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艺术
陶瓷在此是主要的艺术品，因为这个时期的日耳曼人教导全欧制造瓷器的方法。“硬汉”奥古斯都雇用了约翰·腓特烈·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ttger），把贱金属炼成金。伯特格尔失败了，但是他和斯宾诺莎的老友瓦尔特·冯·奇恩豪斯（Walter von Tschirnhaus）在德累斯顿城建立一座彩陶工厂，进行试验，结果成功地造出欧洲第一只硬质玻璃混合的瓷器。1710年他把制造工厂搬至离德累斯顿14英里的迈森城，并在该地继续改良其方法与产品，至死为止（1719年）。迈森的瓷器在白色的背景上以艳丽的色泽来涂上花、鸟、风俗画、风景、海底景色，以及从东方服饰与生活中捕捉得来，具有异邦风味的纤细图案。在约翰·约阿希姆·肯德勒（Johann Joachim Kndler）的领导下，方式进一步改良，在上釉之前，除了图画之外更在瓷器上雕刻。根据想象雕成的小塑像保存了日耳曼民俗和喜剧中的人物，如肯德勒和埃伯莱恩（Eberlein）合作的那些“天鹅的服侍”等想象杰作更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光艳和圆润，足以和妇女各种不同的装扮相抗衡。不久之后全欧的贵族，连法国也不例外，都拿迈森陶瓷的那些幽默地讽刺着人们的形象来装饰房间。该镇于1758年在“七年战争”中被普鲁士军队蹂躏之前，一直在这方面居于领导地位。
德国的制陶家从奥格斯堡、纽伦堡、拜罗伊特（Bayreuth）和其他中心，将富于巴洛克式的陶器产品，注入德国家庭之内，其种类从最可爱的彩陶和瓷器到悦目的酒壶，这些酒壶使人觉得即或喝啤酒也是一种美学的享受。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德国不仅在瓷器方面领导着欧洲，连玻璃制品也是一样。这个时期德国的铁匠也是举世无双的，奥格斯堡、艾伯拉赫（Ebrach）以及其他各地铁匠所炼制的铁门，足以和让·拉摩（Jean Lamour）在南锡城所建的相抗衡。只有巴黎最佳的金匠才胜得过德国的金匠。德国镂刻师克诺贝尔道夫（Knobelsdorff）、格鲁默（Glume）、鲁根达斯（Rugendas）、里丁格（Ridinger）、格奥尔格·基利安（Georg Kilian）、格奥尔格·史密特（Georg Schmidt），在铜板上刻上或铸成精致的图案。
这个时期德国画家并没有赢得华托、布歇、拉图尔和夏尔丹等人所得来的国际令誉，部分原因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地域观念使然，非日耳曼人并不熟悉科斯马斯·阿萨姆（Cosmas Asam）、巴尔塔萨·德内（Balthasar Denner）、约翰·费德勒（Johann Fiedler）、约翰·泰勒（Johann Thiele）、约翰·泽勒（Johann Ziesenis）、格奥尔格·马里斯（Georg de Marées）等人的画；至少也该提一提这些人的名字。比这些人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一个定居德国的法国艺术师安托瓦·帕斯纳（Antoine Pesne），后来他还成为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的御用绘师。他的那幅杰作上画的是仍为3岁稚龄的天真小孩弗里德里希，旁边是6岁的姐姐威廉明娜。这幅画要是在巴黎画成，那早已闻名全世界了。
有一家人在绘画、雕刻和建筑等三方面颇享声誉。科斯曼·阿萨姆在累根斯堡城圣艾默拉（St.Emmeram）教堂画出圣贝内狄克特升入“天堂”的情形，图上有一张高大的登陆垫子帮他忙。科斯曼和他兄弟埃吉德（Egid）携手合作设计慕尼黑圣尼波慕（St.Nepomuk）教堂的内部——建筑物上添加最奔放的巴洛克式雕刻。埃吉德以灰泥雕成《圣母升天》（Assumption of Mary），置于巴伐利亚的罗尔（Rohr）城修道院的教堂。洛伦佐·马蒂利（Lorenzo Mattielli）在德累斯顿城所建的《海神喷泉》（Neptune Fountain），表现出意大利人精巧的手工，这在撒克逊都城的荣耀中是极负盛名的一个。