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钦定逆案，平反冤狱
自从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思宗下令全面清查阉党逆案以来，一重重障碍被清除，一个个阉党重要成员被曝光，将阉党集团的名单及其罪状查清、坐实，公布于众的时机日趋成熟。
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二十一日，明思宗下达“定逆案”的诏书，规定将阉党集团“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按等级开列名单。
二十四日，又在文华殿召见内阁辅臣韩炉、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要他们确定逆案的名单。他强调：“朕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欲分附逆，又须有据。”他将各地乞请建造生祠、称颂魏忠贤的奏疏交给他们，供确定逆案名单参考，并要求他们在内阁秘密查阅，以免受到外界干扰。他还特别叮嘱，确定逆案名单，既要做到除恶务尽，又要区别对待，“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然后提出一个初步名单，再同刑部尚书乔允升一道，按照律例作进一步的酙酌。
负责议定逆案的这些官员，有的是魏忠贤或其心腹安插的，本身就是阉党分子，根本不可能认真清查阉党。如吏部尚书王永光，长期依附阉党，仇视东林，在清查逆案时，处处庇护阉党分子。其他参加议定逆案的官员，有的虽然是明思宗即位后刚任命的，与阉党没有瓜葛甚至曾遭受过阉党的迫害，但他们面对阉党余孽的强大势力，也显得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如新任内阁大学士、东林党人韩炉为人宽厚，钱龙锡为人谦和，都不想打击面过大，以免树敌过多。结果，他们只开列一个四五十人的逆案名单上报。明思宗很不高兴，要求扩大范围，并加重刑罚，最轻的也应当削籍。韩炉等内阁辅臣只好增加数十人的名单，明思宗还是不满意，要求按“称颂”“导赞”“速化”等几种类型分别开列名单上报。明思宗指出，魏忠贤一个人在内廷，如果没有外廷诸臣的逢迎巴结，助纣为虐，哪能干得了那么多坏事？他的那些心腹、亲信都应当列入逆案名单。他在内廷的同党，也应当列入名单之中。韩炉等人又说：“我们身居外廷，不清楚内廷的事。”明思宗一针见血地点破：“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指出他们不过是怕得罪人罢了。明思宗于是命人将司礼监的“红本”通通收缴上来，装在一个黄色包袱里，再召见韩炉等阁臣，对他们说：“此皆红本，珰实迹也，宜一一按入之。”原来，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大臣的奏疏都要抄写两份，先将包着红色封皮的一份交给刘瑾，称为“红本”，另一份包着白色封皮的递交通政司，称为“白本”。魏忠贤专权时，虽任秉笔太监之职，但他是个白丁，掌印太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等为其谋主，便仿效这种做法，由李永贞等人将大臣送上来的奏疏先摘出要点，告知魏忠贤，再由他议决施行。明思宗收缴的红本，就是这些先由李永贞等人摘出要点告知魏忠贤的奏疏。他认为这些所谓红本，都是魏忠贤一伙阉宦结党营私的罪证，要求韩炉等人逐一按核，据以增补逆案的名单。韩炉等人又推脱说，臣下的职务是专司票拟，不熟悉法律条文，无法给他们定罪。明思宗又召见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也推脱说，吏部官员只谙熟官员的考功法，不熟悉刑名之事。明思宗不得已，遂召见刑部尚书乔允升，要他据律定罪。
内阁辅臣韩炉与刑部尚书乔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经过反复审核，呈上了第三份逆案名单。明思宗看后，仍然觉得遗漏太多。二月二十六日，他再次召见韩炉等辅臣及乔允升、曹于汴，责问道：“张问达、来宗道何不在逆案？”阁臣回答：“无事实。”明思宗说：“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母文，称“在天之灵＇，其罪著矣。”接着，又责问：“贾继春何以不处？”阁臣答道：“其请善待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改口觉反覆，其持论亦多可取。”明思宗说：“惟反覆，故为小人。”于是退回这份名单，并列出红本中有名而未被列入名单的69人，让他们重新审查酌定。
内阁辅臣韩炉、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等，见明思宗决心彻查逆案，便进一步扩大逆案范围，于三月十五日呈上第四份名单。明思宗亲加裁定，于三月十九日正式向全国公布。这份名单共开列261名阉党分子，分为8等定罪，名曰“钦定逆案”。
（一）首逆2人：魏忠贤、客氏，皆凌迟处死，已正法。
（二）首逆同谋6人：兵部尚书崔呈秀，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都指挥使侯国兴，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拟斩。
（三）结交近侍19人：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卿署御史梁梦环、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总督蓟辽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刘诏，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右副都御史李夔龙，监生陆万龄，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张体乾，右都督孙云鹤、杨寰等，俱谄附当斩，秋后处决。
