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会推阁臣事件与党争的复起
明思宗在继大统之前，对万历中期以来的党争多少已有耳闻，深知这种门户之争对朝政的深刻影响。他就帝位后，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御史罗元宾又上疏指出，国家之所以不得其理，无实心任事之臣，是门户之争在作祟。当今之世，不仅应革除借门户以锢异党之弊，也宜革除借门户以报同党之端。明思宗表示嘉纳。同月，他在一道谕旨中明确表示，“分门别户，已非治征”，要求群臣“化异为同”，“天下为公”，精诚团结，共同致力于中兴之治。崇祯二年三月，“钦定逆案”颁布后10天，户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弹劾蓟镇巡抚王应豸克饷激变。明思宗见疏中有王应豸系“魏党私人”等语，非常反感，批评说：“应豸克饷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党所私！”
明末的党争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曾积极鼓励臣民谏诤，说：“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又说：“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当时有不少耿介正直之士，遵照明太祖的谕旨，曾对他的某些错误决策提出谏诤，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性命。此后，直言谏诤便成为明代士子的一种传统。每当有昏庸的皇帝在位，就常有正直的大臣敢于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要求革新朝政，改弦更张。酒色财气俱全的明神宗亲政不久，就懒于上朝而勤于搜刮，把朝政搞得一团糟，臣僚更是纷起谏诤，并逐步发展成激烈的党争。以东林党人为一方的清流派，与以宣、昆、齐、楚、浙诸党为另一方的浊流派，围绕一系列政治事件展开长期的争斗。前者多为敢言直谏的正直之士，他们为国家社稷的安危，要求重振清明之治，体恤民瘼；后者多为阿顺明神宗旨意的邪恶之徒，他们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处处看明神宗及其宠信的阁臣与宦官的眼色行事，以谋一己之私利。但东林党人过分依赖皇帝，热衷于宫廷斗争，结果导致愿望的落空而陷于失败。后来，得到东林党人支持的明光宗继位，擢用东林党人入阁，为天启初年的“众正盈朝”创造了条件。但天启朝的明熹宗却是一位昏庸的君主，继位不久，宦官势力迅速膨胀，齐、楚、浙诸党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集团，东林党人随即遭受严重的迫害和打击。明思宗继位之后，虽然铲除阉党，钦定逆案，并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并未将阉党一网打尽，东林党人势必要求继续清除阉党余孽，而阉党余孽又力图翻阉党之案，双方的斗争必将继续下去，这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
明思宗没有看到党争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不能抓住其症结正确地加以引导和解决，反而由于自己的猜忌多疑、刚愎自用、不辨是非，亲自介入党争，支持所谓“孤立”无援，也即所谓无党无派的奸佞之徒，从而导致党争的复炽。
明思宗刚继位时，为了稳住魏忠贤，对其安插的内阁辅臣未加触动，继续留任。随着清除阉党工作的深入开展，多名与阉党有染的辅臣陆续致仕，到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内阁只剩下周道登、李标、钱龙锡3名辅臣。天启四年（1624年）被排挤出阁的韩炉虽已下诏召回，但尚未到任。明思宗决定乘机改组内阁，命吏部提出会推增补辅臣的候选人名单。消息一传出，各派势力立即四处活动，力求进入会推名单，得到皇上的点用。
