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通过报纸、杂志、小册子、书籍、图书馆、学校、学会、大学，知识正慢慢地散播着。17世纪，新闻成为一项买进卖出的日用品，最早是银行家，然后及于政治家，再后普及到每一个人。在1711年，英国日报和周报的销量总共4.4万份。
创刊于1665年的《学者学报》（Journal des savants）认为文学和学术界的事情也能成为新闻，很快地它把自己变成国际上学者、科学家和文学之士的媒介。在几年里面，它有了竞争者：罗马的《学人报》（Giornale de'letterati，1668年）与莱比锡的《博学学刊》（Acta Eruditorum，1682年）。1684年，皮埃尔在鹿特丹创立了一份有名的《评论报》（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两年以后拉克尔克（Jean Le Clerc）开办《天下学志》（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月刊，洛克和莱布尼兹有些最重要的见解就发表在这些期刊上。
书籍的流传迅速增长，1701年巴黎有178个书商，其中36个也是印刷与出版商，新旧图书馆都在致力使它们藏书的用处更多。1610年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从文具商公会（Stationers Company）得到一项特许，因此他在牛津创立的包德理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1598年）将可以得到全英国出版的书每种一本，所以这图书馆到1930年藏书达125万册。在1617年路易十三（Louis XⅢ）的一道法令规定：任何法国新的出版品，都必须有两份存放在巴黎皇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Royale，现在的国家艺术馆）。1662年，这项搜集有6000册，1715年大部分由于柯尔伯的热心，有了7万册，到了1926年，有440万册。勃兰登堡大选侯于1661年在柏林创建了一所国家图书馆，就在那年马扎然的遗嘱把他藏书4万册、价值高昂的图书馆送给路易十四和法国。在1700年，柯顿爵士（Sir Robert Bruce Cotton）的后人把柯顿图书馆（Cottonian Library）立契移交给大英博物馆。第一个对大众开放的英国图书馆是在1695年于伦敦由特尼森（Thomas Tenison）开放的。
教育正努力恢复它在法国宗教战争、英国内战和日耳曼三十年战争里受到的损失。还没到莱辛的时代，日耳曼的大学和文学，就恢复了200年前路德、胡滕（Ulrich von Hutten）和梅兰克森（Melanchthon）所达到的地位。
在这段间断时间里，由于德文被路德如此有力地使用，所以它变成一项仅为平民使用的语言工具，因此一种平凡的拉丁文继续成为极少数文人的秘密用语。日耳曼的作家，没有一个在整一世纪手足相残的战争后的长期忏悔时代里，能享有国际的名望。日耳曼的贵族看不起大学里说拉丁文的书呆子，就把他们的子弟送进Ritterakademien—武士学校——或者雇用私人家庭教师，来训练世袭的贵族青年熟悉诸侯朝廷的工作和仪节。而在社会阶级的另一头，弗兰克（August Francke），一个过分虔敬派，在哈勒组织了他的Stiftungen—慈善学校，却被冷言冷语讽刺为“褴褛学校”，在那里度过了32年（1695—1727年），他给穷苦的孩子们东西吃，衣服穿，也教育他们。很快地他增加了一所Hauptschule（高校）来给最聪明的孩子提供中等教育。另一所höhere Töchterschule（平民女校）是他为最聪明的女孩子办的，所有这些学校都花了一半的时间在宗教上。
日耳曼的俗世精神在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身上找到了希望。我们将在后面把他当一个哲学家来表扬，在这里我们把他看成当时最伟大的日耳曼教育家。自从他因为异端而被他的家乡莱比锡驱逐之后，他搬到哈勒。那儿位于逐渐兴盛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国（1690年），他在那儿发表的演说，领导了大学的建立。他成为那里最有名的教授，也是使它变成“近代”大学的主要角色。他嘲笑经院哲学，使它羞愧，他以德文代替拉丁文作为教学语言，出版一份德文杂志，把科学科目纳入课程，又为教师、学生思想的自由而战斗。腓特烈大帝称他为“日耳曼启蒙运动”之父。
初等教育被推广为全面强迫性的不分性别的运动，是从1565年符登堡公国（Duchy of Württemberg）开始的。1618年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1619年在魏玛公国（Duchy of Weimar），1696年在苏格兰，1698年在法国，1876年在英国也都出现。英国的延误是因为志愿教育由于私人宗教团体的兴办而大幅扩展，同时统治阶级感觉到，在当时通行的经济体系里，穷人的教育既没有必要，也可能是不值得向往的。1699年，增进基督知识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开始为贫苦儿童建立慈善学校，以传播基督教神学和纪律为主，所有的教师都是英国国教的教士，并且需要由主教发给的执照。而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714年的《蜜蜂寓言》（Fable of the Bees）引起一阵骚动，他指斥办这些学校是在浪费金钱，如果父母实在太穷，付不起孩子的教育费，他说：“还希望孩子受更高的教育，简直厚颜无耻。”
