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
英国虽然在文学和政治上有着光辉卓越的成就，但在音乐和艺术方面，却是卑微的附庸。艺术迟迟未能发达的原因很多，阴郁的天气不能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尼德兰（Netherlands，译按：即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的气候也是同样的阴郁，而荷兰的艺术家却多如他们的风车。英吉利海峡可能是一个原因，它隔离了欧洲大陆的艺术，一如它隔离了战争一般。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英国人的才赋过分专注于商业（在华尔波尔长期当政之后）与战争。英国艺术的迟缓发展，新教似乎也难辞其咎，因为艺术之发展有赖于想象力，而新教只鼓励人们把想象力用于学问和神学方面；但是，荷兰同样也是在新教的势力之下。或许最主要的原因是清教徒的反叛和他们遗留的影响：喜爱艺术的查理一世（Chares Ⅰ）被处决，他搜集的艺术品散失了，在混乱的共和政体（Commonwealth，译按：指1649至1660年，克伦威尔父子统治下的共和政体）之下，英国人的心智退化——除了弥尔顿之外，在查理二世时代，清教徒的影响曾一度收敛起来，但是在威廉三世（William Ⅲ）和汉诺威王朝时期又死灰复燃，而在监理会派（Methodism）得势时期更是卷土重来，大行其道。于是，美再度成为罪恶。
在一些比较不重要的艺术上，英国倒还算小有成就。切尔西出产模仿梅森（Meissen）和塞夫尔（Sévres，译按：在法国巴黎附近）的细软瓷器（1755年）。许多伯明翰地方的漆工因为制造漆器而致富，而其中之一的约翰·巴斯克维尔（John Baskerville）就是借此赚得足够的金钱来出版精致的英国诗集。书面装饰充满着幻想浮夸的书籍、编织的器物、家具装饰、容器、谢菲尔德的银器、沃克斯霍尔花园（Vauxhall Garden）的圆厅，以及一些查斯特菲尔德宫（Chesterfield House）和草莓山的房舍，描绘出了当时纤巧浮华的洛可可风格。
雕塑家才刚刚从泥匠石工中独立出来，主要的雕塑家都是外国血统的，虽然他们后来大都成了英国公民。来自安特卫普（Antwerp）的彼得·薜梅克（Peter Schaemaekers）与劳伦特·德尔沃（Laurent Delvaux）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白金汉（Buckingham）和诺曼比（Normanby）公爵塑像。这些外国人中最伟大的是路易斯·鲁比亚克（Louis Roubillac），他是里翁一个银行家的儿子，1744年来到英国之后，很快就在华尔波尔的眷顾之下飞黄腾达起来。他完成了现存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莎士比亚半身像和现存国家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的亨德尔半身像。卡罗琳皇后很赏识他，除了请他为自己塑像之外，还委任他为她在里士满的避暑别墅雕塑博伊尔、牛顿、洛克和其他英国名士才俊的半身像。鉴赏家查斯特菲尔德曾经称鲁比亚克为“当代的菲迪亚斯”。在终生奉献给艺术之后，鲁比亚克在1762年死于破产。
在建筑方面则是一股帕拉迪奥狂（Palladian ecstasy）。华尔波尔和平当政下，上流社会欣欣向荣的经济状况为英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旅游机会，在这些旅游之中，英国绅士习染了对罗马教堂和文艺复兴时代宫殿的喜好。威尼斯几乎是必经之地，途中，游客们在威森萨（Viscenza）停留下来对帕拉迪奥的建筑顶礼膜拜，而在他们回国之后，也就使得古典的圆柱、楣梁和三角顶充斥于英国各地。在1715到1725年之间，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出版了他的《罗马建筑在英国》（Vitruvius Britannicus）。这部书后来成为帕拉迪奥派的经典之作。威廉·肯特（William Kent，1727年）和詹姆斯·吉布斯（James Gibbs，1728年）在他们的建筑手册里，把这种风格更往前推展了一步。1716年，伯林顿（Burlington）伯爵三世理查·博伊尔（Richard Boyle）印行了精美的帕拉迪奥绘本。1703年，他又出版了帕拉迪奥的古代大建筑的复兴。他自己在奇西克（Chi-swick）的乡居就包括了帕拉迪奥的威森萨乡间圆屋（Villa Rotonda at Vicenza）的复制品，里面充满着圆柱走廊和中央圆顶。伯林顿伯爵是文学、音乐和艺术仁慈而慷慨的保护者，也是贝克莱、亨德尔、蒲柏和盖伊的朋友。