（四）结交近侍次等11人：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徐大化，吏部尚书周应秋，兵部尚书霍维华，总督尚书阎鸣泰，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右副都御史杨维垣等，俱遣戍。
（五）逆孽军犯35人：东平侯魏志德，东安侯魏良栋，安平伯魏鹏翼，尚宝司卿魏抚民，锦衣卫都督魏希礼，都督同知魏希舜、魏希尧，都督魏希孟、魏鹏程、傅应星、杨六奇，都督同知客光先，锦衣卫指挥客璠，太监徐应元、刘应坤、王朝辅、涂文辅、孙进、王国泰、石元雅等，俱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六）谄附拥戴军犯16人：内监李实、李希哲、胡良辅、崔文昇、李明道、王体乾等，俱放回原籍，革去冠带，为民当差。
（七）结交近侍又次等128人：大学士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工部尚书孙杰、刘廷元、杨梦衮，户部尚书张我续、黄运泰，巡抚延绥右都御史朱童蒙，吏部尚书王绍徽，兵部尚书吕纯如，右副都御史杨所修，翰林侍讲孙之獬，通政使岳骏声等，俱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八）祠颂44人：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吏部尚书房壮丽，督师辽东兵部尚书王之臣，太仆寺少卿徐景濂，江宁知县工部主事夏之鼎，顺天推官谭谦益等，俱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
这次钦定逆案，网罗甚广。综观整个逆案名单，有个别不该列入逆案而被列入者，如阮大铖。据顾炎武好友归庄的记载，阮大铖“本清流”，属东林一派，因乡里关系同东林党人左光斗关系密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举进士，天启初年由行人擢为给事中，丁忧归里，后曾任吏科给事中、太常少卿之职。他有一定的才干，但为人机敏奸猾，后因争吏科给事中之职而与东林党人魏大中发生矛盾，转而奉迎、巴结阉党，但又担心因此遭到东林党人的抨击，未敢死心塌地投靠阉党，担任吏科给事中不足月即遽请急归怀宁（今安徽安庆）老家，召为太常少卿也仅几个月便自请归里。明思宗即位后下令诛杀魏忠贤和崔呈秀之时，阮大铖在家乡不了解京城情况，无法预测将来时局的走向，又急于入朝做官，便怀抱投机心理，写了两份奏疏，一份专门弹劾魏、崔，另一份既弹劾魏、崔又攻击东林。然后，派人送给杨维垣代为呈递，叮嘱如时局大变，则呈上第一份奏疏；如时局变幻不定，则呈上第二份奏疏。杨维垣按照自己的需要，替他呈上第二份奏疏，他因此便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列入逆案名单，坐徒三年，纳赎为民。终崇祯朝，他被废斥17年，郁郁不得志。其实，综观阮大铖在魏忠贤得势时的表现，他虽然算不上一个忠节之士，但也没有干过多少坏事，被列人逆案显然有点冤枉。另外，也有个别应该列入逆案而被遗漏的，如王永光。他在天启初年累官户部尚书，居官清廉，但为人强悍阴鸷，仇视东林，后遭言官弹劾，自引归里。魏忠贤得势后，他极尽献媚之能事，被起用为南京兵部尚书，日以排击东林为事。崇祯元年（1628年）擢为吏部尚书，参与定逆案的工作，他便因此而漏网。右庶子杨世芳也是阉党分子，因是韩炉的姻亲，得其庇护而未遭清算。由阉党杨维垣引荐的御史史垫、高捷等，也都是漏网的阉党余孽。
不过，总的来看，这次的钦定逆案大体上做到了实事求是，受到正直官员和广大民众的欢迎，而对阉党集团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南明弘光政权的大理寺丞房兆恒评述此案时，即赞誉道：“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群凶，第一美政。”
宦官专政是君主制的产物，是皇权的一种异化现象。不过，明代的宦官专政，从王振、汪直、刘瑾直到魏忠贤，尽管曾权倾一时，气焰嚣张，最后都难逃覆灭的命运。这同汉唐时期的宦官专权大不相同。汉唐时期，宦官势力极度膨胀，进而独揽军权，可以将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玩偶，甚至径自立君、弑君、废君。明代的君主专制高度发展，不仅行政、司法，而且连军权也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明中期以后，虽在各省、各边设置镇守太监，在京设置提督、坐营、监枪太监，让宦官染指军事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完整。因为同他们一起掌握兵权的还有武将（总兵官、提督）和文官（巡抚），彼此互相牵制，最后均听命于皇帝。因此，明代的权阉尽管权势熏天，但他们不过是皇帝掌控之下的家奴，受宠信而代行皇权。一旦皇帝觉察到他们对皇权构成威胁，一翻脸即可将他们从权位的顶峰推下去，使之跌个粉身碎骨。正如王世贞所指出的：“夫（王）振、（刘）瑾至狼虎也，公卿台谏至狐鼠伏也，亿兆至鱼烂也。然而，在为汉、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颦而忧，再颦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
明思宗在钦定逆案的同时，为受阉党迫害的志士仁人平反昭雪的工作，也在逐步展开。