觊觎辅臣之职、活动最为积极的首推周延儒。周延儒，字玉绳，常州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会试与殿试皆名列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年间，先后掌管过司经局、南京翰林院。明思宗即位后，擢礼部右侍郎。他生性警敏，善于窥度皇上的旨意。崇祯元年（1628年）冬，锦州守军因欠饷发动兵变，督师袁崇焕请求发放军饷。明思宗问众大臣如何处理，诸臣知道国库已无银可支，但皇家私库内府有钱，一致请求皇上从私库拨出银两支付军饷。周延儒深知明思宗是个吝啬的小气鬼，便说关门以往只防御外敌，现今还要防备内部的叛军。宁远哗变，发给军饷，锦州哗变，再发军饷，各个边镇就会群起效仿，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明思宗又问，那怎么办。他答道，事情紧迫，饷不得不发，但终究还得寻求一种经久之策。明思宗点头称是，并降旨切责群臣。过了几天，又单独召见周延儒，询问有何经久之策。周延儒答道，饷莫如粟，山海关并不缺粟，缺的是银子，为何发生哗变，其中必有隐情，安知不是骄弁挑唆、煽动以胁迫袁督师乎？必须揪出幕后挑唆、煽动哗变的骄弁，加以严惩，才能彻底平息事端。明思宗觉得他的眼光高于群臣，开始对他另眼看待。他也扬扬自得，眼睛紧盯着内阁辅臣的位置，不仅极力巴结外戚如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明神宗的妹婿万炜和东厂头目唐文征以为内援，而且花费8万两银子买通内廷，排挤东林党人。他认为，自己既已被皇上看中，又有郑、万、唐的内援以及内廷的支持，被列入会推名单肯定是十拿九稳。
另一个谋求辅臣职位的人物是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博学，工辞章。29岁点中探花后，即结交叶向高以及孙承宗、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道周、文震孟等东林名流，往来密切。后来，东林名士纷纷遭到阉党迫害而致死，他也遭到阉党的攻击而罢归，俨然成为江南东林的首领。崇祯元年（1628年）起复故官，不过几月升至礼部右侍郎。以他的资望与才学，被列入阁臣的会推名单，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但钱谦益的同乡及门生、户科给事中瞿式耜看到明思宗高看周延儒，担心他若与自己的老师同列会推名单，可能被皇上看中，对自己的老师不利，于是便极力阻止周延儒进入会推名单。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永光是由于瞿式耜的推荐，于五月间由礼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的，但因与阉党有染正杜门乞休，势在必去。御史梁子璠上疏，请求用吏部侍郎张凤翔代为主持枚卜（即会推之事）。瞿式耜上疏反对，主张仍由王永光主持此事，待事毕再听其离职。这个请求得到批准，他又私下叮嘱王永光，将周延儒摒弃在名单之外，而将钱谦益列为名单的第二位。
十一月初三日，吏部遵照明思宗的命令提出了一份11人的名单，依次排列是：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郑以伟，尚书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礼部右侍郎罗喻义，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
这份会推名单一宣布，立即引起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和礼部尚书温体仁的强烈不满。周延儒暗中散布流言蜚语，称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明思宗阅视名单，见其中没有他高看的周延儒名字，也听信周延儒的流言，怀疑廷臣结党营私。温体仁见状，遂上疏公开挑起党争。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举进士，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任礼部尚书。他为人外表曲谨，而内里猛鸷，机深刺骨。此次会推阁臣，他身为礼部尚书，也志在必得。但因资望不高，加以其座师沈一贯于万历年间担任辅臣13年，首辅4年，政声不佳，因而未能被列人会推名单。他知道明思宗忌恨臣下结党，又听信周延儒说此番枚卜皆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的流言，决定在“结党”二字上大做文章，彻底扳倒钱谦益。于是，便在十一月初五日递上《直发盖世神奸疏》，攻击钱谦益“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
