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温体仁的走红与垮台
温体仁如愿以偿地当上内阁首辅之后，照样不把心思放到国家社稷的安危上面。当时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后金的袭扰越来越频繁，百姓困苦不堪，他不曾提出任何有效的对策，整天想的是如何结宠于上，保住权位。
温体仁善于揣测上意，逢迎有术。经过多年的窥探与观察，他深知这个年轻的皇帝，不喜欢听逆耳的忠言，只喜欢听顺耳的谀辞，便使尽一切手段，对其逢迎巴结，讨其欢心。平日，他对明思宗表现得十分谦卑，一再对皇上表示：“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有人批评他善窥帝意，他巧辩说，我替皇上起草的谕旨，多写得不到位，要由皇上御笔批改。我佩服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去窥探皇上的旨意呢？明思宗决定要办的事，他明知不对，也从不表示反对，而且照办不误。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杨嗣昌为了实施围剿农民军的“十面张网”的战略计策，建议在此前每亩加征1分2厘田赋的辽饷之外，再加粮6石，每石折银8钱，共计增赋280万两，称为“剿饷”。这项加派如果实施，势必将本已十分困苦的广大农民逼入水深火热的深渊，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使起义的烈火烧得更旺，无异于饮鸩止渴。但他作为首辅，并未提出异议，最后由明思宗于闰四月下诏付诸施行。因此，温体仁给明思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认为此人既孤立无党，又朴忠可靠。
温体仁目光短浅，没有什么经天纬地的大才干，但为人机敏，有点儿小聪明，又工于心计，操办一些具体的事务显得精明干练。
内阁票拟，经常涉及一些刑名、钱粮的事，由于名姓繁多、头绪纷繁，许多辅臣感到头痛，但他却了然于胸，很少出错。同他共事的内阁同僚，如吴宗达、郑以伟、王应熊、张至发、黄士俊、刘宇亮、薛国观等辅臣，又都是碌碌无为的庸才，更衬托出他的“鹤立鸡群”，从而更加得到皇上的欣赏。为了提防政敌的攻击，温体仁在当时贪风盛炽的官场，从不公开收受贿赂（黄宗羲说温体仁之苞苴，巧于纳者也，周延儒不巧于纳者也。观其身后之富，岂不纳苞苴者所致乎），又给人留下廉洁自持的印象。此外，温体仁虽伎刻专横，却又藏机极深。他想推举某个亲信，往往暗中指使他人率先举荐，自己再使力以助其成；想排陷某个政敌，又先行宽贷，以激上怒，再严行惩治。手法隐蔽巧妙，不露痕迹，从而又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因此，在明思宗的眼里，温体仁是既孤立无党、朴忠可靠而又精明干练、廉洁自持、公正无私，自然对他另眼高看，宠信有加了。
温体仁之所以能扳倒周延儒、爬上首辅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漏网的及名列逆案的阉党分子的助力。为了酬谢阉党分子，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当上首辅后，就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推翻钦定的逆案。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十一日，温体仁用计挤掉与己不和的吏部尚书李长庚，由他的亲信、漏网阉党、吏部左侍郎张捷主持部务。都察院左都御史张延登也随李长庚去职，明思宗下令府、部、九卿及科道官推举堪任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人选。温体仁便暗中活动，授意张捷推举名列逆案的吕纯如为吏部尚书。他还暗中嘱咐与之交好的辅臣王应熊，让他暗中支持张捷，并放出风声，说此次会推“阁部同心”，内阁与吏部的意见完全一致。八月二十一日，明思宗在文华殿召对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商议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人选。他先说明召对的用意，吏部尚书乃用人的官，须要天下第一才品。立贤不以其方，卿等举来。接着，勋戚、大臣便退入殿西偏室，文臣退入殿东偏室，各自书写推荐名单。王应熊站在张捷身边，眼睛紧盯着张捷的笔下。旁边的大臣觉得奇怪，便问所荐何人。张捷回答说：“吕纯如！”旁边的大臣纷纷表示反对，他们有的推荐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有的推荐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唐世济是温体仁同乡，张捷当然同意荐用，但吏部尚书他还是按照温体仁的嘱咐坚持推荐吕纯如，说：“总宪（都察院左都御史）世济可，冢宰（吏部尚书）非纯如不可！”