天启年间，魏忠贤为了排斥异己，独揽朝政，曾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杀害一批东林党人和倾向于东林党的清流派官员。为此，魏忠贤的心腹爪牙先后炮制了一系列黑名单，作为黜陟的依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于天启四年（1624年）冬呈进的《缙绅便览》。这份《缙绅便览》将投靠阉党的黄克缵、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五六十人列为正人，名下各加两圈或三圈；而将拒绝依附阉党的叶向高、韩炉、何如宠、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乔允升、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杨涟、左光斗、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等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在名下加三点，次者加两点，让魏忠贤据以进行黜陟。天启五年，崔呈秀又向魏忠贤进《天鉴录》和《东林同志录》两份名单。前一份名单首列“东林渠魁”叶向高、韩炉、孙承宗、刘一憬、赵南星、杨涟、惠世扬、高攀龙、左光斗、乔允升、曹于汴、钱谦益等；次列“东林协从”孙鼎相、徐良彦、熊明遇等；后面又列出不依附东林的顾秉谦、魏广微、王绍徽、冯铨、王永光、霍维华、徐大化、周应秋、薛贞、崔呈秀、阎鸣泰、王在晋、杨维垣等若干人。后一份名单在录题之下注明是“补点将录”，首列辅臣叶向高以下6人，词林孙慎行以下19人，部院李三才以下57人，诸臣卿寺顾宪成以下73人，台省黄尊素以下41人，还有常博、藩皋郡邑、任子赀郎武弁等各若干人。天启五年八月，王绍徽还仿照《水浒传》108将之例，编写了一个《东林点将录》，开列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玉麒麟赵南星、智多星缪昌期、入云龙高攀龙、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神机军师顾大章等36天罡星、72地煞星，让魏忠贤按名黜汰。后来，御史严承钦还嫌108人的名单未能网罗所有的东林党人，又仿效宋朝的《元祐党人榜》，炮制一份所谓东林党309人的大名单，交给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一日以皇帝谕旨的形式刊布全国，称为“东林党人榜”。魏忠贤拿到这份名单后规定，凡是被列入此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或逮问追赃。此外，魏忠贤及其亲信，还按籍贯、职务、已处未处以及时期，编造了《东林籍贯录》《东林同志录》《东林朋党录》等黑名单。这些黑名单，把凡是不依附阉党的人，都扣上东林的大帽子，进而迭兴大狱，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
阉党兴起的大狱，以“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最为惨烈。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底，魏忠贤以“受贿”的罪名，将东林党的重要骨干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逮入诏狱，严刑拷打。这六位东林党人誓死不屈，表现出高尚的气节。杨涟先被铜锤打得肋骨寸断，后又被压上土囊，用铁钉贯耳，仍不屈服，最后被用铁钉钉入脑壳而亡。临终前，他犹写下血书，表达自己视死如归的一身正气：“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左、袁、魏、周、顾五人，也都英勇不屈，惨死狱中。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又矫诏以“欺君蔑旨”的罪名，逮捕著名的东林党人周起元、周顺昌、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高攀龙、黄尊素。三月十五日，锦衣卫官旗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全体市民罢市。十八日，锦衣卫官旗在县衙开读逮捕令，数十万市民集结衙门之外，最后冲入衙署，痛打锦衣卫的官旗。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开读之变”。事变之时，周顺昌一直在场，独自吟诵于谦的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三月十七日，锦衣卫官旗前去无锡逮捕高攀龙的前一天，高攀龙在家中已得到消息，但仍谈笑自若。第二天一大早，他先离家拜谒宋代大儒杨时的祠堂，再回家到后园，和两个门生、一个弟弟一起饮酒。周顺昌被捕的消息传来，他平静地笑道：“吾视死如归尔，今果然矣。”然后起身回房中与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出来后书写遗表并封好，交给两个孙子说：“明天交给锦衣卫的官校。”当晚，他整好衣冠，自沉于后园池中。家人打开他的遗表，上面写道：“臣虽削夺（高攀龙原任左都御史，后被阉党削籍），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屈原名平）之遗则。”除高攀龙外，其他六位东林党人均惨死于诏狱之中。
除了“六君子”和“七君子”，其他许多东林党和正直的清流派官员，也都惨遭阉党的迫害，或被杀，或自尽，或遭禁锢，或被放逐。据《明史·阉党传》的记载，“自（天启）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他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
