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夙夜焦劳，急功近利
为了实现中兴之治，明思宗以太祖朱元璋为榜样，自奉俭朴，不贪女色，忧勤惕厉，夙夜焦劳。
明思宗就帝位后，就效法明太祖生活俭朴的作风，多次重申“崇俭去奢，宜自朕始”。鉴于父亲明光宗、长兄明熹宗为女色所误的教训，刚即位即没收魏忠贤所献女子带进宫中的“迷魂香”，接着又下令毁弃魏忠贤让小太监在便殿复壁内焚烧的另一种香，因为这两种香都会诱发春心的萌动而思淫欲。此后，终其一生，明思宗都不贪女色。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原计划采良家女子充当九嫔，刑科给事中光时亨鉴于时局严峻，请求缓行，他立即接受。崇祯末年，明思宗宠爱的田贵妃见他因时局危迫而忧思过度，向他的父亲田弘遇询问有何办法让皇上开心。田弘遇说不妨将他从苏州买来的名妓陈圆圆送入宫中，供皇上玩赏，或可缓解其宵旰之忧。
明末江南经济繁荣，崇尚声色之娱，苏州尤其风靡。陈圆圆原名陈沅，本是罪犯之女，色艺双绝，“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名噪一时。江南风流公子冒辟疆在崇祯十四年曾慕名拜访过陈圆圆，后来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陈姬之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田弘遇原籍陕西，后居扬州，以女贵，官左都督，好佚游。他花重金将陈圆圆从苏州买来，带回北京，金屋藏娇。听了女儿的话后，他将陈圆圆好好地妆饰一番，送入宫中，希望能博得皇上的欢心。孰料明思宗根本不感兴趣，下令将她送回了田府。
日常生活中，明思宗也自奉俭朴，不尚奢华。明神宗以来，皇帝的伙食日费万余金，他下令尽量减省，仅存百分之一。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据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当时皇帝的伙食费每月1046两，平均每日只有三十五六两；皇后、皇贵妃和皇太子的伙食费也都相应减省，分别为335两、164两和120两。崇祯十六年九月，明思宗又下令，将自己的伙食费减去一半，后妃等人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按照惯例，皇帝的冠袍靴履应该一天一换，明思宗改为一月一换，冠袍里面则经常穿着洗涤多次的旧衣服。有一次日讲，他发现自己内衣的袖口已经破损，露在袍服袖子外面，很不雅观，就不时将它掖进袍服的袖子里。讲课的老师见了，对他说，穿旧衣裳是一种美德，陛下不必掩饰。明思宗还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中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或陶器。他还规定，诸臣服饰的袖长不得超过一尺，不得擅用金银。在明思宗严格自律的带动下，后宫没有把玩珍珠宝玉之娱，没有声色歌舞之乐，闲暇时只有幽雅的古琴之音相陪伴。周皇后见国势日衰，举步维艰，在宫中也力持节俭。她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也不为外戚乞求恩典赏赐，遇到过年大臣入宫朝贺，所行的赐赉也依礼而定，力戒奢侈。崇祯八年（1635年），她还命太监从苏州购进24具棉花纺车，教宫女纺纱，以培养她们勤劳节俭的习惯。崇祯朝的后宫，气氛虽然压抑，但却未见历代诸朝濒临灭亡之前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
不过，明思宗自奉俭朴的另一面，是刻于理财。明思宗继位之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战争持续不断，军费的开支日益膨胀。当时国库空虚，已无力支付这笔庞大的军费，但皇帝的内府私库并不缺钱。因为万历年间，明神宗通过传索帑金，加上派遣矿监税使四处搜刮，“内帑之充韧已亘古所无矣”。明神宗死后，明光宗在位仅一个多月，明熹宗在位也仅7年。短短7年时间，内府的积蓄并没有花光，但明思宗却如张岱在明亡之后所写的《烈皇帝本纪》中所指出的：“以宫中内帑，视为千年必不可拔之基，祖宗所贻，不可分毫取用。”一旦军饷告绌，他便大叹穷经，声称“目今帑藏空虚”，于是“日贷之勋臣，日贷之戚畹，日贷之内珰，天下视之，真谓帑藏如洗矣”。勋臣、戚畹和内珰自然也学他的样，大叹穷经，不肯往外拿钱，所贷之赀犹如杯水车薪，无法弥补军饷的亏空。于是明思宗就不顾百姓的死活，一再实行加派，先是加派辽饷，接着又加派剿饷，然后再加派练饷，从而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使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待到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北京，“内帑所出不知几千百万”，明思宗“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所积存的帑金，“无不尽出以资盗粮！”
