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
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库尔德·拉斯维茨（KurdLasswitz）
刊印：1.哥尼斯贝格，约翰·雅各布·康特尔出版。
2.《伊曼努尔·康德的一些迄今尚不为人知的短篇作品集》，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林克编，56~70页，1800。
对青年人的所有传授，自身都带有这种麻烦，即人们被迫有意识地赶到岁月的前面，不等知性成熟，就应当传授这些按照自然的秩序只有一种更为纯熟的、尝试过的理性才能把握的认识。因此，就产生出各个学派的永恒成见，它们比通常的成见更为固执、经常也更为愚蠢；产生出年轻思想家们早熟的饶舌，它比别的任何一种自负都更为盲目，比无知还更为不可救药。尽管如此，这种麻烦依然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因为在一个备受粉饰的市民状态的时代里，更为敏锐的认识属于飞黄腾达的手段，成为按照本性本来只应当算做生活的点缀，仿佛是生活可有可无的美的需求。然而，即便是在这一领域，纵然不使授课与自然完全一致，但使它更多地顺应自然，毕竟是可能的。因为既然人类认识的自然进步是这样一种进步，即知性首先发展起来，知性通过经验达到直观的判断，并通过直观的判断达到概念，然后这些概念在与它们的根据和结果的关系中被理性所认识，最终在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中借助于科学被认识，那么，传授也应当遵循这同一条道路一。因此，对位教师来说所期待的，是把自己的听众首先培养成一个知性的人，然后再培养成一个理性的人，最后培养成学者。这样一种程序的好处是，即使学生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决达不到最后一个阶段，他也仍然通过传授而有所收获，即便不是对于学校来说，但是对于生活来说变得更为成熟、更为聪明。
如果人们把这一方法颠倒过来，那么，学生在其知性还没有发达之前，就沾染上一种理性，承受起借来的科学，这种科学仿佛是黏贴在他身上的，而不是在他那里生成的，这时他的心灵能力还像过去一样不能结出果实，但同时却由于智慧的幻觉而严重地败坏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遇到很少表现出知性的学者（真正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什么各个科学院向世上派遣的蠢汉多于公共事业的任何一个别的等级的原因。
因此，做事的规则是这样一种规则：首先产生知性，通过在经验判断中锻炼他、让他注意自己的感官经过比较的感受能够教给他的东西，来促进知性的增长。从这些判断或者概念到更高的、更生僻的判断或者概念，他不应当做任何大胆的飞跃，而是应当沿着循序渐进地引导他的较低级概念那自然的、经过平整的人行小道来达到它们；但是，这一切是遵照先行的练习在他里面必然无疑地形成的知性能力，而不是按照教师在自己身上感知到或者相信感知到、也在自己的听众身上错误地当做前提条件的知性能力。简言之，他不应当学习思想，而应当学习思维；如果人们希望他将来应当会自己走路，那就不应当背负他，而应当带领他。
世俗智慧自己的本性要求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但既然世俗智慧本来只是成年人的一种活动，那么毫不奇怪，如果人们想让它迁就青年人尚不熟练的能力，就会产生各种困难。经历过学校传授的年轻人习惯于学习。此时他在想，他将学习哲学，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现在应当学习哲学思维。人们在本来的意义上能够学习的所有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历史性科学和数学性科学。属于前者的，除了真正的历史之外，还有对大自然的描绘、语言学、实证法，等等。既然在所有历史性的东西中是自己的经验或者外来的证词，而在数学性的东西中则是概念的显明性和证明的无误性，构成了某种事实上给定的、从而是储备起来的、仿佛是只能接受的东西，那么在这二者之中，学习就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把能够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学科呈交给我们的东西，或者印入记忆，或者交给知性。