在法国，每个教区必须支持一所初级学校，教师通常是个世俗人士，但须由主教挑选，并受其控制，所教的都严格地合乎天主教。皇家安息院地方的小学只招几个经过挑选的孩子。1694年，拉沙里（Jean Baptiste de La Salle）建立了基督兄弟学校（Frères des écoles Chrétiennes），不久就以基督兄弟会（Fréres Chrètiens）的名字为人所知。拉沙里，一个苦行僧侣，把宗教当做这些“基督兄弟”提供给穷孩子无报酬的教育里普遍的要素。每天有4小时专心致力于宗教，虽然加入了读、写和算术，但训练忠诚的天主教徒，并且从世界性的恣纵和永久的地狱里拯救出灵魂，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目标。为达成这些目标，他们发现鞭打是有效的方法，老师们都被要求尽量用“杀一儆百”做例子，不要苦口婆心地劝说。在1685年，“基督兄弟”开办了一所学校，以训练初级学校的师资，这可能是近代的首例。
法国的中等教育仍然握在耶稣会手里，也仍旧是所有基督教国家里最好的。他们的耶稣书院会（Collegium Societatis Jesu），是支持办巴黎大学的，在1674年国王莅临学生的戏剧公演以后，改名为拉德维希·马戈尼书院（Collegium Ludovici Magni），或称路易大帝书院（Collège Louis -le -Grand）。由于门特隆夫人的怂恿，路易十四于1686年在圣西尔（距凡尔赛宫3英里）开办了法国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修女院为上流社会自家付钱的女孩子提供较高的教育，而全部注重宗教。天主教和新教当局一致坚信：人性被文明的束缚安排得如此邪恶，以至于只有通过畏惧上帝，它才能被陶铸得合乎道德、秩序。企图不要宗教帮助而能教出品格高尚的人，一直还在试验阶段。
除去荷兰共和国之外，中古的大学正在衰落，胜利的学派已自成一体，暴动的学生使他们失去秩序，又被无聊的神学争执所支配。在法国和日耳曼，大学学位可以用现款买到，没有一个当代的大哲学家，也几乎没有一个科学领袖在大学里教书。霍布斯、莱布尼兹和皮埃尔谈起大学教授都很轻视，他们没有考虑到加在这些公众雇员身上的公众压力。在这段时期，一些新大学开办了：杜依斯堡（Duisberg）办于1655年，达勒姆（Durham）办于1657年，基尔（Kiel）办于1665年，隆德（Lund）办于1666年，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办于1673年，哈勒办于1694年，布雷斯劳（Breslau）办于1703年。这些多数是小规模的学校，有时有20个教授或400个学生。几乎每一所大学的课程都因年代太久而陷于僵硬，正统的章程同样拘束住老师和学生。弥尔顿抱怨英国的大学“借着形而上学、奇迹、传统和荒诞的经典合成的某些符咒，从年轻人身上”带走了“他们理智的效用”。他感到他浪费了剑桥的岁月，试着去忍受“一顿酸蓟草、荆棘”和其他“诡辩的烂草败叶组成的喂驴大餐”。这种传统的束缚在牛津和剑桥一直延续到皇家学会的模范出现。牛顿在三一学院当教授（16691702年），才带动了剑桥大学，赋予它科学的杰出成就。
诗人、教士、新闻人员和哲学家们为再增强教育而奋斗，我们已经摘录了弥尔顿《致哈立布先生信》（Letter to Mr.Hartlib，1644年）谈理想学校的概要，他的药方并没有影响到通行的教学。在法国，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是费奈隆的小书《论女子教育》（Traite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1687年），布法叶夫人曾经要求他订下一些原则，以指导她女儿的教学。这位教士自然注重用宗教来加强道德律的力量，但是他反对严肃遁隐的修女院式学校教育。他觉得，“修女院不能提供任何世间生活的准备，从修女院学校毕业出来进入社会，就像一个人从洞穴里走到大白天一样”。他呼吁温和的教学方法，教育必须使它适合人性、兴趣和孩子们的敏感，而不该把所有的学童绑在一条没有弹性的规定上。让我们用自然教育人的方法来教吧——不是用抽象的东西，而是引导儿童钻进事物里面去。让他们的游戏和他们天生的兴趣被当做教学方法。（这是卢梭的教育学，也是20世纪的“进步教育”，却被17世纪的一个教士详细说明了。）费奈隆希望，如果能懂得从前的语言，女孩子要读古典作品，她们得学些历史和足够的法律去管理一份产业，但她们不该和科学发生关系——一个年轻的女人应该显出某种“对科学的谦虚”（une pudeur sur la science）。这位英俊的教士对女性的风韵很敏感，同时不愿意她们读代数学，他再也不会了解伏尔泰对那位牛顿力学教授夏特莱（Chötelet）夫人的爱情。