待明思宗要大臣提交推荐名单时，张捷抢先启奏：“臣已推举两人，但这两个人都是举朝都不想用的。”明思宗待大臣推举的名单收齐后，问在场的科道官：“你们为何不推举？”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回答，会推大典，科道官向无保荐的先例。九卿如果推举得当，则由皇上点用；如果推举不当，臣等再站出来纠参。明思宗点头称是，随即拿起张捷的推举名单。仔细一看，不觉皱起眉头，大声斥责道，吕纯如是钦定逆案之中有名字的，张捷为何推举他？张捷辩解道，吕纯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钦案中列其名字，说他“颂美逆贤”，当年大臣递交给魏忠贤的“红本”俱在，并无一字涉及此事，岂可坐以“颂美”之罪？明思宗说，吕纯如自己也曾就此事作过申辩，但绝不能由此开启推翻钦定逆案的先例！接着，他把目光投向科道官，问他们有何看法。卢兆龙奏曰，张捷推举的吕纯如丽名钦定逆案，臣等正准备纠参，皇上已有明谕，臣等不敢再来多嘴了。张捷仍然坚持己见，说吕纯如清直可用，如今弃之草野，实在可惜。御史张三模反驳说，廷推冢宰，关系甚重。吕纯如生平是否贤良，姑且勿论，但他既然名列逆案，声名狼藉，出任此职，何以服人？况且逆案早有定论，吕纯如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张捷继续声辩，引来众多科道官的一片反对，他们纷纷揭发吕纯如往日的劣迹秽行。明思宗命张捷退下，随即问温体仁有何意见。温体仁见举朝反对起用吕纯如，转而推荐谢陞为吏部尚书、唐世济为左都御史。
温体仁想借推举吕纯如再次试探明思宗的态度，试图为推翻钦定逆案打开一个缺口，不想却碰了一个大钉子。但他仍不死心，后来又指使新任左都御史唐世济举荐逆案中人霍维华，因遭群臣的反对，唐世济被迫辞职。此后，温体仁不敢再起用逆案中人，但亦因此更加仇视不肯附和自己的廷臣。
温体仁是万历末年与东林党对立的浙党首领沈一贯的门人，受其座师的影响，从骨子里仇视东林党，在钱谦益、钱龙锡案中力攻东林党人。当上首辅后，更是利用职权极力打击东林党及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廷臣。日讲官姚希孟是东林党人文震孟的外甥、韩炉的门生，素为东林党人所推重。韩炉主定逆案，参考了他的不少意见。华允诚疏劾温体仁，温体仁怀疑是受姚希孟指使。他借口姚希孟与谕德姚明恭在崇祯三年（1630年）主持顺天乡试时发生两名武生冒籍中试的事件，将已迁任詹事的姚希孟连降二秩，调往南京掌翰林院事。东林党人罗喻义当日讲官，进讲《尚书》，撰写《布昭圣武讲义》，联系现实，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之语。内阁审读讲义，温体仁不悦，命正字官转告罗喻义进行修改。罗喻义来到内阁，隔着屏风讥讽温体仁。温体仁向明思宗告状，说按照制度，只有经筵讲官的规劝言论多于经书正文的讲解，日讲则是讲解正文多于规言。罗喻义的做法是用了经筵之制，且让他改正，反而遭到他的侮辱，请皇上裁定。明思宗令下吏部议。罗喻义反驳说，讲官在正文之外旁及时事也是传统的制度，臣辗转敷陈是希望对时政有所补益。温体仁叫删去，臣恐愚忠不获上达，致忤辅臣，今草稿俱在，望皇上省览明察。温体仁还是指使吏部将罗喻义革职闲住。
崇祯八年（1635年）六月，明思宗为开创新局面，趁温体仁因遭言官的弹劾、称病休假的机会，召集数十名廷臣，进行代皇上起草谕旨的票拟考试，试图从中选拔新的辅臣。詹事府少詹事文震孟因屡次受到温体仁的讽刺、压制而闷闷不乐，称病在家，没有赴试。不料，过了几天，明思宗却作出决定，未参加考试的文震孟和参加考试的张至发升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与温体仁等协同办事。
文震孟，字文起，苏州府吴县人，是“吴门四才子”文徵明的曾孙，以研究儒家经典《春秋》而著称。天启二年（1622年）获殿试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因上疏弹劾魏忠贤，与编修陈仁锡、庶吉士郑鄤并斥为民。崇祯元年（1628年）重新起用，先后出任侍讲学士、左中允、左谕德、右庶子、少詹事，充当日讲官。崇祯三年春，漏网阉党之流乘机报复东林党人，他上疏纠劾，揭露群小合谋推翻逆案的企图。明思宗说他“任情牵诋”，但群小合谋翻案的阴谋亦由是受阻，从而引起温体仁的不满。