1719年，伯林顿伯爵从罗马带回一个年轻的建筑家威廉·肯特，他曾经以绘画赢得罗马教皇大奖，也是一个狂热的古典崇拜者。到他去世为止，肯特一直住在伯林顿宫（当时仍然是英国艺术中心的二度化身），成为英国最负盛名和最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除了雕塑威斯敏斯特教堂中的莎士比亚像之外，他还在豪顿、斯托和肯新顿宫（Houghton，Stowe，and Kensington Palace）作壁画，也替时髦的仕女们设计家具、餐器、镜子、画舫和服饰，他同时也是提倡“自然的”英国庭园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建筑家，他建立了斯托花园（Stowe gardens）的古圣庙（Temple of Ancient Virtue）、毕卡底里（Piccadilly）的德文希尔宫（Devonshire House）、白厅（Whitehall）的骑兵宫（Horse Guards House）以及诺浮克（Norfolk）庞大的霍克汉厅（Holkham Hall）。
1738年，伯林顿伯爵将肯特的帕拉迪奥式市长官邸大厦宫（Mansion House）的设计图提交伦敦市议会（London City Council），因为肯特是天主教徒，引起一个议员的反对，他的设计终于没有被采纳。新教的长老乔治·丹斯（George Dance，the elder）接受了委任，而且相当称职。但是，那年古物发掘的工作已经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译按：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公元79年，与庞培同时摧毁）展开，这次的发现导致了庞培古城的出土（1748年秋）。1752年，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出版了《帕麦拉废墟》（Ruins of Palmyra，译按：帕麦拉为大马士革[Damascus]东北的叙利亚古城）。1757年，又出版了《巴贝克废墟》（Ruins of Baalbek，译按：巴贝克为贝鲁特[Beirut]东北约35里的黎巴嫩古城，罗马帝国时代的宗教中心）。这些发现带给了英国的古典运动一种不可抗拒的精神鼓舞，使盛行于布莱尼姆地方，邱吉尔家族的贝布罗宫（Vanbrugh's palace）的巴洛克风格告一段落。1748年，受伯林顿保护的伊萨克·韦尔（Isaac Ware）在克桑街（Curzon Street）建造了查斯特菲尔德宫。
过度的狂热使帕拉迪奥派的建筑家们忘记了古典形式的建筑是为着适应地中海性气候，而非为风起云涌的英国天气而设计的。科林·坎贝尔一成不变地采用了意大利的形式，而未加以合理的修正，以适应英国的冬季气候，更应该罪加一等。他的梅尔华斯堡（Mereworth Castle）就缺乏阳光。他替罗伯特·华尔波尔建造的豪顿厅为了庄严堂皇的大厅而牺牲了原有的空间，结果却引进了冰冷之风。詹姆斯·吉布斯，克里斯托夫·雷恩（Christopher Wren）的一位门徒，把古典的形式用于伦敦的圣玛利亚教堂（Church of St.Mary-le-Strand，1714—1717年）而得到良好的效果，教堂的尖塔上是用玉石嵌成的抒情诗句。他对雷恩所建的圣克莱门特·丹教堂（Church of St.Clement Dane）又加造了一座尖塔（1719年），虽然对地基而言是过分的高耸矗立，却仍给人一种危然的美感。1721年，他完成了特拉发格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圣马丁剧院教堂（St.Martin's-in-the-Fields）的古典回廊和科林斯式圆柱。最后，他在牛津的雷德克利夫图书馆（Radcliffe Library，1737—1747年）中，创造出圆柱和圆顶完美和谐的建筑。
