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传播
知识传播的第一功臣，就是使知识心心相传、代代相续的印刷出版家。伟大的艾蒂安（Estiennes）印刷世家，由亨利·艾蒂安二世（Henri Estienne Ⅱ）在热那亚，罗勃特·艾蒂安三世（Robert Estienne Ⅲ）在巴黎继续经营。莱登也有类似的王朝（1580年），是由路易斯·埃泽维尔（Louis Elzevir）建立的。他的5个儿子、孙子们以及一位曾孙继续他的工作，而且创始了“埃泽维尔活字”。在苏黎世城克里斯托弗·弗罗绍尔（Christopher Froschauer）以他制作严谨的《圣经》版本，在印刷和学术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图书馆为古老宝藏提供新的居所。我们前面已提到牛津的波德莱安（Bodleian）图书馆，埃斯科里尔的图书馆，米兰（1606年）精致的书舍（Biblioteca Ambrosiana）。凯瑟琳·美第奇也曾为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增添过不少书册和稿本。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教廷新图书馆，在约翰·伊夫林眼中似乎是“世界上建筑与设备最高贵、最美丽的图书馆”。
报纸业开始萌芽。远在1505年德国就不时印行单页的《时报》（Zeitungen），到了1599年这类出版物达到877种，但都是不定期的。历史上最早的定期报纸是1609年在奥格斯堡创刊的《通讯》（Avisa Relation oder Zeitung）周报，汇集商人和财政家在全欧所设的代理人报道编成。1616年创办的《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 Oberpostamz eitung）一直发行到1866年。类似的定期周报分别在1610年的维也纳，1611年的巴塞尔创立。不久弗斯查特就开始取笑“唯报纸是信”的大众以及他们对新闻的轻信贪婪了。内容不充实且含有偏见的新闻传播，以及为谋利而散布一些无聊之语，使一般大众无法睿智或共同地参与政治，民主也就无法产生。
出版检查制度在基督教世界普遍施行，无论天主教或新教，教职人员或世俗百姓都不能例外。教会在1571年建立禁书目录会以保护信徒，不让他们接触有损天主教信仰的书籍。新教检查制度不像天主教那样权威与严苛，却同样地力行不懈。此制度盛行于英国、苏格兰、斯堪的那维亚、荷兰、德国和瑞士等地。因为教规的不同，使异端得以在国外出版书籍，或暗中将书本偷运进口，也算是打击了检查制度。现代文学的机智和精微，部分应归功于检查制度。
《圣经》之译本尽管繁多，但其被释为上帝之旨意则恒久如一。《圣经》始终是最受欢迎的书，在教规、语言甚至在行为方面的影响也相当大，因为当时最惨无人道的暴行——战争与宗教迫害——都引用《圣经》来自圆其说。当倡导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在神学改革之前撤退，对《圣经》的崇拜就取代了异教古典的迷信。在学者发现《新约》所使用的文字不是古典希腊文而是大众化的科伊尼（Koine）语时，曾引起一阵骚动。但是神学家解释说，圣灵用通俗词汇是为了使人们更易了解。另一次的打击来自索莫尔（Saumur）大学路易斯·卡佩尔（Louis Cappel）教授所下的结论，认为《旧约》为教会所认可的希伯来教本，其母音点和重音都是在5世纪时或其后泰比利厄斯（Tiberias）的马索拉（Masorete）犹太人加上去的，而公认教本的方形字则是取代希伯来字母的阿拉姆（Aramaic）文字。当代最伟大的希伯来学者老约翰尼斯·布克斯托弗（Johannes Buxtorf）祈求卡佩尔不要将此种论点公之于世，以免使人们对《圣经》上的文学启示产生怀疑。小约翰尼斯·布克斯托弗试图反驳，并且声称母音点和重音也是神赋的灵感。这项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正教终于承认母音点，向前缓缓地迈进了一步，开始视《圣经》为一个民族的庄严表现。
在这个年代里，产生了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在勒芬和莱登之间，在天主教和新教教义之间摇摆不定的贾斯图斯·利普修斯，终以修正塔西图斯、普劳图斯和塞涅卡的版本而在欧洲赢得声名，并以阿里斯塔科（Aristarchus）的《语法技巧》（De arte grammatica，1635年）一书震惊欧洲。他哀悼欧洲文明的即将灭亡，而以“西方另一新兴帝国升起的阳光”——美洲——安慰自己。