文震孟性情耿直，一身正气，给明思宗讲课时常联系时政，进行规劝。当时许多大臣被逮系狱中，文震孟进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就反复规讽，明思宗即降旨将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释放出狱。原先在日讲、经筵中，没有《春秋》的课程。明思宗认为《春秋》一书有益于人们了解国家的治乱安危，让内阁推荐讲官讲解。温体仁知道文震孟是研究《春秋》的名家，却推说没有合适的讲官，不予推荐。还是次辅钱士升作了推荐，才让文震孟进讲《春秋》。文震孟一开讲，明思宗就听得津津有味。有时文震孟请病假，他都不批准，生怕耽误《春秋》的讲解。温体仁看到这一幕，心里酸溜溜的，妒恨之心油然而生。当时文孟震虽已擢任少詹事，官居四品，但按照规定还不能在紫禁城里骑马，因年迈体衰，托人向温体仁求情，请将他的官秩改为三品，以便能骑马出入紫禁城。温体仁却指着内阁的首辅座位，板着面孔挖苦他说，不久你就可以坐上这把交椅了，何必改三品呢？
正在家中养病的温体仁，听说明思宗亲自点用文震孟，担心会对自己不利，慌忙声称病已痊愈，回到内阁主持政务。刚开始，他表面上对文震孟客客气气、恭敬有加，每次拟旨都找文震孟商量，文震孟提出意见也都一一照改。文震孟不无高兴地说，温公虚怀若谷，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奸猾。和他共事的大学士何吾驺提醒说，此人城府很深，未可轻信。果然，没过多少时间，温体仁就摆出首辅的架势，不时指责文震孟拟旨不当，要他修改；如果不从，即径自提笔抹去。文震孟很是气愤，有次竟将疏稿摔到他的面前。温体仁虽然表面显得很有风度，没有同他计较，内心却恨死了文震孟，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年十月，他便借许誉卿事件大做文章，终于导致文震孟落职出阁。
许誉卿，字公实，松江府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举进士，天启初年任给事中，曾上疏弹劾魏忠贤，声名大著。崇祯初年，因弹劾漏网阉党吏部尚书王永光仇视东林党人，遭到温体仁亲信薛国观的攻击而愤然辞官。崇祯七年（1634年），被重新起用。
翌年二月，凤阳被农民军攻陷，皇陵被焚，他又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张凤翼失职及内阁大学士温体仁、王应熊“玩寇速祸”之罪，被明思宗斥为“苛求”。温体仁因此把许誉卿视为眼中钉，就在官职的升迁上百般加以刁难。许誉卿当给事中已有14年之久，其他不少比其资历浅的碌碌无为之辈都已升任京堂官，他想出任南京太常卿之职，以便就近迎养年迈的老母。文震孟和何吾驺都支持他的这个请求。温体仁却授意吏部尚书谢陞上疏指责许誊卿“营求美官”，他再据此奏疏拟旨道：“大干法纪，着降级调用！”他预料明思宗对这种钻营官职的不正之风必然会严加惩处，既然是“大干法纪”，不能仅仅处以降调。果然，明思宗省览后，发回原先的票拟，责令重改。温体仁重拟，改为“削职为民”。文震孟据理力争，何吾驺也壮胆帮言，温体仁就是不予理睬。文震孟愤慨地说，科道官去当老百姓，这是极为光荣的事，谢谢你老先生的玉成！温体仁即将此语密报给明思宗。明思宗当即大怒，一改先前对他的信任态度，斥责他和何吾驺“徇私挠乱”，下旨将何吾驺罢官，将文震孟落职闲住，实际上也是罢官。文震孟从入阁到落职出阁，前后不过3个月时间，是崇祯朝在阁时间最短的一位辅臣。
国子祭酒倪元璐，字玉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明思宗继位后，魏忠贤已经伏诛，阉党遗孽杨维垣上疏，将东林与崔呈秀、魏忠贤一伙并称为邪党，企图把水搅混，破坏对阉党的清查工作。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倪元璐挺身而出，首先上疏严加驳斥。寻进侍讲。四月，又上疏请毁《三朝要典》。后累迁至右谕德，充日讲官，进右庶子，又上《制实八策》，其中“端政本”一策是对温体仁的规劝，而“伸公议”一策则是批评张捷推荐吕纯如图谋翻逆案之举。温体仁及其亲信因此非常嫉恨倪元璐，但倪元璐雅负时望，也颇得明思宗的欣赏。有一天，明思宗亲手写了倪元璐的名字交给内阁，叫呈上他的履历。温体仁担心皇上会重用倪元璐，正好勋戚诚意伯刘孔昭想谋求掌控戎政之职，他便以这个职务作诱饵，叫刘孔昭上疏诬告倪元璐。刘孔昭见利忘义，状告倪元璐之妻陈氏尚在，却又将其妾冒充继室向朝廷请求册封，“败礼乱法”。明思宗下诏令吏部查核。吏部尚书姜逢元是倪的同乡，他和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堂兄御史倪元珙都说陈氏因有过失已经离开了倪元璐，王氏是倪元璐明媒正娶的继室，而不是妾，乞请册封完全合礼合法。部议让抚、按核实上奏，但温体仁却拟旨：“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将倪元璐落职闲住。
