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争夺
据不甚可靠的阿特纳奥斯所记载，法来鲁人德米特里斯于公元前310年左右调查雅典人口，曾宣布该城有公民2.1万人，外侨1万人，奴隶40万人。最后一项数字不足采信，但也无其他可据以反驳的资料。乡村奴隶的数目很可能业已增加，因为地产愈来愈大，为离乡地主（absentee landlord）耕作的奴隶也愈来愈多了。在这种制度之下，比较科学的农作法已有发展，瓦罗（Varro）就知道50种希腊的农艺手册。但冲蚀和伐林的过程也破坏了许多土地。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曾发表他的观点，认为雨及洪水的长期冲刷业已带走很多雅典地区可耕种地的表层土壤。按照他的说法，现存的山丘便是肉被洗去后的骷髅。公元前3世纪中，雅典地区的许多地方表层土壤已遭冲蚀，以致古老的农田被抛荒。希腊的森林日渐消失，木材也像食物一样须由海外输入。劳留姆的矿产业经开尽，且几近荒废了。从西班牙进口的银比国内所产的便宜。色雷斯的金矿昔日曾向雅典倾泻财富，如今却去充实马其顿的府库及美化其货币了。
乡村中强壮的与独立的公民越来越少，城市中工业及阶级斗争正在发展。在雅典，正如在大希腊世界所有较大的城市中一样，小型工厂及其中奴隶的数目不断增加。奴隶贩子跟随军队，买下未付赎金的战俘，再以每人3或4米纳（约合150或200美元）的价格在提洛及罗得斯岛的大奴隶市场中出售。有些人基于道德或经济上的理由，对于此种蓄奴的古老制度曾有所顾忌。人道主义的情感以哲学副产品的方式兴起了，这个时代的世界主义精神也使人忽略了种族界线。短期雇工因可在私人无利可图时扔给公家，往往比蓄养的奴工便宜。大希腊时代的末期，释放奴隶的情形有显著的增加。
商业在比较古老的城市里日益衰微，在新兴的城市里却繁荣滋长。亚洲与埃及的希腊港口取代比雷埃夫斯港而繁盛起来，得益于大希腊贸易扩张的是新兴的查尔西斯及科林斯。经过这两个位置重要、设备完善的中心，正如经过安条克、塞琉西亚、罗得斯岛、亚历山大城、锡拉库萨等地的情形，商人奔波往返，传播着世界主义与怀疑论的观点。银行家增加了，放款对象不仅为贸易商与工厂，也有城市及政府。有些城市，例如提洛及拜占庭等，竟设有公立及国家银行以保存政府款项，由城邦官吏负责管理。公元前324年，罗得斯人安提美尼斯（Antimenes）组织了历史上所知最早的保险制度，向产业主收取8%的保险费，以担保赔偿因奴隶逃亡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波斯存金的释出以及资金的加速流通，公元前3世纪贷款利率已降至10%，公元前2世纪甚至降为7%。投机生意广泛流行，但缺乏组织管理。有些操纵者曾设法限制生产以提高物价，也有人主张限制农产品以维持农村的购买力。因为亚历山大曾将阿契美尼亚（Achaemenia）金库倾入世界通货中，以致物价偏高，但也由于同一原因，使贸易得到发展，生产受到刺激，物价又逐渐恢复正常。在希腊历史上，富人财产的增加以此时最为迅速。家庭变成宫殿，家具与车马十分奢华，仆役无数，餐食有如盛宴，而妇女也成为展示其丈夫财富的橱窗。
工资比上涨的物价落后很远，又随物价的下跌而迅速降低。工人所得仅能维持个人生活，因此造成独身、贫穷及人口减少等现象，自由工人与奴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愈见缩小。职业不定，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本土城市，远到国外去充当佣兵，或隐居乡间以遮掩其贫穷。雅典政府发给谷物以赈济贫民，富人赠给庆典及比赛的免费入场券以娱乐贫民。有钱人在付出工资方面非常小气，但在慈善事业方面倒很大方，他们时常贷款给自己的城市而不计利息，或以巨额赠款解城市的破产危机，或用私款建筑公共工程，或捐资给神殿与大学，或为能表现他们所具特征或好心肠的雕像与诗歌而慷慨解囊。穷人组成各种团体以谋互助，但他们无法对抗富人的权势与狡猾、农人的保守以及在其他方面虽属互相敌对的诸邦政府及联盟组织为压制反叛的准备。正如梭伦时代一样，才能不一的人各有积敛致富或被迫饿死的自由，这种自由又带来财富的高度集中。穷人更愿听信社会主义的福音，他们的代言人也呼吁取消债务、重分土地、没收大户财产，最大胆的人偶尔也提议解放奴隶。
宗教信仰的没落促进了乌托邦思想的成长：斯多葛派大师芝诺曾在《共和国》一书（约公元前300年）中描述理想的共产主义，其信徒兰姆布路斯（Lambulus）（约于公元前250年）又曾以描写印度洋上一个海岛乐园（也许是指锡兰）的传奇故事，鼓动了希腊的革命者。他在故事中写道：“所有的人不仅在权利方面而且在才能与智慧方面都是平等的；大家平分工作，平分产品；大家轮流管理政治；岛上既无富裕，也无贫穷，更无阶级斗争；大自然自动生产丰硕的果实，人群永远生活于和谐与博爱之中。”
有些邦政府将若干工业收归国营：伯利纳接收了盐厂，米利都自办纺织厂，罗得斯岛与克尼都斯经营陶瓷厂，但政府所付工资与私人雇主所付的同样低廉，并尽量榨取奴工的劳力。贫富之间的鸿沟愈见加深，阶级斗争更趋激烈。无论是新城或旧城，到处充斥着阶级之间的仇恨，到处有暴动、屠杀、镇压、放逐以及生命财产的破坏。某一党派得势时，便驱逐反对派并没收其财产。被逐者重得政权时，又照样施行报复，杀戮仇敌。试想在骚乱频仍的打击之下，经济制度怎能安定？有些希腊古城遭阶级斗争的劫掠过甚，以致人民尽数逃走，工业败亡，街上荆蔓丛生，牛群当街吃草。波利比奥斯曾于公元前150年左右以保守派富人的观点描述当时此种斗争：
当他们（激进派领袖）使民众情愿而且渴望接收贿赂时，民主的美德便被破坏，而民主政治也转变为暴戾与强权的统治。那惯于牺牲他人来养活自己，以及希望靠邻人的财富维持生计的暴民产生了暴力统治……继之而起的是喧嚣的议会、大屠杀、驱逐出境及土地的再分割。
战争与阶级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希腊本土的实力，以致后来轻易地为罗马所征服。胜利者的残酷无情——摧毁农作物、葡萄园、果树园，夷平农舍，掳其人民而卖为奴隶——将各地区逐一毁坏，只留下一个空壳。这片土地由于战祸、冲蚀、伐林以及经过贫穷的佃户与奴隶冒失的耕种，业已糟蹋过甚，以致不能与奥龙特斯（Orontes）、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及尼罗诸河冲积的平原竞争了。北部各城市已不复重要，它们丧失了海军，不能像昔日雅典与斯巴达极盛时期那样去控制谷类贸易。权力的重心，甚至文学与艺术创作的重心，皆已移往亚洲与埃及，也就是回到1 000年以前希腊曾虚心学得其文学与艺术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