约瑟夫·斯卡利杰尔“也许是有史以来日常知识最丰富的人”，他从其父亲尤利乌斯·斯卡利杰尔（Julius Caesar Scaliger）那里继承了欧洲学者的王座。当其在法国西南的阿让地区担任父亲的书记时，他尽情地汲取知识。他以3周的时间读完荷马的著作，再进一步遍览希腊主要诗人、史学家和演说家的作品。他学习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其他8种语言，接着又钻研数学、天文和“哲学”（当时包括物理、化学、地质、生物），而且学习了3年法律。法律训练也许有助于他精练的批评，因为在他所出版的加拉塔斯、提布鲁斯（Tibullus）、普罗佩提斯（Propertius）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中，他把批评从随意的臆测提升为程序和诠释的法则。在了解历史方面，他很重视日期。他的巨作《日期的改正》（On the Correction of Dates，De emendatione temporum）1583年首次把希腊和拉丁史学家所列出的日期，与埃及、巴比伦、朱蒂亚、波斯、墨西哥（Mexico）的历史、历法、文学和天文学的日期对照。他的《时间之价值》（Thesaurus temporum，1606年）收集且整理了古典文学的每一个编年细目，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古代史的第一部科学年表。另外，他主张耶稣实际上生于公元前4年。贾斯图斯·利普修斯在1590年离开莱登大学，莱登便把古典学术的教席给予斯卡利杰尔。经过3年的犹豫，斯卡利杰尔终于予以接受。自此，一直到他1609年逝世为止，莱登成了学者的天堂。
斯卡利杰尔像他父亲一样，很以身为威洛纳王子斯卡拉（Scala）家族的后裔而感到骄傲，对同行学者们充满了尖酸的批评，但是他却一度忘情地称伊萨克·卡索邦为“世上最有学问的人”。卡索邦终生历尽苦难。由于他的新教徒父母从法国逃出，因而他出生于日内瓦。在他3岁时，他们回到了法国，他在宗教迫害的惊惶和恐怖中整整生活了16年。他的父亲长期在法国新教军中服役，终年离家。他的家人则常常躲在山中，逃避狂热的武装天主教徒的迫害，他最初的希腊课程是在多芬山中的山洞里学习的。19岁那年，他进入日内瓦学院，22岁成为该校的希腊文教授，在贫病中担任该职达15年之久。其所赚薪水仅够糊口，但他宁可节省食物来买书，并以老斯卡利杰尔亲切的来信安慰学术上的孤寂。他出版亚里士多德、小普利尼（Pliny“the Younger”）和特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作品，不但以文字的修订见长，也因其对于古代观念和方式独具启发性的见解，征服了学术界。1596年亨利四世放宽神学斗争，卡索邦被任命为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3年后他应邀前往巴黎，但是巴黎大学不接纳非天主教徒，亨利不得不派他担任皇家书舍（Bibliothéque Royale）的主持人，年薪1200里弗。节省的亨利告诉这位学者：“你花了国王太多的钱，先生，你的薪水超过两个优秀舰长所领的钱，而你对国家一无用处。”在伟大的亨利死后，卡索邦认为是接受英国邀请的时候了。詹姆士一世欢迎他担任研究学者，并支付年薪300英镑。但是法国的摄政王后不准他带书前往，詹姆士也以专题演讲来烦扰他，伦敦的知识分子又责备他不会说英文。在英国待了4年后，他丧失了生命的斗志（1610年），时年55岁，葬在西敏寺。
当时学者头衔比诗人和历史学家更受人尊敬，因为学者对学问锲而不舍的追求，保存且阐明了古典文学中蕴藏的智慧与美。斯卡利杰尔进入莱登以后，简直被奉为百战荣归的王子。克劳德·梭默斯（Claude de Saumaise），学术界称他为萨尔马修斯，他被许多国家争相延聘。卡索邦死后，他被公认为“现存最有学问的人”，是“世界的奇迹”。萨尔马修斯生于勃艮第，在那儿受教育——而且改变信仰，在海德堡成为加尔文主义者，20岁就因为出版两位14世纪作家的作品而崭露头角，一年后又出版弗罗鲁斯（Florus）的《大纲》（Epitome）。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出版，总共有30本，以无所不包的博学而闻名。他以一部900页的巨册《述异记》（Exercitationes in……Solini Polyhistora，1629年）达到巅峰。索里努斯（Solinus）是3世纪的文法家，曾把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人种学、经济学、动物学汇集成百科全书，后来一位编者将其命名为《博学家》（Polyhistor）。萨尔马修斯为这本收作了详尽的注解，旁征博引，其范围包容了罗马帝国的整个世界。他后来选择了莱登大学的教授职位，到任后立刻被选为人才济济的教授团的主席。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流亡荷兰的英王查理二世请他写文章，指责克伦威尔斩决查理一世为止。他的《为查理一世辩诬》（Defensio regia pro Carolo I，1649年11月）在查理一世被处死10个月后问世。克伦威尔很不高兴，他聘请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弥尔顿）加以答辩。萨尔马修斯写了一篇回复弥尔顿的文字，但是尚未完成就去世了（1653年），弥尔顿却担负了置他于死地的恶名。
尽管有人如此博学，西欧却有约80%的人民仍是文盲。约翰·科梅纽斯花费40年时光，想要改善欧洲的教育系统。他生在摩拉维亚（1592年），后来成为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主教，他始终相信宗教是教育的基础与目标，智慧的诞生来自对上帝的敬畏。虽然他的一生由于当代的宗教仇恨而成为忧患之旅，他却始终是乌尼塔斯·弗拉特鲁姆（Unitas Fratrum）容忍哲学的信徒：