所谓“关节受贿”，指的是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以翰林院编修身份主持浙江乡试时发生的事件。当时，金保元和徐时敏两个奸人假冒钱谦益的名义，策划了一场科场舞弊案。他们采用科场屡见的舞弊手段预捏字眼，假称关节，卖给应试的士子，约以中举后取偿。有个叫钱千秋的读书人，花了2000两银子买到“一朝平步上青云”的七字关节。他将这七个字置于应试文章每个段落的末尾，考官据此判断此考生已买了关节，便予录取。发榜时，钱千秋果然中试而成举人。钱谦益被蒙在鼓里，懵然不察，但金保元和徐时敏却因分赃不匀，将此事抖了出来。浙党的韩敬，当初与钱谦益同时参加殿试，因为巴结宫中的大太监，得了头名状元，钱谦益只中第三名探花。后来钱谦益在三年京察时，便借故将韩敏革职，从此两人结下深仇。他听到钱谦益关节受贿的消息，立即派人到北京大肆宣扬，并联络礼科给事中顾其仁查阅试卷，寻找证据，具疏弹劾。恰好钱千秋已到北京参加会试，钱谦益一问果然属实，只好上疏检举金、徐与钱千秋的舞弊行为。刑部审讯结案，将金、徐、钱三人皆发遣烟瘴地面充军。后来金、徐俱瘐死狱中，钱千秋发往东胜右卫充军。钱谦益与本房试官郑履祥确不知情，以“失于觉察”罚俸三个月。
温体仁的奏疏，之所以将7年前早已查明真相并做出判决的所谓“关节受贿”案重新提出，旨在证明钱谦益是“神奸结党，欺君罔上”，没有被提名为辅臣候选人的资格；现在由他把持枚卜，必然是想让谁做官就让谁做官，想推举谁就推举谁，以此来激怒明思宗。明思宗既已听信周延儒关于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一党所把持的谗言，看过温体仁的奏疏更进一步加深了对钱谦益的怀疑，第二天便召对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大臣、翰林院记注官、科道掌印官、锦衣卫堂上官等，让温体仁与钱谦益当面对质。
对质在文华殿进行。明思宗先问温体仁，爱卿参奏钱谦益受钱千秋贿，结党欺君之罪，可是实情吗？温体仁答道，字字属实。又问，奏疏中说钱谦益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官，想推举谁就推举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此番枚卜，都是钱谦益把持。钱千秋案件不曾结案，钱谦益就不该起用。如今枚卜，就不该推举他这种人。明思宗转而问钱谦益，温体仁参奏爱卿的事，可是真的吗？钱谦益书生气十足，不是理直气壮地说出此事早已结案，自己并未参与其中，只是犯了失察的过错，而是先自我批评一番，说臣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与会推之列，处非其据，温体仁参臣极当，但钱千秋之事关系到臣的名节，不容不辩。此事刑部早已勘问明白，现有案卷可查。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都证明已经结案，但温体仁仍坚持不曾结案。但明思宗命人到礼部取当年试卷，到刑部取审讯案卷，对质暂时停止。
取来礼部试卷和刑部案卷之后，对质继续进行。明思宗问温体仁，奏疏中所说的“神奸结党”，奸党是谁。温体仁先是答说钱谦益之党甚多，不敢尽言，接着又指责负责主持枚卜的吏部官员和科道官与钱谦益结党，继而又说替钱谦益辩解的辅臣也是钱谦益的同党。章允儒愤怒地反驳说：““党”之一字，从来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这等说。臣犹记得当日魏广微欲逐赵南星、陈于廷诸臣于会推吏部尚书汪应蛟、刑部尚书乔允升缺，使魏忠贤加一“党＇字，尽行削夺。大抵小人为公论所不容，将公论之所归者指之为“党＇，留传至今，为小人害君子榜样。”明思宗一听，认为这话等于把他这位皇上比作了魏忠贤，喝令锦衣卫把章允儒逐出文华殿。