明思宗不讲究吃穿，也不喜欢声色之娱，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军政大事的处理上面。明朝刚建立时，明太祖就定下每日视朝的制度，并严格加以执行。但后来的皇帝大多将这项祖制视为具文，特别是隆庆末年、万历初年，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视朝，以后干脆连三、六、九日也免朝。明思宗一上任，就宣布恢复每日视朝的祖制。隆寒盛暑，除事先告知免朝之外，他每天都到文华殿视朝，与群臣共议国事，宣布谕示。除了视朝，他还不时地召对平台。所谓“召对平台”，即召见群臣议政，亦称“召对”。当政初期，国事丛集，召对更为频繁。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形势危急，还规定，视朝完毕之后，文武大臣如果还有重要的事情奏报，可以报名，听候召见，有人阻拦则以奸欺论处。遇到召对，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以及翰林院记注官、锦衣卫堂上官都得参加。召对的场所在文华殿，阁臣办事在文渊阁。为了应付皇上的随时召见，阁臣便常留宿阁中。
除了视朝、召对，明思宗每天还亲自批阅奏章。当时疆域多事，奏章也繁。明思宗怕大臣报喜不报忧，敷衍卸责，大多亲自过目，并做出处理。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淮安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存在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唯重作文，二是资格用人唯尚文途，三是推官行取唯选进士，要求专拜大将，并举孝廉以崇实行，罢推官行取以除积横之习，蠲灾伤钱粮以苏累困之氓。内阁大臣认为此疏狂言无忌，拒不受理。陈启新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被宦官曹化淳发现，将他的奏疏转呈明思宗。明思宗正锐意求治，读罢此疏极为惊喜，立即授其为吏科给事中，命遇事直陈无隐。有些臣僚的奏疏夸夸其谈，却无实际内容，明思宗非常反感，常常加以斥责。兵科给事中曾应遴的上疏，往往不分轻重，从第一到第十几罗列一大堆事情，明思宗便把他召来，当面诘责一顿。明思宗不仅认真披阅奏章，对阁臣代他起草的票拟看得也很仔细，反复地斟酌删改。崇祯十年六月，阁臣票拟议罢首辅温体仁，拟旨颇长，明思宗涂抹删改之后，仍不满意，最后全部删去，批了三个字：“放他去。”在交付部院科道施行的奏章上，明思宗的朱批时间多有“子（相当于现今夜间11时至1时）、丑时（相当于现今夜间1时至3时）”的字样，说明他批阅奏章往往到夜半三更尚未休息。遇到军马紧急之务，他更是彻夜不眠，几乎不停地批阅奏章，有时一夜就连发几道圣旨。
除了视朝、批阅奏章，明思宗还极其重视日讲与经筵。明思宗虽然自幼喜爱读书，但他毕竟不是皇太子，没有接受过如何当皇帝的皇储教育。入继大统之后，他就非常重视日讲与经筵，接受讲官关于传统文化与历史知识的教育，从中寻求解救危局、实现中兴的灵感与启迪。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他就帝位，十月十五日即开始日讲，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又开启经筵。经筵分为春讲与秋讲，在春、秋两季各举行一两次。春、秋经筵开讲之后，就进入日讲。所谓日讲，就是每天必须进讲，除非皇帝事先下旨传免。经筵与日讲其实并无多大差别，只是经筵更加隆重、更加讲究礼仪而已。经筵设有两个书案，一在御前，一在讲官前；日讲只设一个书案，皇帝与讲官都坐在书案之前，显得更加随意而亲密无间。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对经筵与日讲大多敷衍了事，明世宗与明神宗后期甚至长期停止经筵与日讲，但明思宗却听得极为认真，讲官如果不用心讲解或者讲错，都会引起他的不快。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日讲官姜曰广进讲《通鉴》时读错了段落，明思宗即下令停讲，改讲《春秋》。当时翰林院词臣只有文震孟研习过《春秋》，为当时的《春秋》名家，便由他进读。文震孟讲得极为精彩，明思宗竟于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听讲4天。