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
假如我们依然为这些轻率的争论所吸引，是因为这些争论所含蕴的，不只是他们赤裸着的罪恶，同时，也有令人兴奋的旺盛企业精神及卓越的智慧。海的近便、贸易的机会以及经济政治生活的自由，形成了雅典人性格与思想上前所未有的敏锐与活泼——是一种心灵与感觉上的狂热。这种自东方至欧洲式的，自昏沉懵懂的南方地区至冬寒令人精神奋发而不至冻僵，夏暖使其舒展而不萎靡身心的中原之地的转变，是何等神妙！这里所表现对生活与人类的信心及生命的热力，是文艺复兴前任何时代所不堪与其匹敌的。
从这种刺激的环境中，培育出勇气和欲脱离哲学家们白费心机地教诲的自制的一种冲动，或年轻的温克尔曼（Winckelmann）与老迈的歌德想加之于奔放而鲁莽的希腊人头上的那希腊神似的肃穆。一个国家的理想通常是一种假托，不应该视做历史。阿波罗神殿碑铭上的勇气与节制，是希腊人的两句对立的箴言。前一句时常为一般人所践履，但后者只能从他们的农民、哲学家及圣人身上见到。一般雅典人都是享乐主义者，但仍具良知。他在享乐方面没有任何罪愆的感觉，并且从享乐中，他能立即为使其思绪陷入晦暗低潮的悲观主义找到答案。他爱酒，不因偶尔酗酒而感到惭愧。他好女色，而且几乎完全是基于肉欲上的，容易为不正当的性关系原谅自己，不认为道德上的过失是一种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行为。不过，他以三分水对二分酒，并且认为经常烂醉如泥，总有损个人品格。虽然他很少实施节制，但他衷心真挚地崇拜节制，而且较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更明确地制订了自治的理想。
雅典人因太过精明而无法使自己循规蹈矩，他们鄙视愚蠢甚于痛恨邪恶。他们并非都是圣人，我们决不可把他们的女人想象成全是可爱的诺西卡或华贵的海伦，或把他们的男人看做既有埃阿斯的神勇又具内斯特的智慧的混合体。历史仅记取希腊的俊杰之士，而遗忘其痴愚（但尼西亚斯除外）。当我们之中大部分人被遗忘，而我们的“山巅”能躲过时间的湮没，甚至到我们这一时代也仍显得伟大。撇开距离上的因素，一般雅典人像东方人一样智慧，像美国人一样向往新奇事物。他们永远要像哲学家巴门尼德斯那样冷静，但永远如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那样求变。没有一个民族像雅典人那样具有更生动的幻想力及更犀利的口舌。清晰的思维与明确的表达对于雅典人似乎是神授的，他们不耐迂曲晦涩，视广博而明达的言谈为文明人的最高消遣。希腊人的生活与思想之能如此丰富充实，其秘密在于希腊人认为：人是权衡万物的依归。有学养的雅典人好推理，而且很少怀疑其具有设计万有的能力。求知及理解的欲望是其最崇高的嗜好，而追求此种嗜好的炽烈程度，一如其对其他所热衷的事物之不知稍加节制。以后他们将发现人类的知识与能力的有限，而且基于自然的反应，他将陷入与其乐观的性格极端不调和的悲观中。即使在其繁盛的一个世纪中，雅典思想最深沉的人——非其哲学家，而是其戏剧家——也会被生之喜悦与冥顽的死亡之飘忽思绪所笼罩。
好奇心产生了希腊的科学，正如同利欲创立及主宰了其经济。“爱好财物使人为之痴迷，”柏拉图带着道德家惯有的强调口吻说，“他们满脑子所想的，无时无刻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财，每一公民的灵魂就悬挂在这上面。”雅典人好胜心切，互相刺激对方，从事几近残酷的竞争。他们机灵，在狡猾与诡诈上，堪与犹太人一较高下。他们和《圣经》中的希伯来人一样顽强、斗狠、骄傲。他们做买卖，为讲价而争得面红耳赤，说话无不抬杠，当他们不能和外国打仗，就自己互相找架吵。他们天生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不赞成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那样哭哭啼啼。他们对动物慈爱对人却残酷：他们经常对未犯过错的奴隶使用酷刑，而且能于屠杀满城的无辜百姓之后，依然酣睡如故。但是，他们却慷慨地对待穷困或残废者。当议会获悉诛戮暴君者阿里斯托吉顿的孙女，在利姆诺斯地方陷于穷困中，就立即拨款将其接来雅典，并且为她找一个丈夫，给她嫁妆。在其他城邦受压迫及被通缉者，可在雅典寻求庇护。
事实上，希腊人所显示性格的方式不同于我们。他们既不企求有积善之士的良心，也不希望能和贵族那样具有荣誉感。对于希腊人，最美好的生活就是最充实的生活，即充满健康、精力、优美、热情、财富、冒险及思想的生活。美德（Virtue）就是勇敢——其确切的原意就是尚武——的精神，也完全是罗马人之谓勇武（Virtus）。雅典的理想人是综合优美的生活艺术美与正义——即崇尚才干、名誉、财富、友谊及美德与仁爱——的人，如歌德所主张：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就是一切。沿着这种观念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虚荣心，其坦率很难适合我们的趣味：希腊人对于自我吹嘘，从不惮其烦，随时夸耀其优于其他战士、作家、艺术家、民族。假如我们想要了解希腊人，并将他们与罗马人作一比较，我们必须想到法国人与英国人的区别。如想要知道斯巴达精神与雅典精神的差异，我们必须考虑德国人与法国人。
所有这些雅典人的条件，汇集一起而创造了他们的城邦。雅典就是由他们的精神与勇气、他们的聪颖与饶舌、他们的放纵与贪婪、他们的虚荣与爱国心、他们对美与自由的崇拜，所综合创立而成。他们富于热情，但缺乏成见。偶尔，他们容忍宗教的褊狭意识，不是为了钳制思想，而是作为政治派系倾轧的武器，以及作为道德实验的结合。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则坚持某种程度，在东方人看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但因为他们自由，因为每一政府机关对每一公民公开，而且交替治人及受制于人，他们将一生中的半数时间贡献给国家。家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生活”在市场、议会、审议委员会、法院，以及为荣耀其城邦与神祇而举行的盛大庆典、运动竞赛及戏剧中。他们承认，国家于需要时，有权征用他们的人及财产。他们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他们的国家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他们为其勇猛战斗，因为她是他们自由之母及保护者。“因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说，“确使雅典人增加了力量。不仅是这一项，而且有许多其他例子，都明白地显示出，自由是最美好的东西。因为即使雅典人，当他们仍处于专制统治下时，或许并不比他们的邻邦更为英勇，但一旦挣脱了桎梏，他们即绝对成为个中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