文华殿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温体仁又火上浇油，指责吏部尚书王永光操控此次枚卜。明思宗问王永光，这次会推推出钱谦益，是公还是不公。王永光回答，吏部是从公会推，至于结党，臣实不知。参与会推的御史房可壮也说，臣等都是公议。明思宗指斥道，推这等人，还说是公议？他要在场的大臣表态，辅臣李标、钱龙锡说，关节之事与钱谦益无干。温体仁立即奏曰，分明满朝都是谦益一党。臣受四朝知遇，忠愤所激，不容不言。关节是真，若不受贿，如何得中？李标、钱龙锡一听温体仁把他们都说是钱谦益一党，回答说，钱千秋的事前次已经招问明白。不料，正在气头上的明思宗却说：“招也闪烁，不可凭据！”一直未曾吭声的周延儒即刻站出来附和，配合温体仁表演一场双簧。他说，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现有招案朱卷，已经御览详明，关节已有的据，不必又问诸臣。明思宗又问众臣，朕着九卿科道会推，便推这样人。就是会议，今后要公；如会议不公，不如不会议。卿等如何不奏？周延儒顺着竿子往上爬，进一步奏曰，大凡会议会推，只是相沿故套，原无许多人，只是一两个把持住了，诸人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是言出而祸随。明思宗抬眼望去，问明职名，知是周延儒，点头称赞说：“只有这官奏了几句。”温体仁见周延儒受到表扬，也使出以退为进的策略，谦恭地奏道：“臣子身孤立，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臣疏既出，不惟谦益恨臣，凡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臣叨九列（卿）之末，不忍见上焦劳于上，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不得不参。恳乞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凶锋。”明思宗忙加挽留，既为国劾奸，何必求去！
经过一天的所谓对质，钱谦益关节受贿之事似乎就成为证据确凿的定案。第二天，明思宗传下圣旨：“钱谦益既有议论，着回籍听勘！钱千秋法司提问！”并令章允儒、房可壮各具疏认罪，瞿式耜、梁子璠各具疏回话，“俱着降三级调外用”。
事后，对钱千秋事件重新进行审理，证明所谓钱谦益关节受贿查无实据，他的过错在于失察。廷臣愤愤不平，纷纷上疏抨击挑起事端的温体仁。御史黄宗昌弹劾温体仁热衷于枚卜，欲以“结党”二字破先前公论之不予，且钳后来言路之多口。新任吏科给事中沈惟炳上疏指出，廷臣中有公是公非之异同，不能一概斥之为“党”。四川道御史王相上疏指出，温体仁欲以“党”字堵塞言官之口，预先为日后申救钱谦益者扣上结党的大帽子，那么，不救钱谦益、不攻温体仁者，岂不都成为温体仁之党！江西道御史毛九华还上疏揭发，温体仁居家时曾抑买商人木材。商人告到官府，温体仁向崔呈秀行贿，才免于被追究。阉党分子在杭州为魏忠贤建生祠，温体仁还写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明思宗看过毛九华的奏疏，要他讲讲具体事实。毛九华再奏，说自己入京途中曾在文安县的书店买到一本温体仁媚珰的诗册。原来，阉党的亲信在杭州为魏忠贤建祠迎像时，温体仁父子匍匐前驱，赋诗赞颂，诗中有“衮衣”“朱雀”“宫殿”之类僭拟不伦的字句，并特地刊刻绘图呈送魏忠贤。后来魏忠贤被抄家时，诗册散落于民间。臣抵京又得知温体仁在原籍乌程县，用500两银子强买商人价值3000两银子的木材。商人向东厂投诉，温体仁向崔呈秀行贿，才免于被追究。接着，贵州道御史任赞化也上疏，揭发温体仁娶娼妓倪瑞为妾，纵容其父倪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被推官毛士龙擒获。温体仁怕牵连自己，又贿赂狱卒，杀掉倪四灭口。
温体仁见言官弹劾他的奏疏如雪片似地纷至沓来，坐立不安。
他急忙向明思宗上疏，说他因为弹劾钱谦益而招致言官的攻击，却无一人站出来替他说话，“臣孤立可见”，以表明自己确实无党。他要求与毛九华当面对质，以澄清事实。此时，明思宗正忙于钦定逆案，无暇顾及。待到钦定逆案的谕旨颁布之后，才于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文华殿召对内阁、五府、六部及科道诸大臣，让温体仁与毛九华、任赞化等言官当面对质。