二十四日，讲《祭伯传》，文震孟考虑到“宰晅”一章存在阙疑，准备略去不讲。明思宗说：““宰晅”一章，正见当时朝政失宜，所以当讲，今后以此类推。”文震孟便又继续讲下去。崇祯十一年，经筵讲官王铎进讲经书，解析“敬”“信”“悦”等字，过多地使用反诘语气，联系近事时又使用“白骨如林”的语句，明思宗听了非常反感，责怪他“敷衍数语，支吾了事，全不能发挥本义”。王铎吓得面如土色，急忙离案下跪待罪。明思宗让他起来，他又忘记谢恩。由于认真听讲并勤于思考，明思宗从经筵与日讲中获益不浅。崇祯十一年七月，他在一次召见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时即感慨地说道：“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时从经筵启沃，略知一二。”
除了亲御经筵与日讲，明思宗还勤于读书。“四书”“五经”《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祖训》《帝鉴图说》等书，几乎是朝夕不离手，一有空闲就要翻阅。他还命武英殿中书画《历代名君贤臣图》，写《正心诚意箴》，制成屏风，安放在文华殿、武英殿，以便随时观览，警策自己。
由于长年累月地视朝，批阅奏章，处理军国大事，亲御经筵与日讲，他常常是天不亮即起床，一直忙到深夜也不得休息，既没有假期，也没有文化娱乐，身体常常处于非常疲惫的状态。明神宗的昭妃刘氏，崇祯时住在慈宁宫，掌管皇后的印玺。这位刘太后为人谨厚，抚爱诸王，明思宗对她非常尊敬，遇到年节都要前去看望，对她施礼问安。有一次，明思宗来到慈宁宫，对刘太后行过礼后，顺便在椅子上坐下，稍微一闭眼，便睡着了。刘太后连忙告诫身边的太监、宫女不要惊动他，并给他再披上一件衣裳御寒。过了一会儿，明思宗醒过来，起身拜谢太后说，神祖在世之时，天下太平，海内少事。现在天下多难，民生艰苦，我两个晚上连着批阅文书，未曾合眼，实在困得不行，以致在太妃面前睡着了，实在失礼。刘太后听了，不觉潸然泪下。
但是，明思宗的忧勤惕厉，夙夜焦劳，是与其急躁和褊狭的性格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越搞越糟，导致局势的不断恶化。明思宗自小在宫中险恶的环境中长大，形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17岁时，在危难之际继承帝位，毫无理政治国的经验，认为“慎重即因循”，急于求成，切盼短期内就能重建太平盛世，振兴朱家基业。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陕西道御史陕嗣宗曾上疏，在表扬明思宗“三不可及”的美德之时，也批评他“五不自知”的弊病，即自视甚高，近乎予圣；刚愎自用，习于尊倨；猜忌多疑，任意斥责；急于求治，旦夕责效；过于明察，流于繁苛。第二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也上疏指出：“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釀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弊。”
由于求治太急，急功近利，明思宗治国理政，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制定长远的治国方略，而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左右摇摆，朝令夕改，结果适得其反。崇祯元年（1628年），左副都御史杨鹤上言：“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缙绅拘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他的这种看法，颇得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传为至理名言。第二年，明思宗有次在文华殿召见内阁大学士成基命，亟言法纪废弛，宜力加振刷。成基命回答说，皇上的求治过于急切，比如整理一团乱丝，应该先找出头绪。如不找出头绪，只能越理越乱。同年九月，刘宗周的上疏也指出：“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非国计乎？陛下留心民瘼，恻然恫矜，而以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敲扑日峻，道路吞声。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已。”以后几年，他又几次上疏，指出：“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当宜平。”“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但是，所有这些奏疏，明思宗不是嫌其迂腐，全不晓国势人情，就是嫌其疏阔，无补于时局，一概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所素，继续执行其顾近不顾远、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因而只能越搞越糟，直至最终败亡。