巴斯在建筑上能有光辉灿烂的成就，约翰·伍德（John Wood）应居首功。他心目中超越一切的概念是联合几个个别的住宅成为单一的整体。于是，他设计并开始建造，而由他的儿子小约翰完成了富丽堂皇的皇家新月厅（Royal Crescent）——30间住宅位于由114个科林斯式圆柱联合成的前庭后面。二次大战期间，它曾受到相当严重但是并非无法修复的破坏。不久，伍德父子建造了“圆屋”（“Circus”，1754—1746年），那是一栋围成圆圈的漂亮住宅，外面是连续的腰线和三层的柱廊；老皮特（elder Pitt）、盖恩斯伯勒（Cainsborough，译按：为英国画家，1728—1788年）和印度的克莱夫（Clive of India，译按：为英国将领，曾任印度总督，1725—1774年）都在此居住过。伍德另外又为皇后广场（Queen Square）的三面设计了一系列的房屋，它们的正面都是文艺复兴时代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但是后来却因故未能完工。许多都市兴建计划都是在拉尔夫·艾伦（Ralph Allen，译按：为慈善家，有“巴斯人”之称，1694—1746年）的资助之下完成的，菲尔丁认为他是阿尔沃西乡绅（Squire Allworthy）的典范。伍德为老艾伦在巴斯2英里外的方丈公园（Prior Park）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帕拉迪奥式宫殿（1735—1743年）。
英国宫殿的华丽足与英国大众的贫穷相埒。艾伦在方丈公园的宫殿就耗资达24万英镑之巨，一种竞争的狂热驱使着贵族富商们不断大批地建造琼楼华厦，而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殷勤好客和浮夸虚饰。根据赫维的记载，罗伯特·华尔波尔只不过因为建造豪顿宫，比邻近的雷恩汉公园（Raynham Park）豪华了一点，而与汤森德（Lord Townshend，译按：为英国贵族，1725—1767年，曾任内阁首相）结了不解之仇。利特尔顿（Lord Lyttleton，译按：为英国贵族，1709—1773年，曾任国会议员）虽然公开指责这种兴建宫殿“传染病似的狂热”，他的妻子却要求建造一座意大利式的新宫殿，在她一再央求之下，他只得屈服，结果倾家荡产；而宫殿落成之时，她却抛弃了他，与一个性别不明（译按：为当时有所谓的阉唱者[castrato]，作者之意概指此）的意大利歌剧演唱家私奔了。很快地，英格兰，甚至于英属爱尔兰，已经到处充斥着这些显示富豪阔绰的展览室，参观这些气派十足的住宅、花园和画室的旅行团以及一些导游的书刊也就应运而生。这些琼楼玉宇的大名更远播到了俄罗斯，凯瑟琳女王（Catherine the Great）曾经请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为她制作饰有英国乡野景色的御桌。
当时英国并没有可供公开展览的博物馆，大多数的绘画都被搜集（也可以说大部分是藏匿）在这些贵族的家庭里。外国艺术家之所以受到特意眷顾的原因，几乎全是因为他们替显贵士绅画像，满足了这些人与草木同朽之余，尚能跃然画布之上，留名以垂千古的欲望。相比之下，山水风景和“历史传记”就显得乏人问津了。当卡尔·凡罗（Carle Vanloo）在1737年到达英国时，已经有不少世系名门在等着让他画像，以至于在他抵达之后的几个星期，他的寓所附近一直是车水马龙，盛况空前，简直可以和戏院剧场分庭抗礼。还有人送大笔金钱贿赂他的经纪人，以提前他们约定的时间；不然的话，他们也许得等待6星期之久。
创立于1754年的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虽然也曾试图借展览和比赛来激励本国的天才，然而对于英国艺术的要求，还是不得不寄望于下一代。克内勒的学生约瑟夫·海摩尔（Joseph Highmore）所画的帕美拉（Pamela）小说风光图没有几个顾客表示满意。托马斯·哈德森（Thomas Hudson）在1749年所作的绘像里，也只捕捉到亨德尔奕奕神采的一点片光鱼吉光片羽而已。在他的学生之中，哈德森曾对年轻的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作过“他将永无功成名就之日”的预言。詹姆斯·桑希尔爵士（Sir James Thornhill）则较有远见，他以牛顿、本特利和斯蒂尔的绘像而获致成功，曾为圣保罗教堂的圆顶、格林威治医院（Greenwich Hospital）和布莱尼姆宫（Blenheim Palace）的天花板作壁画。他又因为把女儿嫁给当时英国最伟大的艺术家，而博得不朽的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