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的兴衰（1561—1621）
现在我们介绍当代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智慧人物。我们准备关注其出身和血统关系，他接受的文学、外交、法律的教育，他突然的贫困及其未被知悉的求官内情，由于他的仁慈而提出的毫无效果之警语与勉强向人提出公诉。学问和野心如此严重地消耗了他的精力，致使他对女人没有欲望，不过，他喜欢年轻男人。最后他终于在45岁时（1606年）与艾利斯·巴恩海姆（Alice Barnham）结婚，她带给他一年220镑的收入，但他却未给她任何“财产上的人质”——他没有孩子。
詹姆士一世登基时，培根附和当时风尚，写了一封极其谄媚的信给詹姆士，自荐他适于政府的某一职位。这位掌玺大臣的儿子，也是塞西尔的侄辈及表亲，认为他的长期等待职位正反映了权势部门的一些敌对态势，或许他缺乏忍耐的机会主义就是其所以迟延任命职位的一个结果与原因。他已在国会服务了19年之久，经常替政府的立场辩护，赢得学术界的声誉，自己建构思想，经常有清晰与动人心弦的演讲。有时候，他呈送给国王一些动人及谨慎劝告的“备忘录”，例如：如何改善贵族院与平民院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如何团结统一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国会，如何结束因宗教歧异所导致的迫害事件，如何利用天主教的势力来绥靖爱尔兰，如何在英国境内不对教皇开放言路，但给予天主教徒较大的自由，如何发觉英国国教与清教间的妥协方法等。就历史学家的观点判断，他是当时研究政治最透彻的人了，“实行那些计划，便足以防止后半世纪所发生的罪恶”。詹姆士认为这在当时的言论状态下是不切实际的，而将它搁置一旁，却将培根归类于1603年所分别授予骑士名誉身份的300人名单里，于是弗朗西斯爵士只有继续等待下去了。
虽然如此，他适合当律师的才干使他逐渐富裕。至1607年他的财产估计有2.4155万英镑，他住在哥汉布里（Gorhambury）的豪宅，备以高薪挑选请来的仆役与机敏的秘书如霍布斯之流，他很明智而非盲目地享受美丽及舒适。他以园艺来照顾自己的健康，并在花园中建了一间供私人研究的昂贵书房。他像哲学家般地写作，而生活却像一个王子。他察觉不出理由，何以世上有理性的人总是身无分文，而所罗门又不为王呢！
他并不是一直失意的。1607年，詹姆士终于赏识他，任命他为副检察长，1613年任命他为首席检察长，1616年封他为枢密院院士，1617年封他为掌玺大臣，1618年任命他为大法官。新的尊荣使其权力益增光彩。1618年，他成为首任威鲁兰（Verulam）男爵。1621年元月，他又被封为圣奥班（St.Albans）子爵。当詹姆士赴苏格兰时，便留任这位大法官来统治英格兰。培根“对大使们常以庄敬威严的身份演说”，住在豪华的哥汉布里，使他“似觉朝廷即在此，而非在白宫或圣詹姆士宫”。
所有的努力均在于赢取荣誉、追逐职位的过程中，培根曾数度牺牲自己坚持的原则。譬如在首席检察长的职位上，他便利用其影响力使法官依国王所期望的司法裁决来判决；任掌玺大臣时，他辩护且保障独占事业，很明显地维持了白金汉宫的意愿；任法官时，他从理应出席法庭的人手中接受实质的礼物。这些均为当代的陋规，公务人员薪水微薄，于是他们从那些获助益者的“礼物”上求取补偿。詹姆士明白地说：“假若我……处罚那些收受贿赂的人，则不久之后，我便不再有诚实的子民了。”詹姆士本人也曾收受贿赂。
国会于1621年元月集会，愤怒地反抗国王的作为，指责培根是詹姆士的最高顾问，认为他已使其独占地位合法了。若无法撤免国王，也应控诉其大臣。2月时，国会便指派了一个委员会组成法庭。3月份，该委员会报告称，发现了许多不法情事，特别是大法官的行为，结果拟示以23个特殊的贪污案件来控告他。他立即向国王请求帮助，并预言：“这些人现在攻击大法官，不久便将打击王权了。”詹姆士反而劝他自己承认控告的事实，以便树立先例，以吓阻官吏的进一步贪污事件。4月22日，培根呈递自白书给贵族院，他承认像其他法官一样也从诉讼当事人处取得礼物，但否认因而影响其判决——在数个案件中，他对送礼者作了不利的裁决。贵族院处罚他：“付4万英镑的罚款；随国王之同意监禁于伦敦塔；永不能担任公职……不得再赴国会开会，并不得再进入司法界。”5月31日，他被送往伦敦塔监禁，但4天后便经国王命令给予释放，他也被饶恕免缴足以毁灭他生活的巨额罚金。被惩戒的大法官旋即退居于哥汉布里，尝试过简朴的生活。他的第一个传记作家威廉·罗利（William Rawley）从他死时所留下的字条中发现了一段很著名的陈述：“15年来，我是全英国最正直的法官，但这却是200年来，国会所作的最公正的谴责。”
弹劾的效果很好，公务员的贪污事件得到抑制，特别是法庭绩效转好。这次事件还建立了国王、大臣向国会负责的先例。此次之所以将培根从政界圈中驱走，乃因为他是一个言论上的自由分子及行为上的反动分子。他选择回归科学与哲学，在这方面他“鼓吹智者结合”。在优美的散文中，他宣布了理性的革命及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