因此，为了学习哲学，就必须首先有一种实际上现存的哲学。人们必须能够出示一本书并且说：你们看，这里就是智慧和可靠的认识；你们学着理解和领会它，今后也信赖它，这样你们就是哲学家了。直到人们向我出示这样一本世俗智慧的书，让我能够援引它，就像为了解释一种历史状况能够援引波利比阿，为了解释量的学说的一个定理能够援引欧几里得那样，我才可以说：如果人们不是扩展被托付的青年的知性能力，培养他们形成将来更为成熟的独立的认识，而是用一种假托已经完成的、由别人为他们想好了的世俗智慧来欺骗他们，由此产生出一种只是在某个位置上和某些人中间才被当真、而在其他所有地方都声名狼藉的幻象，那就是在滥用公共事业的信任。世俗智慧中特有的授课方法，如一些古人所说的那样，是怀疑的（ζητειν），也就是说，是探究的，只是在不同的部分中就已经熟练了的理性而言才是教条的，也就是说，是决定了的。人们在传授时当做基础的哲学作者，也不应当被视为判断的原型，而是应当仅仅被视为一种自己作出判断的动议，可以是作出关于他的判断，甚至是作出有悖于他的判断；而自己反思和推理的方法则是学生原本寻求其熟练技巧的东西，也惟有它才能是有用的，而同时获得的明确认识则必须被看做是它的偶然的结果，为了获得丰富的结果他就只能在自身中植下它能结果实的根。
如果把远远背离它的常见程序与它进行比较，那么，就可以理解通常令人诧异地映入眼帘的各种不同的东西。例如，为什么没有一种手艺的学问，其中可以发现像在哲学中那样多的大师，而既然他们中学习过历史、法学、数学等等的许多人谦虚地认为，尽管如此他们还学得不够，不足以再去教这些学科，那么另一方面，为什么却罕有一个人，不应当非常认真地自负地认为，除了他其余的活动之外，如果他愿意掺和这样的小事的话，他也完全有可能讲授逻辑学、道德等等。原因在于，在那些科学中有一个共同的尺度，而在这门科学中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尺度。此外，人们将清楚地看到，由于对需求的虚妄和时尚的规律的顺应与哲学的本质属性相抵触，所以作为一门谋生的艺术，对于哲学来说是很反常的，而只有对它具有支配力量的生计所需，才能逼迫它顺从公众赞同的形式。
我在现今开始的半年中打算通过私人讲座讲授并充分探讨的几门科学如下：
一、形而上学。我在一篇简短而且仓促写就的文章[1]中试图指出：这些科学之所以虽然有学者们的伟大努力却还是如此不完善和不可靠，乃是因为人们认错了他们的特有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像数学的方法那样是综合的，而是分析的。因此，简单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在量的学说中也是最容易的东西，而在基础科学中却是最困难的东西，在前者中它按照本性必然最先出现，在后者中它却必然最后出现。在前者中人们以定义开始学说，在后者中人们却以定义结束学说；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自很长时间以来就在按照这一纲要工作，而由于沿着这条道路的每一步都向我揭示失误的源泉和判断的准绳，惟有凭借这一准绳，如果当时有可能避免这些失误的话就能够避免它们，所以我希望能够简明扼要地充分阐述为在上述科学中给我的讲授奠定基础而能够有助于我的东西。但到此为止，我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转弯，把我主要因为其教学方式的丰富和精确而选择其参考书的那位作者，即A.G.鲍姆嘉登，引入同一条道路。据此，我在一个简短的导论之后从经验的心理学开始，它本来就是关于人的形而上的经验科学；因为就灵魂这一表述而言，在这一部分还不允许断言人有一个灵魂。第二部分应当探讨有形的自然本身，它是从宇宙论探讨物质的核心部分借用来的，但尽管如此我还将通过一些书面的补充使其完善。既然在前一门科学（为了类比起见，也将经验的动物学，即对动物的考察，附加给它）中考虑了我们感知到的一切生命，在第二门科学中考虑了一切无生命的东西，既然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入这两个类，我也就前进到本体论，即前进到关于一切事物更普遍的属性的科学，它的结尾包括精神性存在者和物质性存在者的区别，此外还有二者的结合或者分离，从而也就是理性的心理学。