温体仁还想方设法打击正在崛起的复社。复社继承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反对以“私权”定朝政，主张“以国事付公论”，得到官府中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的支持，而遭到同阉党有瓜葛的官员的仇视。复社有些成员如吴伟业、张溥等，是在崇祯四年（1631年）的会试中考中进士的。这次会试本应由温体仁担任主考官，但却由周延儒所取代，从而成为温、周互相倾轧的一个由头。作为周延儒的门生，张溥、吴伟业等进士及第的复社士子，同情周延儒，而对嫉贤妒能的温体仁持鄙视的态度。崇祯六年春，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请求加入复社，遭到复社领袖张溥的拒绝。恼羞成怒的温育仁，便雇人写了《绿牡丹传奇》，在浙江各地演出，用以影射张溥等复社名士。张溥和另一复社首领张采，亲自跑到杭州，向好友浙江督学副使黎元宽求援。黎元宽下令查禁，并追究作者的责任，但因碍于首辅温体仁的权势，未直接处理温育仁，只将温育仁的奴仆关进了监狱。温体仁随即进行报复，将黎元宽革职查办。崇祯九年，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篇托名徐怀丹写的檄文，据说是温体仁唆使人写的。檄文攻击复社首领张溥、张采“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犯有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召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等十大罪，给复社施加压力。复社成员纷纷上疏弹劾温体仁。温体仁遂派亲信到苏州一带去做地方官，就近到张溥的家乡太仓搜集整治张溥的材料，并暗中“募人劾溥”。崇祯十年三月，张溥的同乡陆文声因想加入复社而遭拒绝，诣阙上疏，极言“风俗之弊，皆源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立即添油加醋，明思宗便用朱笔写下措辞严厉的谕旨：“太仓复社结党恣行，把持武断，提学臣职何事，致士习嚣横如此！”温体仁马上命南直隶提学御史倪元珙查核，但倪无珙回奏说，复社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互相切磋，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陆文声以私怨而妄告诬状，宜究罪处治。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连仲也皆疏称复社无罪。他们三人都遭到温体仁的贬斥。福建人周之夔曾当过苏州推官，后被撤职，他虽加入复社，但怀疑是张溥暗中捣鬼使其落职，听说陆文声弹劾张溥，也伏阙疏称张溥“把持计典”，并诬告复社结为朋党，蔑视圣旨，但经过巡抚张国维等核查，证明周之夔被撤职同张溥毫不相干。温体仁很不满意，代皇上拟旨将张国维斥责了一通。
清代官修的《明史》将温体仁列入《奸臣传》，说他辅政数年，“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其所引与同列者，皆庸材，苟以充位”。他所引用的亲信，都是苟以充位的庸才。在内阁中同他合得来、受他信任的，则只有碌碌无为的吴宗达和刚愎自用的王应熊。吴宗达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入阁充任大学士的，《明史》没有他的专传，而遍阅《明史》的其他各传，只有因其“溺职”而遭言官弹劾的记载，其庸碌无为可想而知。因为是庸才，所以一切皆听命于温体仁。王应熊博学多才，熟知典故，性溪刻强狠，刚愎自用，但善迎帝意，明思宗在崇祯六年十一月特旨命其入阁。当时朝野震惊，给事中章正宸上疏弹劾，指出王应熊“强愎自张，纵横为习，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济贪。今大用，必且芟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但明思宗不听，将章正宸逮入诏狱论罪，削籍而归。王应熊入阁后，与温体仁狼狈为奸，倾陷忠良。当时北京街头流传了一首民谣，讥讽内阁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乌归”指温体仁，因为他是乌程籍的归安人；“王巴”指王应熊，因为他是四川巴县人；“篾片”指吴宗达，因为他碌碌无为，事无主见，可以像篾片一样任意弯曲，一切都听命于温体仁。由这样一些乌龟、王八和篾片组成的内阁，就如同妓馆一样，毫无操守可言。“瘟”是温体仁的姓的谐音，指瘟神，是说皇上使用以温体仁为首的这些阁臣辅政，就像遭到瘟神一样，总要遭殃的。京城还有一首民谣即唱道：“崇祯皇帝遭瘟了！”