费奈隆的《女子教育论》出版之后10年，笛福公开呼吁要求更高层的女子教育。除去有钱人家，17世纪的英国少女没有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她们不得不靠家庭教师，就像约翰逊、乔纳森·斯威夫特，或者像伊夫林的爱女，不得不用她们的胆识去偷取知识。麦考利（Macaulay）断定：“即使在最高阶层，她们那一代（1685—1715），无疑地比从文艺复兴以来任何时间的英国女人所受的教育都坏。”斯威夫特估计高贵人家的妇女接受阅读或拼字训练的，1000人里面难得找到一个，可是那个阴郁的学监却因为说大话而成功。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笛福认为忽视妇女教育是一种野蛮的不平等，“我不能想像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女人这样优雅、辉煌的生物，又赋予她们许多魅力……而只把她们当做我们房屋、厨师和奴隶的管事”。所以他们计划为女孩子办一所学校，和英国的公共学校类似。在那儿她们不但要学音乐和舞蹈，也要学“语言，特别是法文和意大利文，我也冒着教会一个女人一种以上语言的险”。她们得学历史，也要求学所有交际礼节。这位对妇女殷勤的小说家做了个结论：“一个受过良好教养与训练的女子，又有知识与品行作为附加的才艺，是无与伦比的造物……是上帝创造世界里面最精美、最巧妙的部分。”同时，“一个男人如果能分到这样一个女人，要充分享有她和感谢上帝了”。
在这个路易十四的时代，设计最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理论是约翰·洛克的《教育管见》（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年）。此书写于洛克当了第一代沙夫兹伯里伯爵家的家庭教师几年之后，并从蒙泰涅那里得到一些启示，这位哲学家建议教师应该先以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为目的。要想有一个健全的心灵，就必须先有一个健全的身体。所以他的学生得吃简单的食物，习惯于单薄的衣服、硬床、冷水、新鲜空气、足够的运动、规律的睡眠、禁酒和“极少数或完全不要医药”。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一切的教育，不论身体的心智的以及道德的，都必须是德行的训练。在身体被劳苦训练得健康的同时，人格也经由克制自己做任何不够成熟理智的事而陶冶成功。“小孩子必须习惯于克制欲望，过得下希望不能满足的日子，甚至从摇篮里就该开始这样。”克制的训练是人格的脊梁。这项训练做得愈快愈好，但要全面彻底坚持。它并不是只做好事就够，学童们必须重复善行，使做好事成为“习惯”，才算陶冶成功；因此“习惯比理智能做得更恒久、更自然，至于理智，当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反而从来很少能公正地顾及它，而服从它就更难得了”。洛克在亚里士多德和卢梭之间摇摆不定，他认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教育，比一个不懂儿童癖好与性格的人好，课程应该安排得有趣而能锻炼人性，但是他接受偶然对故意捣蛋者施以体罚的要求。此外，“锻炼孩子们大大方方的忍受某种程度的痛苦，是一种使他们意志坚强的方法，同时也为他们将来的勇气和果决打下了基础”。
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应该是一种思维方法和精密推理的训练，而不是古典作品的摘要或彼此谈谈话而已。法文和拉丁文应该很早就教给孩子，会话比语法重要。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则应该留给专门的学者。如果能花些时间在地理、数学、天文学和解剖学上就更好，接下来是伦理学和法律，最后是哲学。“教育的责任并非使年轻人每门科学都精通，而是启发、布置他们的心灵，最好是做到当他们决定致力于某门学问时，都有能力去做。”又因为美德由习惯训练而成，所以思考是重复的推理所训练成的：
我想，对于那些有时间、有机会的人，没有比教给他们数学更好的了，我并不希望把他们都造就成数学家，而是把他们造成理智的人……假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自认生来就是理性的创造物，但那是习惯和练习使我们如此。实际上我们的理智不如苦干和勤勉带给我们的多……我已经提到用数学作为安置一种细密而有秩序的推论的方法……等到他们获得了数学自然而然地带给他们的推理方法时，他们一旦有机会就能够把它转用到其他学问上去。
洛克的论文是为计划一种通才教育而写的，它主要注重艺术、文学和礼仪，它为的是造成一个绅士，一个出身名门的人，永远不必为生活而工作的人。它的课程，虽然准许加入一些科学，但是通常仍然固守人文学科——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所喜爱的学问。[1]这课程也包括舞蹈、骑术、角力、击剑，甚至“一种手工活计，或者甚且两三种”，但这是为了增进健康和声望，并不是谋生之道。艺术是教给学生作为消遣的，而不是职业。年轻的绅士们并不需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他应该欣赏诗，但除了当做娱乐，不用创作，他应该懂得如何欣赏音乐，但不必企图精通任何一种乐器，因为可能占去太多时间。同时，除此而外，这可能把年轻人推进“这样古怪的一伙人”里去。所以洛克的理论是保守和激进兼而有之。它拒绝经院哲学的尊重古典语文，减轻宗教和神学的压力，着重健康与个性，以及努力替出身名门的青年适应社会生活和公务而做准备，从这几点上看来，它显示了未来的教育方向，尤其对英、美两国的影响极其深远。对英国私人所办的“公校”里体育和道德教育的制定也有影响。被翻译成法文（1695年）以后，它在50年里突破五版，也大大影响了卢梭。洛克的学生，第三代沙夫兹伯里伯爵，阐扬他老师的理论，使洛克的声名大噪，我们以后还会再谈到他。
[1]所谓绅士可以回溯到古罗马的氏族（gens）——这是一种自由人的家族系统。最初，“自由的”教育是为自由人（Liberi）而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