在这里，我从现在开始有重大的优势，不仅将已经熟练的听众引入所有哲学研究中最困难的研究，而且由于我就每一考察而言都在先行的学科交到我手中的具体的东西中衡量抽象的东西，所以也将一切都置于最大的清晰性之中，而不抢前行动，也就是说，不可为了解释而引证某种只是后面才应当出现的东西，这是综合的讲授常见的、不可避免的错误。最后是对一切事物的原因的考察，这就是关于上帝和世界的科学。我不得不再提到一种优势，它虽然只是建立在偶然的原因之上，但仍然不可小瞧，我打算从这一方法中把它引导出来。众所周知，课程的开头被活跃而又不稳定的年轻人们搞得多么紧张，而此后教室将逐渐地变得多么宽敞。如果我假定，不该发生的事情，尽管如此却不顾所有的回忆在将来还会一再发生，那么，上述教学方式就获得了其特有的实用性。因为听众的热情在经验的心理学将结束时就已经蒸发了（就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来说，这几乎是不可猜测的），尽管如此，听众还是听到了某种由于其通俗易懂而对他来说可领会的、由于令人感兴趣而可接受的、以及由于频繁的运用场合而在生活中可利用的东西；这里恰恰相反，如果本体论这门难以领会的科学把他吓退而不敢继续，那么，他可能已经把握住了的东西，对他今后来说却可能没有丝毫用处。
二、逻辑学。这门科学本来有两个类别。二者中的第一个类别是健康知性的一种批判和规定，以及它一方面与粗略的概念和无知、而另一方面与科学和学问毗邻。这样一种方式的逻辑学是人们在所有哲学的学术传授的开端都应当先派上阵的，就仿佛是想从成见与失误之乡转到更开明的理性和科学的领域的学生所必须执行的检疫隔离（假使允许我如此表述的话）。第二个类别的逻辑学是真正的学问的一种批判和规定，它就是各门科学的工具，只能在各门科学之后来探讨，以便人们在练习时所使用的方法更合规则，学科的本性连同其改善的手段也被认识到。以这样的方式，我在形而上学的结尾附上了一个关于它的特有方法的考察；作为这门科学的工具，在这门科学开始时尚不能处在自己正确的位置上，因为如果手中还没有让人能够具体地展示它的实例，要弄清它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当然，教师必须在讲授科学之前就掌握了工具，以便他自己照此行事，但他只能在最后才把它讲给听众。因此，整个世俗智慧的批判和规定，作为一个整体，即这门完备的逻辑学，只可以在整个哲学的结尾才可以拥有它就传授而言的位置，因为惟有已经获得的哲学知识和人类见解的历史，才使得有可能不仅对其认识的起源作出考察，而且草拟出持久而且合规则地修建这样一座理性建筑物所应当遵循的详细蓝图。
我将讲授第一个类别的逻辑学，并且按照迈耶尔教授先生的手册；因为这位先生清楚地看到现在所说的这些意图的界限，同时促使人们除了更精致和博学的理性的文化之外，还理解虽然平庸但却是行动的、健康的知性的教育，前者是为了观察的生活，后者则是为了行动的、市民的生活。在这里，同时材料上非常接近的渊源关系也提供了在理性批判的时候也关注一些鉴赏力批判即美学的机会，其中一方的规则在任何时候都有助于阐明另一方的规则，而它们的区分也是更好地理解二者的手段。
三、伦理学。道德的世俗智慧具有这种特殊的命运，即它比形而上学还要早就得到了科学的外观和缜密的声誉，尽管这二者在它那里连一个也遇不到；原因在于：行动中善与恶的区分和关于道德上合法性的判断，直接地、无须绕道借助人们称之为感情的东西证明人的心灵，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并且正确地认识到；由于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找到理性根据之前就已经得到裁定，而在形而上学中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毫不奇怪，让只有一些出色外观的根据作为适用的而通行无阻，人们并不认为这特别地困难。因此，再也没有比一个道德哲学家的头衔更平常的了，再也没有比配享这样一个名称更罕见的了。