明思宗猜忌多疑，对周围大臣多不信任，时刻担心他们怀有贰心，或办事偷懒。于是，他极力鼓励告发，并利用锦衣卫的缇骑和东厂的隶役四出侦伺，对大臣进行监视。户部尚书孙居相为官清廉，负气敢言，在与给事中杨时中的通信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之语，被厂卫侦知，明思宗即下旨将他逮捕，谪戍边卫。薛国观为人阴鸷溪刻，不学少文，由于首辅温体仁的密荐，得以超擢重用，后升为内阁大学士。有一天，明思宗同他谈及大臣的贪婪，他说：“使厂卫得人，安敢如是！”站在旁边的东厂太监王德化，不觉汗流浃背，于是刻意侦伺、收集他的阴私，密报皇上，使之逐渐失去信任。崇祯十三年（1640年），薛国观贪污受贿事发，被明思宗下令赐死，遂悬梁自尽。厂卫受宦官控制，东厂提督就是由太监充任的。厂卫肆意侦伺、抓人、审讯、行刑，根本不受法律的约束，刑部也不得过问。刑部如果过问，触怒了厂卫，厂卫寻机罗织罪名，即可置之于死地。崇祯五年，工部郎中孙肇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南京礼部主事金铉、周镳，因弹劾宦官张彝宪，便被遣戍、削籍或罢官。崇祯十五年闰十月，礼科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因言事获罪，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未几明思宗又密谕锦衣卫帅骆养性在狱中将其处死。左都御史刘宗周约九卿共救，并奏言，“国朝无言官下诏狱者”，二臣“即有应得之罪，亦当付法司（即刑部）。今遽下诏狱，终于国体有伤”。明思宗怒甚，曰：“法司、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而将姜、熊移交刑部，后又下令将姜、熊押至午门各廷杖一百，最后将姜埰谪戍宣州，将熊开云谪戍杭州。
明思宗刚愎自用，极为自信，虚荣心重，极好面子。刘宗周在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的上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后来，内阁大学士谢陞也批评他说：“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因此，他喜欢表扬，愿听阿谀奉承之辞；讨厌批评，听不得逆耳之言。对有损他尊严的言论，更是记恨在心，想方设法进行报复。刘鸿训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由明思宗钦点进入内阁的，起初颇受信任，但他对政务的处理意见有时与明思宗相左，未被采纳，曾私下说，“主上毕竟是冲主”，意即皇帝还是个孩童。这话传到明思宗耳朵里，他极为震怒。后来，阉党分子诬告刘鸿训贪污受贿，擅改敕书，明思宗就想置之于死地。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力救，明思宗还是将他谪戍代州（今山西代县），使他崇祯七年死于戍所。崇祯六年九月入阁当大学士的钱士升，见明思宗为政操切，首辅温体仁又以刻薄佐之，上下嚣然，就于崇祯九年九月撰写《四箴》以献，大意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此言深中时弊，明思宗表面上优旨褒扬，内心却老大不高兴。过了一个月，有个名叫李琎的武生请搜括江南富户的财产以输官，钱士升拟旨将李琎下刑部提问，明思宗不许。他上疏力争，说：“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仇，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但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不意，明思宗却在他的奏疏上批道：“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意思是，你想沽名钓誉，前面的《四箴》之疏就已足够，无须再上这个奏疏。钱士升惶恐不安，连忙引罪乞请退休，明思宗当即批准。
