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原是拘谨而神圣的希腊雕刻，突然表现出一种幽默感，这可以说是大希腊艺术的一项显著特征。每个博物馆都保存了得自这个时代所遗废墟中的一些嬉笑的半人半羊神、歌唱的半人半兽神、谑闹的酒神和用作喷泉嘴的撒尿小童。也许希腊艺术由于重返亚洲从而恢复了其原有的变化、情感与热情，这些特质都是它在臣属于宗教及城邦的古典时期几乎已完全失去的。大自然从前为人所崇拜，如今开始为人所欣赏了。然而古典的温雅并未消失：铁美博物馆的《苏比亚可少年》（the Youth of Subiaco）、梵蒂冈的《睡美人阿里亚德尼》（the Sleeping Ariadne）、古物馆（the Palace of the Conservatori）的《坐着的少女》（the Sitting Maiden）都继续保持了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优美传统。在整个大希腊时代中，雅典有许多雕刻家故意仿效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5世纪的式样，甚至偶尔采取公元前6世纪的古风，以抵抗当时的“现代化”倾向。但这个时代的精神是实验主义、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同时有一股趋向想象、理想主义、感情及戏剧效果的强烈逆流，艺术家谨慎地追随解剖学的进步，在画室中依照模特儿去作画的人愈来愈多。雕刻家所刻成的形象，不仅从正面去看，即令从一切方向去看，都是逼真的。他们使用了新奇的材料——水晶、玉髓、黄晶石、玻璃、黑玄武岩、黑大理石及斑岩——以模仿黑人的色素及半人半羊神通红的醉脸。
这些艺术家发明之丰富，不亚于技术之精湛。他们厌于重复同样的形式，他们好像预料到罗斯金的批评，[1]乃决意显示所描绘人物的真实感与个别性。他们不再将取材范围限于完善与美丽的事物，也不限于运动家、英雄与神，转而制作工人、渔夫、音乐家、市场小贩、骑士、太监等风俗画或赤陶像。他们在小孩与农夫中，在苏格拉底那样性格显著的人物中，在狄摩西尼那样尖刻的老人中，在具有希腊血统的拔克特利亚国王欧西德谟斯那样强有力几乎带兽性的面孔中，以及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市场老妇》（the Old Market Woman）那样孤寂的被遗忘的人物中，都找到了不陈腐的题目。他们毫不迟疑地表现了肉感，他们不是为女儿贞操担忧的父母，也不是由于个人享乐主义对社会的影响而感到不安的哲学家，他们意识到肉体的魅力，便刻成了可能在一段时间免遭皱纹与光阴侵蚀的美丽人像。他们脱离了古典时代的积习，沉迷于温柔的情感中，而且以诚挚的心，雕出由于未幻灭的爱情而垂死的牧人，沉溺于浪漫幻想中的美丽人像，痴想着孩子的母亲：这些似乎都是他们所要记录的现实的一部分。最后，他们更敢于面对痛苦与悲哀、凄惨的灾祸、不合时的死亡等情景，而且决意在所表现的人生中，为这些题材找到适当的地位。
凡是有自我见解的学者，必不赞成任何轻率的判断，说大希腊文化已于此时凋谢，这样的结论太容易成为在工作尚未完成之前结束希腊故事的借口。我们感觉此一时代中创作的冲劲确已松弛，但得到补偿的，是当时能完全发挥其工具效用的一种极为丰富的艺术。青春不能永存，风韵也不常在。希腊的生命也像其他每一种生命一样，不得不经历自然的衰退，接受成熟的老年。衰微既经开始，便侵入宗教、道德、文学诸方面，而陆续在个别的作品中留下污点，但希腊人天才的原动力仍使希腊艺术，像希腊科学及哲学一样，最后尚能保持接近其巅峰的状态。在希腊文明孤立的少年期中，希腊人对美的热爱，将美具体表现出来的力量与耐心，皆不曾以如此胜利的姿态，或以如此丰富的刺激与成果，传播到熟睡中的东方诸城市。罗马人会发现此种文明，并将它再往后延续。
苏格拉底、安提西尼、克里西波斯和伊壁鸠鲁等希腊哲学家的头像
苏格拉底把哲学思想导向对人类生活中品格和行为的分析，或许正因如此，他却以腐蚀青年和不敬神的罪名被起诉
柏拉图，其理性哲学的基础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理念或形式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立了系统探索哲学的学园
亚里士多德半身像。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博大精深，其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取向和内容具有深远影响。亚里士多德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对亚历山大的影响却微不足道
两个武士的格斗，约公元前540年至前530年
亚历山大大帝像
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的母亲离婚。在菲利普二世新婚的喜宴上，亚历山大和他发生争吵后，并偕同母亲出逃
亚历山大大帝石棺上的战斗场景
[1]英国作家兼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91—1900）曾说：“希腊艺术没有表现个别性——虽有青春与老年、强健与敏捷、善与恶等抽象的概念，但缺乏个别性。”他说这话时，只想到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艺术，正像温克尔曼及莱辛只知道大希腊时期的艺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