明思宗猜忌多疑，对臣下总是疑神疑鬼，极不信任，唯独对善于迎合帝意的温体仁宠信有加，让他辅政前后8年（实足7年），担任首辅也有4年的时间。温体仁所上的密揭（即秘密奏疏），他全都批准照办。温体仁的头衔也越升越高，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恩礼之优渥无人可比。
温体仁自度受他排挤、打击的正直之士太多，积怨极深，担心将来遭到报应，倡言内阁为机密重地，阁中的议论、决定一概不许外泄，呈给皇帝的密揭一概不许发抄，也不留底稿，免得让人抓住把柄。因此，他如何排挤、打击、中伤、陷害正直之士，许多朝臣都不完全清楚。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崇祯九年（1636年）至十年间，不少大臣纷纷上疏弹劾温体仁。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劾其有“十二罪”“六奸”，却被明思宗罢斥为民。新安卫千户杨光先效法海瑞，带着棺材上疏，参劾温体仁的亲信、贪横无赖之言官陈启新，并及温体仁：“体仁柄国以来，边骑两薄都城，流贼各省延蔓，平治之绩安在？国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恤，扶持之责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无一，诚殆哉一个臣也！”要他自动“引罪以去”。明思宗又怒其“恣臆乱政”，下令施以廷杖，谪戍辽东。
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的庇护，愈发恣肆妄为。他想起当年被他攻倒、革职为民，在家乡闲住了7年的钱谦益，担心其声望颇高，将来可能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必将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决定进一步加以陷害，必欲杀之而后快。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让其亲信、负罪逃到京城避风的常熟巨奸陈履谦想办法。陈履谦找到常熟县衙门书手张汉儒和奸人王藩，对他们说，杀钱谦益以应温相之募，富贵可立至也。于是议决由张汉儒出面告御状。张汉儒发挥其刀笔吏的伎俩，无中生有，起草了一份弹劾钱谦益及瞿式耜58条大罪的奏疏，交给温体仁呈递上去。温体仁随即代皇上拟旨，逮捕钱谦益、瞿式耜下诏狱严讯。钱谦益在狱中写了两份奏疏自辩，明思宗未予理睬。于是又托自己座师孙承宗之子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援。曹化淳出自早先的司礼监太监王安的门下。王安为人刚正，明神宗死后，他为明光宗的继位立下汗马功劳，后被魏忠贤杀害。钱谦益曾为王安写过墓志铭，曹化淳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得知其冤情后，立即设法营救。温体仁闻讯，又指使陈履谦散发匿名揭帖，称钱谦益出4万两银子托周应璧求款于曹化淳，并让王藩出面检举告发。安排妥当后，温体仁以为稳操胜券，便如往常兴起大狱前夕那样，照例称病，乞请休假，住进了刚刚修缮的湖州会馆，以示自己同即将发生的案件毫无瓜葛。
但是，这次温体仁搬起的石头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曹化淳见温体仁亲信诬告自己收受钱谦益4万两银子的贿赂，被彻底激怒了，主动向明思宗请缨，由他负责彻查此案。明思宗批准后，他以奉旨清查的名义，派出锦衣卫的缇骑四处缉访，很快查明陈履谦的罪行，把他逮入东厂，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在五更突击审讯。陈履谦招出这次密谋的全部过程，交代所有的情节“俱乌程（温体仁）一手握定”。明思宗看了审讯报告，大吃一惊，感慨地说：“体仁有党！”一气之下，命将陈履谦、张汉儒各打一百棍，立枷而死，并决心除掉温体仁。由温体仁一手提拔上来的辅臣张至发还蒙在鼓里，在温体仁的乞休奏疏上拟好挽留的谕旨，呈给皇帝。明思宗毫不犹豫地拿起朱笔，抹掉张至发的“挽回”语句，批了“放他去”三个大字。正在湖州会馆吃晚饭的温体仁，听到太监宣读的圣旨，大惊失色，面如死灰。京城百姓闻讯，欢声雷动，连老妪、小孩都额手称庆。
第二年，温体仁在家中病死。不争气的明思宗竟还为之惋惜，赠太傅，谥“文忠”。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温体仁“有党”固然可恨，但其“朴忠”还是值得肯定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