现在，我将按照鲍姆嘉登来讲授一般的实践世俗智慧和德性学说这二者。莎夫茨伯利、哈奇森和休谟的尝试虽然是未完成和有缺陷的，但仍然在探索所有道德的最初根据方面走得最远，它们将获得自己所缺乏的那种精确性和补充；由于在德性学说中，任何时候我都将在指出应当发生的事情之前以历史的和哲学的方式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将阐明人们研究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不仅是被他的偶然状态加给他的可变形态所歪曲的、作为这样一个人被哲学家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认错的人；而且是人的常驻不变的本性，以及它在创造中的地位，以便人们知道，对他来说什么完善性在原始的淳朴中是合适的，什么完善性在睿智的淳朴中是合适的，以及与此相反，如果他力图通过走出两种界限而触及自然的或者道德的杰出性，但却或多或少地偏离了这两者，则什么将是他的行事方式的规定。道德研究的这种方法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美好发现，而且就其完整的规划来看，它对古人来说是完全未知的。
四、自然地理学。由于我在自己的学术传授一开始就认识到：年轻人学习的一个重大疏忽在于，他们早早地学习理性思维，却并不拥有能够代表博学地位的足够历史知识，所以我考虑将地球现今状态的历史学或者广义上的地理学，变成能够使他们为一种实践理性作好准备、并有助于激起一再扩展在其中肇端的认识之兴趣的那种东西的一个适意的、轻松的总体。我根据当时我最主要关注的那个部分把这样一个学科称之为自然地理学。自那时以来，我逐渐地扩展了这一纲要，而现在我打算通过更进一步压缩涉及地球上奇异现象的那个部分，来赢得时间把讲授继续扩展到该部分其他更具有公益性的成分。因此，这一学科将是一门自然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地理学，其中首先通过它的三个领域展示大自然的奇异现象，但在无数奇异现象中，将拣选那些由于其罕见性的魅力、或者也由于它们借助工商业对各国的影响而首先呈现给普遍的求知欲的奇异现象。这个同时包含着所有陆地与海洋的自然关系及其联系的根据的部分，是所有历史的真正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历史与童话就少有区别。第二个部分考察人，按照人的自然属性的多种多样性和人身上属于道德的东西在整个地球上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同样刺激的考察，没有它，人们就难以对人作出普遍的判断，而且在这里，相互之间进行的以及与古老时代的道德状况进行的比较将为我们展现一幅人类的大地图。最后，可以被视为前面讲述的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的东西，即地球上各国和各民族的状况将得到考虑，不仅仅是按照它建立在诸如统治序列、占领或者国家阴谋等单个人的活动和命运的偶然原因之上的样子，而且与持久的东西相联系，包含着它们遥远的根据，即它们的陆地位置、出产、风俗、行业、行为和居民。甚至，如果我应当如此称谓的话，按照一种较小的尺度来更新一门具有如此广阔前景的科学，也具有重大的益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认识的那种所有知识都是其片断的统一。难道我不可以在一个像如今这样的交往频繁的世纪里，把大量多种多样适意的、有教益的、轻松易懂的知识为支持交际而提供的知识储备，也列入对于科学来说拥有它并不算是丢脸的益处吗？至少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发现自己经常处在演说家伊索克拉底[2]所处的那种尴尬境地，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当人们在一次聚会上鼓励伊索克拉底倒是说点什么的时候，他不得不说道：我知道的不合适，合适的我又不知道。
这就是我在已开始的半年献身学术的活动的简要通告，我之所以认为它是必要的，乃是为了人们对我现在认为作出一些变化大有裨益的教学方式能够形成一些概念。Mihisicususest：Tibiutopusfactoest,face.Terentius［对我来说如此必需的是：像你必须做的那样去做吧。——太伦斯］[3]。
原文收入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作于1765年。
注释
[1]柏林王家科学院值1763年有奖征文之际出版的论文中的第二篇。*
*参见《康德全集》，第Ⅱ卷，273~301页。——科学院版编者注
[2]《伊索克拉底》，本泽勒和布拉斯编，第Ⅱ卷，276页。——科学院版编者注
[3]引文出自太伦斯：《自我惩罚者》，80行。——科学院版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