我们都是生存在同一世界的公民，我们的体内流着同样的血液。只因为一个人生在异国，因为他讲不同的语言，因为他对某些事物持不同的看法，就报以仇恨，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停止吧！我恳求你们，我们人类生而平等……让我们怀抱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谋人类的福祉；让我们放弃因语言、国籍、宗教而兴起的一切私念。
在写了50部有关教学法的作品之后，他以《迪达科蒂卡·马格娜》（Didactica magna）一书总结他的原则，此乃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首先，教育应具有普遍性，无性别与财富之分：每一个村庄应有一所学校，每一城市有一所学院，每一省有一所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开放给所有具有能力、智慧的人；国家应以财力支持人民发掘各种才能，加以训练和利用。第二，教育应该是实际的：观念应与事件密切相连；母语或外国语的词汇应以目视、身体触摸或使用它们所代表的实物来学习；文法的教授应排在稍后。第三，教育应包含德、智、体三方面；儿童应该接受户外生活和运动的训练以锻炼其健康和活力。第四，教育应该是实用的：它不能局限在思想的牢笼中，而应伴随行动和实际的应用，且能为谋生做准备。第五，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科学课程应逐渐加重；每一省市都应设立研究科学的学校。第六，一切教育和知识都应致力于改善个人性格与虔敬之心，以及国家的秩序和幸福。
德国王公们尽量在每一个村庄建立一所小学。萨克森·魏玛公爵在1619年宣告6岁到12岁的男女儿童必须接受强迫教育，首次揭开全球性义务教育的原则。收获季节有1个月假期。1719年这种制度已遍及德国。中级学校仍拒收女生，但是数目仍不断增加，学校也一再改进。当时有22所新大学相继成立。[1]根据卡索邦1613年的描写，牛津正蓬勃发展。他把该校教员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与欧陆相比较，令人印象深刻。德国教授（1600年）薪酬极其微薄，很多人甚至只能以贩卖酒水补贴生计。耶拿（Jena）的学生在教堂所开的酒店中痛饮。西班牙大学在菲利普二世死后日渐衰微，在宗教裁判所的怒视下枯萎。同时期西属美洲也设立了几所大学——1551年于利玛（Lima），1553年于墨西哥城，远在1636年哈佛学院成立之前。此时新兴的荷兰人创立了6所大学。当莱登成功地抵挡了西班牙的围攻之时（1574年），“联合省”的联邦统帅要公民自请报酬。他们所要求的是一所大学，统帅下令照办。在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的国家中，教育由教职人员控制。在英国和路德教派地区则多半由受制于国家的教士们管理。除了帕多瓦之外，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老师和学生信仰官方的宗教，学术自由也由国家和教会严密限制。宗教的不同使各大学不着丝毫的国际色彩，西班牙学生局限在西班牙，英国学生不能进入巴黎大学。原创性的思想逐渐从大学中消失，却转向私立学院或个别研究蓬勃发展。
因此，当时私立学院在学习和研究不受检查的情况下兴盛起来，尤其以科学方面为甚。1603年费德里格·塞西（Federigo Cesi）和蒙特贝罗（Montebello）的女侯爵，在罗马建立了林西安（Lincean）学院，伽利略于1611年加入该校。它的学校组织章程就其目标提出了如下的界说：
林西安学院要求它的成员是渴求真知识、愿意致力于研究自然（尤其是数学）的哲学家。同时它并不忽视增加风采的、高雅的文学和语言，它们就像优美的红榴宝石一般，装饰科学的整个躯体……林西安课余不组织包含朗诵和辩论……对一切政治争论、各种争吵和冗长的论战，林西安学院之人所持的态度是不置身其间，保持缄默。
林西安学院解散于1630年，然其目标却由实证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予以实现（1657年）。不久类似的组织即在英国、法国及德国建立，而科学国际性之刺激，则建立了现代世界知识与学术上之根基。
[1]耶拿大学（1558年）、日内瓦大学（1559年）、里耳大学（Lille，1562年）、斯特拉斯堡大学（1567年）、莱登大学（1575年）、海尔姆斯蒂特大学（Helmstedt，1575年）、威尔诺大学（1578年）、符兹堡大学（1582年）、爱丁堡大学（1583年）、弗拉尼克大学（1585年）、格拉茨大学（1596年）、都柏林大学（Dublin，1591年）、卢布林大学（1596年）、哈得维克大学（1600年）、基森大学（Giessen，1607年）、格罗宁根大学（1614年）、阿姆斯特丹大学（1632年）、多帕特大学（1632年）、布达佩斯大学（Budapest，1635年）、乌得勒支大学（1636年）、土库大学（1640年）、班柏大学（164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