由于刚愎自用而又求治太急，明思宗对臣工总是求全责备，专横残暴，刻薄寡恩。不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之后，立马就要求见到成效。出了问题，不是反思自己决策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而是归咎于文武百官，责怪他们不能尽忠尽责，操办不力。臣工稍有过失，轻则训斥、罚俸、降职，重则施刑、廷杖、削职、谪戍、处死。正如河南府推官汤开远所指出的：现在宇内凶气充塞，好像是有圣主而无善治，原因就在于只有皇上一人辛劳，而没有众臣的辅佐。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暇。陛下自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不论是众臣推举的，还是皇上简拔的，也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过失，统统削籍谪戍而不少宽贷，甚至逮入大牢拷打追比，几乎是刑乱世而用重典。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执法的官员，遇到明思宗轻罪重罚甚至无罪滥罚的诏旨，为了避免惹恼皇上，都不敢主持公道，而是一味唯皇上之命是从。有些奸佞之徒，为了邀功请赏，甚至加重对蒙冤受屈者的处罚，如史籍所载，“一时诸司官无不以残刻为事”。据统计，明思宗在位期间，先后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河南巡抚李仙风被捕后上吊自杀，尚不计在内）。就连位极人臣的内阁辅臣，也有周延儒、薛国观2人被杀，这是自明世宗诛杀夏言以来所仅见的现象。由于许多大臣不断地受到惩罚，官员的更换十分频繁，如蓟镇总督就曾在半年之内换了5人。明思宗在位17年，兵部尚书换了14人，刑部尚书更是换了17人，其中有9人因审狱时与皇帝意见相左而受罚。如此滥施惩罚与频繁换人，不仅使“先才后守”的唯才是举政策大打折扣，严重挫伤官员的积极性，使其难以施展才干，而且使大批耿直之臣遭到贬斥，许多忠臣良将遭到杀戮。正如刘宗周所指出的：由于求治太急，用法太严，“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崇祯一朝，内阁辅臣更是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有明一代，先后共任用阁臣160余人，崇祯一朝竟多达50人，几乎占到三分之一。这些阁臣中，崇祯初年的刘鸿训、钱龙锡、韩炉、李标、钱象坤、孙承宗等人还较正直，也有一定的才干，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但由于过分耿直，他们既不见容于皇上，又受到同僚中一些奸佞之徒的掣肘与排斥，任职不久便纷纷去职。崇祯二年（1629年）周延儒入阁、并于四年升任首辅之后，内阁中便多是一些庸碌之辈，如周道登、温体仁、吴宗达、郑以伟、王应熊、黄士俊、刘宇亮、薛国观、方逢年、范复粹、姚明恭、陈演、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有的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有的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如崇祯十一年六月入阁的程国祥，只是委蛇其间，自守而已，就连皇上召对时也是缄默无语，不发一言。有的则是胸无大志、善伺意旨的奸佞之徒。明思宗最宠信的，恰恰是这类大奸似忠的人物。阴险刻毒但善于揣测上意的温体仁入阁之后，虽屡受大臣的弹劾，但常得明思宗庇护，在阁8年多，成为崇祯一朝辅政时间最长的一位阁臣。如此走马灯似地更换辅臣，加上排斥直臣而重用佞臣，崇祯一朝也就难以形成一个稳定而有为的政治核心，为其中兴之治进行周密的筹划与尽心的辅弼。
在明思宗看来，文臣武将全都不能尽忠尽责，不可信任，他便一反即位之初严禁民间自宫为宦、禁止廷臣结交内侍、撤销各边镇守太监的做法，大力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开始把身边的心腹太监安插到一些要害部门，充任耳目手足，借以强化君主专制的统治。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明思宗就任命司礼监掌管文书的内官监右少监宋尚志提督正阳等九门、永定等七门及皇城四门，巡城点军，内官监赵本清为副手，从旁协助。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绕道漠南蒙古从蓟门一线越过长城南下，京师戒严，明思宗又命太监提督九门及皇城门，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四年九月至十一月，更是大规模起用宦官。