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本书是如何写成的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本书作者的回答是：像任何有幸树立起人生目标的人一样，历史学家的天职在于响应上帝的召唤，“寻求神，找到神” 《使徒行传》第17章第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译者注。历史学家的视角只是无数人类视角中的一种。历史学家的视角有一个独特的贡献，为我们揭示了上帝在人类体验到的六维结构中的创造活动。这种历史视角告诉我们：物质世界在四维时空结构中进行离心运动；地球生命在五维的生命时空结构中进化；作为上帝的赐予，人类的灵魂成为第六个维度，注定要行使精神自由，接近或者疏远造物主。
倘若我们真的能够从历史中看到上帝源源不断的创造，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发现：一般而言，人的心灵对于历史印象的内在感受能力总归是大同小异的，感受者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历史印象的实际强度相应有所不同。要想成为历史学家，仅仅具备感受能力还不够，还必须有好奇心的辅佐。只有强烈鲜明的社会变迁进程才能激发出好奇心。原始农民永远不会有历史感，他们的社会环境只涉及大自然，与历史毫不沾边。他们不会把7月4日、烟火节或停战日 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1605年，Guy Fawkes 等人为反抗英国政府对天主教徒的不利政策，计划在11月5日以火药炸毁国会大厦并炸死当时的国王詹姆斯一世。事未济而泄，Guy Fawkes 被处死。每年此夜，英国人都会生篝火、放烟花来纪念此事，11月5日这一天成了Guy Fawkes Day。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为11月11日。——译者注 当作节日，只是年复一年地过着毫无纪念意义的农历吉日和忌日。
不过，即便有少数人身处历史性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历史性社会环境本身仍不足以孕育出历史学家。倘若不具备好奇心激发出来的想象力，即便是无声地诉说着昔日辉煌的最耳熟能详、最令人难忘的历史遗迹也不会激起任何回应，因为观众缺乏相应的鉴赏力，对这些历史遗迹视而不见、无动于衷。1783—1785年，现代西方哲学家兼旅行家沃尔尼(Volney)漫游伊斯兰教世界时就发现了一个真理：没有回应，就不会擦出创造力的火花，也不会产生新的挑战。沃尔尼的祖国直到汉尼拔战争时期才开始自身的文明历史，而他造访的地区成为历史舞台的时间要比高卢早三四千年，历史遗迹随处可见。然而，在18世纪最后25年，中东人守着令人惊叹不已的逝去文明的遗迹，从来没有想去探究这些遗迹的来龙去脉，而同样的问题却吸引沃尔尼从法国前往埃及。15年之后，一大批法国学者利用拿破仑的远征军为他们提供的机会，沿着沃尔尼的足迹前往埃及考察。在发动决定性的因巴巴战役(Imbbah)之前，拿破仑提醒他的部下说，4000年的历史正从金字塔上俯视着他们。他很清楚，即使是那些没受过教育的普通士兵也会对这番话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以断定，拿破仑的对手、马穆鲁克指挥官穆拉德总督不会想到浪费口舌，用类似的话来激励他的那些漫不经心的战友。
跟随拿破仑大军造访埃及的法国学者之所以享誉天下，是因为他们为现代西方社会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找到一个可供征服的崭新历史领域。从那以后，至少有不下11种被遗忘的失落文明再度重见天日：“旧世界”的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苏美尔文明、米诺斯文明、赫梯文明，印度河文化和商代文化，“新大陆”的玛雅文明、尤卡坦文明、墨西哥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没有好奇心的激励，没有人能成为历史学家；但光有好奇心还不够，好奇心如果没有得到引导，不过是漫无目标地追求全知全能。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总是把好奇心引向解答自身时代的某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概括说来，这种问题就是“甲事物是如何从乙事物演变而来的？”回顾一番伟大历史学家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些重大的、通常是骇人听闻的公众事件的挑战，激起历史学家的应战，对这些事件作出深刻的历史分析。这种事件要么是他们亲身经历、甚至曾在其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如修昔底德与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克拉兰敦与大叛乱；要么久已尘埃落定，其影响绵延不绝，能够激发敏锐的历史头脑作出回应，例如，吉本在罗马的残垣断壁沉思冥想之际，数百年前罗马帝国的衰亡往事在他的思想和情感上成为一种挑战。那些能够带来精神满足的重大事件也会激发历史学家的创造力，如波斯战争对希罗多德构成的精神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最能激发历史学家作出完美回应的莫过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灾难，因为这些大灾难挑战了人类天生的乐观主义。
像本书作者这样生于1889年，1955年时仍健在的历史学家，在“甲事物是如何从乙事物演变而来的？”这个历史学家的基本问题上已经听到太多形形色色的论调。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亲眼目睹了上一辈人显然是合情合理的种种期望全然落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西方民主国家，1860年前后降生的这一代开明的中产阶级认为，到19世纪末，凯歌行进的西方文明显然已经推动人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间天堂似乎已是触手可及。这一代人何以如此大失所望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新世纪此起彼伏的战争与邪恶，何以使政治版图变得如此面目全非，并称于世的八大列强减少到两强，而且两强都属于西欧之外的国家呢？