随着魏忠贤的倒台，人们自然想到那些站在魏阉对立面而遭受迫害的东林党人和清流派官员，认为必须予以平反昭雪，以伸张正义。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初五日，翰林院编修倪元璐即上疏，指出当时的邸报将魏、崔和东林并称为邪党，是自相矛盾的说法。阉党分子杨维垣上疏反击，责难倪元璐盛赞东林，说什么当今判断忠直不应以是否反对崔、魏为标准，况且东林亦有许多不足之处。二十四日，倪元璐再次上疏，驳斥杨维垣说，东林中有首先弹劾魏忠贤的杨涟和提审崔呈秀的高攀龙，而时至今日，杨维垣在奏疏中却仍称赞魏忠贤“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为国为民”。东林已故及被难诸贤，自邹元标、王纪、高攀龙、杨涟外，如顾宪成、冯从吾、陈大绶、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等之真理学、真气节、真清操、真吏治，赵南星之真骨力、真担当，令人钦佩。东林在今日，应当曲原其高明之概，不应当毛举其纤芥之瑕，而代逆珰分谤。当时魏忠贤、客氏和阉党的首恶分子尚未受到严惩，明思宗批示：“朕总览人才，一秉虚公，诸臣亦且消融意见，不得互相诋訾。”直到二十六日，明思宗下令将魏、客、崔三犯戮尸于市，并严惩“五虎”“五彪”，这才决心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员平反昭雪。
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明思宗宣布废除杨涟等人在狱中被强加、诬陷的罪名。接着，给事中陈尧言上疏，要求为遭受阉党削夺官职的官员平反，重新起用。吏部拟出一个包括内阁大学士刘一璟、韩炉，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曹于汴，通政使刘宗周，詹事钱谦益，翰林文震孟、陈子壮等人在内的90多人的名单，请求“先准复原官，致仕仍给与应得诰命，俟各衙门从公酌议妥确，分别起用”。明思宗批复：“朕此番昭雪，非徒弘旷荡之恩，正欲考其进退始末，以衡人品。”要求吏部将这90多名官员的削逐情节“分别项款，细开具奏”。到四月，他正式宣布恢复刘一璟、韩炉、周嘉谟等90多名官员的原有官职，到年龄应致仕者补给诰命，其中品望、年力可用者可以酌情再度起用。
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在给事中陈尧言上疏五天之后，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也上疏，请求为被阉党迫害致死的万璟、周起元、周顺昌、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缪昌期、丁乾学赠荫，以示平反。明思宗令下部议。经部议后，明思宗于三月正式宣布，为原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工部尚书冯从吾，应天巡抚右佥都御史周起元，给事中吴国华、魏大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御史吴裕中、周宗建、黄尊素、李应昇、夏之令、袁化中，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工部郎中万璟，吏部郎中苏继欧，左谕德缪昌期，翰林检讨丁乾学，陕西按察副使顾大章，扬州知府刘铎，刑部员外郎张汶等恢复名誉，各赠荫有差。崇祯二年九月，明思宗又下旨，为已故诸君子追赠官衔、谥号。其中，故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赵南星，谥“忠毅”；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冯从吾，谥“恭定”；故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太保高攀龙，谥“忠宪”；故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杨涟，谥“忠烈”；故光禄寺卿赠吏部右侍郎顾宪成，谥“端文”；故吏科都给事中赠太常寺卿魏大中，谥“忠节”；故吏部员外郎赠太常寺卿周顺昌，谥“忠介”；故国子祭酒赠礼部右侍郎刘应秋，谥“文节”。这一系列平反昭雪的举措，大大打击了邪气，鼓舞了正气。
明思宗还注意从魏忠贤的专权乱政中吸取教训。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为皇陵司香，并命查抄客、魏的家产之后，即下令撤回魏忠贤派往各镇的内臣，谕曰：“矧宦官观兵，古来有戒。朕今于各镇守内臣概撤，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经（略）、督（师）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体统相轧，以籍其口。”后来，又重申永乐以来所制定的《自宫禁例》，禁止民间私自阉割入宫为宦。他告谕礼部：“朕览《会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宦阉割，有司（指行政机构）造册送部、院收补选用。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两邻家不举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严明。近来无知小民，希图财利，私行阉割，童稚不堪，多至殒命，违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选。尔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谕到之日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又规定所有宦官都必须值班，除非有特殊的命令，一律不许走出宫门。二月，又戒谕外廷大臣，不许他们结交宦官。
明思宗受命于危难之际，即位后深思熟虑，采取静以待变的策略，先是不动声色地稳住魏忠贤，然后暗中加紧策划，潜移默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一旦时机成熟，便一举将其铲除，显示出过人的政治眼光和智慧，受到了广大臣民的赞誉。明思宗的日讲官文震孟之子文秉，在其《烈皇小识》的序言中即说：“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满地，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真所谓聪明睿智，神武不杀者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