九月，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财政收人；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往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自监视兵饷。十月，命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诏往关、宁、蓟镇（治在今河北迁西三屯营）东协、中协、西协监军。十一月，命李奇茂监视陕西苑马茶商，吴直监视登岛兵饷。从此，北方各个军事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高于督、抚。文武大臣纷纷上疏表示反对，明思宗就是听不进去，将谏诤之臣撤职罢官，或革职为民，说：“朕览卿等公疏为遣用内臣一事，太祖明训朕岂不知？但成祖以来亦闻有用之者，皆出一时便宜。况天启年间所遣（内臣），朕尚撤之，岂至今反用！朕又何尝不信任文武（大臣），无如三四年来敝坏不堪，朕是万不得已，亦权宜用之。若文武诸臣实心任事，撤亦不难。”随后又命4名太监分赴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军中监功记过，督催粮草；另派一批太监分赴各仓，同提督诸臣盘验收放；还命太监高起潜监视锦州、宁远，太监张国元监视山（海关）、永（永平，治今河北卢龙）、石塘（在今北京密云北）等路，综核兵饷，犒赏军士。
后来，由于文武大臣的不断劝谏，明思宗只好在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下诏，撤回总理及监视各道的宦官，但仍让高起潜继续督理关、宁军务，表明他对宦官仍然十分信任，将坚持借助宦官以强化皇权之策。仅隔一年，他又再次大规模起用宦官。九年七月，清兵再次迂回，进逼居庸关，明思宗即派太监李辅国、许进忠、张元亨、崔良用分守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倒马关（在今河北唐县西北）、龙泉关（在今河北阜平西）、固关（在今山西阳泉东）。不久，清兵进入昌平，明思宗令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6500人防治马水沿河。又使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各路援军，监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入援的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皆属高起潜指挥。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太监魏国征为天寿山守备，旋改总督宣府、昌平等营，邓良辅为分守；太监邵希诏监视中、西二协，杜勋为分守；太监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军务，兼理漕运河道，孙茂霖为分守。此时的宦官不仅是监军，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军队，气焰因此更加嚣张。这些太监，多为市井无赖出身，昏庸愚昧，却又妄自尊大。他们一旦大权在握，便胡作非为，不仅大肆贪污受贿，而且任意侵克军资。一旦遇到敌人辄拥精兵先逃，诸将皆耻于屈居其下，因此皆难以克敌制胜。宦官的重用，破坏朝廷的礼法纲纪，挫伤文武大臣的积极性，败坏军政事务，导致了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许多大臣纷纷上疏弹劾他们，明思宗虽将这些大臣降级贬官，但也不得不于十三年三月再次颁发《撤回各镇内臣诏》，将所有边防事务交给督、抚、镇、道负责。次年二月，还下令严禁内臣干预外政，重申廷臣毋交结内臣之令。十五年正月，又下令“罢提督京营内臣”。
然而，仅隔半年，为了抵御清兵，明思宗又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命太监王承恩提督勇卫营。十一月，又命其督察京师城守，并命太监方正化总监保定军务。此后，宦官的派遣始终未再中断。崇祯十七年春，面对分兵两路向北京挺进的大顺农民军和关外日益壮大的清兵，无计可施的明思宗只得派宦官奔赴各地，或监军，或统兵战守。仅二月二十一日，一次就派出十几名宦官监制各镇。当月，还命内监分守京师九门。但是，这一切并未能挽救明亡的命运。相反，许多太监见大势已去，都纷纷投向大顺军，甚至打开京城的大门迎降。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跟随明思宗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尽，为大明王朝作了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