这类问题不胜枚举，都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从事业上说，本书作者幸而生逢“乱世”，而“乱世”恰恰是历史学家的乐园；事实上，时局风云变幻，迫使本书作者关注扑面而来的每一个历史之谜。他在事业上得到的良助还不止于此。他生逢其时，依然能够接受现代早期西方复兴的地道的希腊文化教育。到1911年夏，他已经学了15年拉丁文、12年希腊文，这种传统教育颇为有益，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会有文化沙文主义的弊病。一个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视为尽善尽美的错误，他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背景提出的历史问题时会求助于作为他的精神家园的希腊圣贤。
例如，只有联想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给柏拉图带来的幻灭感，他才能更好地理解开明的上一辈人期望落空之后的失落感。他亲身经历1914年爆发的大战，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公元前431年爆发的大战给修昔底德带来的类似体验。他凭借亲身的体验第一次了解到修昔底德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深意，这种深意是他以前很少乃至完全不能理解的。他认识到，一部成书于2300多年前另一个世界的著作封存了种种体验，对于后世的读者而言，自己这一代人才刚刚开始这些体验。公元1914年与公元前431年在哲学意义上是同时代的。
在本书作者的社会背景中，有两个非个人的因素决定性地影响了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一是西方世界的当代历史，二是他所受的希腊文化教育。这两个因素始终相互作用，本书作者形成了一种二元历史观。当本书作者面对当代灾难性事件提出的历史学家的基本问题：“甲事物是如何从乙事物演变而来的？”他往往会在心目中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方和希腊历史上，甲事物是如何从乙事物演变而来的？”换言之，他总是从两条线索来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
这种二元历史观大概会得到同时代远东人士的理解和赞同，在他们延续至今的传统教育中，先辈文明的古典语言和文学依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像本书作者一样，儒家文人学士在分析任何正在发生的事件时必定会由此联想到古典时代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在他们看来，较之让他们反复研习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学问的当代事件，往昔的类似事件更有价值，甚至可能更为真实。晚清儒家学者与同时代维多利亚晚期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英国学者在思想观念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在研究人类事务时，中国学者仍然只满足于从两条线索来进行历史比较，而维多利亚晚期英国学者一旦开始以二元史观来思考历史，就会锲而不舍地继续钻研，把文化视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对于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19世纪末中国学者而言，在中华文明及其远东后继文明之外还有其他文明同样值得严肃对待，无疑是个新颖的观念。同时代的西方人不会如此心胸狭隘。
西方人之所以不会有这种陋见，是因为在过去400年间，西方社会至少接触过新旧两个世界的8个同类社会。尤其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继哥伦布和达·伽马征服过去无人涉足的海洋之后，这些永不止步地探索的西方人又发掘出先前失落的历史，这样，西方人更加不能无视西方文明和希腊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更加不能否认其他文明的重要性。在业已形成这种开阔的历史视野的时代，一个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秉持二元历史观的西方历史学家在从事比较研究时势必要收集尽可能多的社会标本，希腊文明和西方文明不过是同类社会的两个代表而已。
当本书作者成功地把比较的对象扩大到十倍以上，便再也不能无视原先从两条线索进行比较时便感到呼之欲出的一个终极问题。希腊文明历史上最具预示性的一个事实是，公元前431年爆发的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预示着希腊文明的衰落，最终导致这个社会的解体。如果说本书作者把希腊历史和西方历史进行比较的方法尚有可取之处的话，我们似乎可以断定西方社会至少也有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通过深入的研究，本书作者发现所考察的文明大多已经死亡，因而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推断：实际上每一个文明都有可能死亡，包括本书作者所属的文明。
许多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消失在这道“死亡之门”的背后，这道 “死亡之门”究竟为何物呢？这个问题引导本书作者研究文明的衰落和解体，进而又指引他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起源和成长。这部《历史研究》就是这样写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