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工业
在路易十五时，法语已成为每个欧洲知识分子的第二语言，以及国际外交上的通用语言。连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除了对他军队训话以外，通常也讲法语，吉本的第一本书，也是用法文写的，而且曾有一段时间想用法文来写《罗马帝国兴衰史》。1784年，柏林学院（Berlin Academy）设奖征文，以探究法文占有此种卓越地位之原因，同时用法文来发布该学院的出版物。法文在语言中所以卓越，其主要理由为：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政治上居于主宰地位，法国军队驻守在荷兰、德意志、奥地利与西班牙，帮助了法语的散播；法国文学在欧陆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在英国尚有保留）；巴黎社会的风尚，被视为欧洲上层阶级的风向标；在国际商业交易上，想用一种现代而有弹性的语言代替拉丁文的愿望，以及法语学院（French Academy）透过字典对法语所作的净化与标准化工作。除了法国以外，再没有哪个地方的语言，能像法文一般的精确多样，词汇如此深刻而迷人，风格如此优美而清晰，但在这种胜利中也有一些损失：法语散文牺牲了蒙田的简朴直接，以及拉伯雷的粗犷与会心的活力，法语诗歌在布洛瓦的规则监狱中萎缩。而法语学院本身，一直到杜克洛在1746年当选重振声威为止，业已流入一种梦幻般的形式主义与过分小心所造成的平庸。
奥尔良公爵摄政期间，在思想与言论上的相对自由，鼓励了作家、出版家乃至图书馆的倍增。画家——出版家——书商也隐藏在各地，尽管随着18世纪的进展，他们的生意愈来愈危险。仅在巴黎一城，就有360位这类人物，他们几乎都相当贫穷。许多市镇上，已有巡回图书馆，其中许多图书馆以40苏的收费，将馆中的阅览室开放给公众。以著作为业者往往不够维持生活，通常均需以其他副业作为贴补，因此，那位老克雷比永即曾担任过公证书记，而卢梭也曾抄写过乐谱。只有少数几个有名的作家能够以高价出售他们的作品；马里沃由于约翰·洛的公司崩溃而破产，乃以写一些剧本与《玛丽安娜》（Marianne）一书恢复其财产。通常总是为贫穷所困的卢梭，因著《爱弥儿》（Emile）一书而得到5000利维尔。当时唯一的版权为皇家准许出版权，这一权利保障作者的书不致在法国被盗印，但不能防止海外的盗印。而这权利给予的对象，仅是某些经过检察官检查，认为并不触犯教会或国家的稿本。新观念只有将其主题或异端邪说伪装起来，以冲破障碍。这种计谋如果失败了，某一作者可能将他的稿本送到阿姆斯特丹、海牙、日内瓦或是其他外国城市，以法文印刷，然后在外国发行，并且秘密地在法国境内流传着。
中产阶级的扩张，教育的普及与巴黎知识分子的聚集，造成了一群渴求书本的读者，以及一群满足此种需要的作者。而法国在路易十五时代的逐渐衰弱，以及宗教信仰的逐渐没落，也刺激了政治与哲学问题的口头抑或文字讨论。而贵族一则愤恨曾经削弱他们权力的王室，一则气恼支持王室的教会，于是对那些批评政府与教条的言论发生兴趣；较高层的中产阶级也有同感，而期待着一种改变，以便取得与贵族同等的社会地位。
在这种新情势下，作者因而得到了以往抑或18世纪以后的时代里罕曾得到的地位。他们在各个沙龙里普受欢迎，他们在那儿滔滔议论，只要不触怒尊贵，他们也都受到尊贵之接待。此外，他们也受到资本家像拉·波佩林涅里之款待，有时还供住宿。他们虽然贫穷，但是他们形成了国家的一种力量。杜克洛在1751年时说道：“在所有的帝国里，无形的心灵帝国，幅员最广。权力之士能发号施令，但智慧之士则施统治。因到最后……公论迟早将克服或推翻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假借金钱政府去造成公论的技巧在1751年尚未精熟。）
由于受到广泛读者的赞誉，加上成百机敏竞争者的刺激，更因为教条主义坠落所得的解放，以及希求出版这一虚荣心的驱使，法国作家乃以无数的信函、小册子、论文集、苛评、散论、回忆录、历史、小说、戏剧、诗歌、神学、哲学以及色情文学所构成的小舰队，向着浩瀚的笔墨之海攻击，终至冲破了检查的锁链，扫清了种种阻力，改变了人们的心智、信仰以及法国政府，甚至在某种程度之内，改变了整个世界。在文献上从未有过像这时代的高巧机智，优雅可悦，粗俗讽刺，乃至致命的嘲笑。教会与国家的每一戒律，都在这时尖锐、有时有毒而又往往不具名的文笔之攻击下，颤抖不已。
甚至于个人间的通讯也变成了一种公共艺术。男人与女人都竞相修改、重写、润饰他们的书信，以希求这些书信能在众人眼前闪耀着光彩。有时候，他们也能够成功，他们的书信也就变成了文学。由于他们喜爱交谈，在不共一地的朋友与仇敌之间，他们乃以面对面一般自然的言语，以及在客厅桌子上一般光辉而生动的语调，在信纸上互相交谈。这些信函不仅是个人的琐碎新闻，另有许多论述政治、文学或艺术的书函。有时候还以诗表达，其词句潺潺流动着法语易于使用的韵调，并且洋溢着赞美的言辞。伏尔泰即常自他轻快心智与敏锐才思中，以书信体的诗句愉悦朋友。
雄辩的时代正趋结束，因为18世纪的法国，甚至惧为艺匠如布歇诸人所烦。这一时代将随大革命而重返。回忆录仍旧风行，是因留给后世的书信，保留了通信的一些胜境。死于1750年的施塔尔·罗内（Staal de Launay）男爵的《回忆录》到了这一时期末尾，即在1755年方才付梓。这令人忆起摄政及晚会的日子。格里姆说道，这儿有位在散文的优异上与伏尔泰相对峙的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