这次对质，明思宗采取袒护被告温体仁的态度，让他首先发言。温体仁鼓动他的如簧之舌，抢先发动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他说，臣若一心媚珰，此诗必以手书为贽，万无木刻之理。既系木刻，必流传广布，岂有九华得之途中，而京师反无别册？……皇上试问九华，此是臣刻的，还是他人刻的？若臣自刻，必无此理……若但以刻木为据，则刻匠遍满都门，以钱谦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明思宗竟认为他说得有理，问毛九华，此册从何处得来。答曰，臣实八月中买自途间。再问，八月中得的，为何至今才发。答，臣十月考选，十一月才到任，不敢造次具疏。又问，你知册页是何人刻的？答曰，温体仁既有诗，有刻的，便有卖的，臣即可买。至于何人所刻，臣何从问之。温体仁抓住这句话，一口咬定，九华唯恐说册页是京师得的，便可查，只说是途中得的，无处可查了。
接着，明思宗转换话题，询问毛九华疏中所说温体仁压价强买商人木材的事。温体仁辩解说，臣未尝买木头。若是强骗商人之木，商人何不告到巡抚、巡按？此事乃无端诬告。毛九华指出，此事没有告到抚按，因为抚按不能代商人申冤，否则他怎会告到魏忠贤那里？温体仁又辩解道，商人如果告到东厂，容易调查，但这些年清查阉党不遗余力，臣若有此事，怎么两三年之内不见有人告发我呢？明思宗见两人相持不下，让辅臣表态。不久前刚到任的首辅韩炉，对皇上的重新起用心怀感激，便揣摩皇上的心思，替明思宗说出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温体仁平日硁硁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参论枚卜一疏，愤激过当，致犯众怒，所以诸臣攻他。”温体仁听罢，又趁机说了一堆毛九华是钱谦益同党的话。明思宗竟说，温体仁也辩得是，完全肯定了温体仁对毛九华的答辩。
尔后话题转到任赞化奏疏的对质上面。对质之前，明思宗先对辅臣说：“言官言事，自有大体（任赞化指责温体仁娶娼为妾）。这是何等话，如何在朕面前亵言渎奏？”实际上给对质定了调子。然后质问任赞化，毛九华参论温体仁一诗，尚且不真，你如何又参他许多无根之言，且亵言在朕前渎奏？任赞化只得认罪，臣一时偶失检点，出言粗率，臣有罪。但他仍坚持疏中揭露温体仁丑行的事实，说臣疏中所论事体，皆臣采访，十分准确，才敢入告。明思宗问温体仁，卿怎么说？温体仁坚决否认娶娼之事，说臣从无此女，我与海宁陈与郊结成儿女姻家，一查便可明白。任赞化说，温体仁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晓得陈与郊的名字？说他娶娼妓为妾，京师万口喧传，臣始知之。温体仁抓住他的破绽，责问道，你先说采访准确，如何又说是传闻？任赞化辩道，闻言入告，臣之职掌。皇上只下九卿科道会勘，如一言不实，臣甘罪。明思宗厉声喝道，朕自有鉴裁，你如何敢渎奏！在明思宗的袒护之下，这场对质又以温体仁的胜利而告终。
傍晚时分，殿内点亮明灯，召对续续进行。明思宗与辅臣谈了北方的边防问题后，又提起今日的对质之事，对首辅韩炉说：“卿见他（指言官）何曾有国家的意思？若实实为国为民，为封疆为生民，朕自看得出来。如今定有一件私意，方才上本。方今是何时？东西交警，南北用兵，不忧国，只是分门立户，却说什么党，什么东林，何益国事家情？”明思宗这句话表达了他对言官弹劾温体仁的不满，但他忘了挑起这场争论的恰恰是他所支持的温体仁，而给对手扣上结党大帽子的恰恰也是温体仁！
温体仁与毛九华、任赞化的对质结束后，明思宗下令逮捕钱千秋，命三法司再审。在刑部的重刑之下，钱千秋的供词仍与原先毫无二致。温体仁再次上疏弹劾三法司官员“欺罔”，“狱词尽出钱谦益之手”。参与会审的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寺卿康新民以及太仆寺卿蒋允仪、给事中陶崇道及御史吴甡、樊尚璟、刘廷佐等纷纷上疏指出审理钱千秋时，有几千人在场观听，绝不是一只手、一张嘴能够掩盖得了的！但明思宗还是把钱谦益革职闲住，而钱千秋经不起酷刑死在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