、贵等地。只有先控制这些地区，大西军才能抵达抗清前线。永历三年（1649年）八月和四年八月，孙可望派白文选两次进入贵阳。接着，李定国也来到贵阳。后来，孙可望又亲统大军进入贵阳，从而控制贵州全境，并改编了当地军阀的武装。永历五年，孙可望再派刘文秀分兵两路入川，收编四川南部的军阀部队，并与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武装建立联系。尔后，对黔、川大力加以整顿，从而扩大了抗清基地。
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从南宁迎入贵州。三月，永历帝被迫承认陈邦傅矫诏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孙可望是个政治野心家，他之所以迎驾，是为了将永历帝控制在自己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由自己来接管永历朝廷的权力，充当抗清斗争的领导核心。在派人迎驾的同时，孙可望正式自称“国主”，在贵阳设立行营六部。迎来永历帝后，便将他安置在偏僻的安龙府，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尽管如此，但永历帝正式承认册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和驻跸贵州安龙府，毕竟使永历朝廷实现大换血，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南明的抗清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九月，清廷命吴三桂和固山额真李国翰统兵入川；第二年二月，又命孔有德率部从广西杀向贵州。孙可望决定分兵两路展开反攻。一路由刘文秀率领，进攻四川。刘文秀率四五万人入川，攻克叙州和重庆，收复四川大部分地区，但由于轻敌麻痹，在保宁（今四川阆中）被吴三桂打败。另一路由李定国率领，进攻湘桂，连续收复武冈、靖州（今湖南靖县）、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地，并先后在广西全州和桂林大败孔有德。孔有德畏罪自杀。清廷急令谨亲王尼堪率10万大军来攻李定国，却被李定国设伏击败于衡州。尼堪在衡州城下当场毙命。但是，野心膨胀而又心胸狭窄的孙可望，却害怕李定国功劳过大，会威胁到自己的国主地位，密令准备与李定国夹击、攻取衡州的冯双礼退师宝庆。李定国在击败尼堪后，只得收兵撤退。接着，孙可望又密谋以召开军事会议之名拘捕李定国。李定国得到密报，于永历七年二月率领部众退回广西。
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等在西南掀起抗清高潮之时，鲁监国、郑成功也在东海沿海坚持抗清活动。鲁监国在绍兴失陷后，由部将张名振护送，渡海到达舟山群岛。后被永胜伯郑彩接到福建中左所（今福建厦门），再次长垣，又重振雄风。后返回浙江，入居舟山，驻兵舟山群岛与温州的三盘，并与宁波府的四明山寨义兵相联络，不仅对清廷在江浙的统治构成重大的威胁，而且牵制了清军的主力，从而为郑成功势力在东南沿海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但至鲁监国六年（顺治八年，1651年），舟山城破，他只得在张名振与监军张煌言的护送下，再次逃往郑成功控制的中左所，后移至金门。鲁监国七年三月，他主动放弃鲁监国名号，接受永历朝廷节制，与郑成功合作抗清。
郑成功起兵后，最初活动于闽南沿海地区，并改奉永历为正朔。永历四年（1650年）七月，他登陆厦门，逐步统一郑芝龙的旧部，并继承和发挥郑氏家族的传统，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以所得利润充作抗清的经费。随后，即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大力扩充军队，并发挥其长于海战、精于奔袭的特长，多次击败清军。清廷以郑芝龙为筹码，多次招抚郑成功。郑成功便借和谈之机派部将往福州、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漳州等地征粮征饷，将队伍扩充至十几万人，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支抗清武装。
鉴于以往各支抗清队伍各自为雄、易于被清军各个击破的弊端，南明势力秘密策划于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发动两大战役。第一个战役是由李定国策划，经与郑成功联络之后定下的，计划由李定国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闽、赣、浙、苏之地。第二个战役是由清朝辖区内隐蔽的复明分子钱谦益（钱降后仍秘密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秘密策划，经东西联络后，由孙可望决策形成的，计划由东南沿海的水师进入长江，刘文秀率西南明军主力东下，合击长江流域的清军，收复江南地区。但广东之役因郑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盘，不肯真心实意同李定国会师，长江之役又因刘文秀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未能挥师入楚，从而错失了良机。自此，明清战局发生逆转，南明再无复兴之望。
孙可望的政治野心，随着原大西军余部力量的发展而不断膨胀，秘密策划了一个逼迫永历帝“禅让”的阴谋。永历帝为了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急忙密敕李定国前来安龙府救驾。孙可望察觉后，下令逮捕永历帝身边的首辅吴贞毓等18人，或凌迟、处斩，或勒令自杀。李定国自广东败回广西后，遂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将永历帝迁至昆明，并派人劝说孙可望摒弃前嫌，共图复兴。但孙可望毫无悔改之意，竟于永历十一年秋亲率14万大军向云南发动进攻，兵败之后又逃回贵阳，偕妻子至长沙向洪承畴投降。清廷因此尽知云贵内部的虚实，于次年春季分兵三路，从湖广、四川、广西向贵州发动进攻。南明军队顽强抵抗，但仍无法抵挡清军的攻势，主动撤出贵州。永历帝率文武百官撤向滇西，后来在清兵的追击下，又逃入缅甸。永历十五年秋，吴三桂率10万大军入缅，逼迫缅甸国王交出永历帝，押回云南。翌年四月，将永历帝处死，南明最后一个朝廷至此灭亡。李定国闻讯，大病不起，病逝于云南景线。一代英豪终于赍志以殁，原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至此结束。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地区的同时，也在东南沿海地区加紧对郑成功的征剿。郑成功乃于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率师渡海东征，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作为抗清基地，以图再起。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攻破奉永历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基地。
延续20年之久的南明抗清势力，因内部的重重矛盾，力量分散，钩心斗角，互相削弱，终被人数不多而又彪悍的满洲贵族勾结汉族官绅、地主各个击破而告灭亡。作为大明王朝余脉的南明朝廷及其遗响，也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2012年7月1日开笔
2013年8月18日完稿
2014年12月25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