巴尔塔萨·佩尔莫瑟（Balthasar Permoser）以一大堆象征性的形象糟蹋了他自己雕好的“尤金王子的崇拜”（Apotheosis of Prince Eugene）；他又用同样复杂的花式来装饰德累斯顿的亭阁；他在德累斯顿城宫中礼拜堂讲道坛周围所环列的“使徒”，几乎达到米开朗基罗同样的庄严和力的表现；而他在该教堂菩提树所刻的“圣安布罗西”，在18世纪前半叶的雕刻中几乎名列首位。格奥尔格·埃本赫策特（Georg Ebenhecht）为桑索西（Sanssouci）城的公园所刻的巴库斯与阿里亚德妮（“Bacchus and Ariadne”）这座可爱的雕像中想象出一位身材苗条的德国美女。德国的公园和花园多的是雕像，有一位巴洛克式艺术的鉴定家估计：“德国境内优良的花园雕像，比欧洲其他地区雕像的总数还要多。”
不过，本时期德国艺术家只有在建筑方面才引起欧洲艺术家的注意。约翰·巴尔塔萨·纽曼（Johann Balthassar Neumann）在十几个城市里都留有作品。他的杰作是维尔茨堡城王子兼主教的官邸，虽然也有别人与他合作设计及施工（1719至1744年），但是主其事者还是他本人。装饰辉煌的“威尼斯室”和“镜室”虽毁于二次大战的战火，却仍有4个房间留下来证明其内部之堂皇。而因其天花板由蒂耶波洛作了壁画而闻名于艺术界的堂皇楼梯，乃是当时杰出的同型建筑之一，也使得纽曼成为当时建筑师中的翘楚。截然不同，却同样精美的，是他为大主教宫室所建的楼梯。他在科隆附近为奥古斯都堡（Augustusburg）建造的双重楼梯可能比前面两个都漂亮。他特别偏爱楼梯，他在艾伯拉赫城的修道院中又大事表现了他的楼梯艺术。他又在美因河岸的（Vierzehnheiligen）城建造了“朝圣教堂”（Wallfahrtskirche）；他以华丽的巴洛克艺术来装饰特利尔（Trier）城的波林纽斯基策（Paulinuskirche）和波恩附近的克鲁兹博格基策（Kreuzbergkirche）这两座教堂；在维尔茨堡大教堂之外，他又加盖了一座教堂，其外部已达巴洛克艺术之极致。
教会的建筑至此专门集中在庞大的修道院上。巴伐利亚的皇帝路易于1330年在上阿默高（Oberammergau）附近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创建一座贝内狄克特派修道院，名为克罗斯特·埃塔尔（Kloster Ettal），1718年由恩里科·朱斯里（Enrico Zucclli）加以修复，并在其上加盖优雅的圆顶。这座修道院的教堂1744年毁于一场大火；1752年由约瑟夫·施穆策（Josef Schmuzer）重建，内部以金黄与白色的洛可可式花样豪华地加以装饰，并加上约翰·泽勒（Johann Zeiller）和马丁·克诺勒（Martin Knoller）的壁画；1757年又加上堂皇的两侧祭坛，并有一架外形极为漂亮的风琴。这些供祈祷用的纪念物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梅林根（Memmingen）城东南，奥托博伊（Ottobeuren）城的本笃派修道院里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修道院教堂”。约翰·米歇尔·菲舍尔（Johann Michael Fischer）组织整体，约翰·克里斯蒂安（Johann Christian）贡献了镀金的雕刻，而马丁·霍尔曼（Martin Hrmann）则提供唱诗班的台子——该世纪德国木刻的精品。菲舍尔为这项工程断断续续地从1737年一直工作到1766年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统治阶级的人士和僧侣一样，都厌于等待坟墓上边天堂的出现。虽然如吕纳堡和班堡等地都已盖起体面的市政厅，但是俗世的建筑主要还是城堡和王宫。就同巴登·杜拉策（Baden Durlach）地方边境侯爵的“宫室”一样，凯尔斯里埃（Karlsruhe）也有一栋扇形的奇异“宫殿”——房子的弯栋从庭院向外辐射至城市的街道。这个宫廷，就跟该市大部分建筑物一样，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化为废墟；由安德烈·施吕特（Andreas Schlüter）和其继承人（1699至1702年）所建的大柏林宫也在同一次悲剧中塌陷；另外还有一个牺牲者，那就是柏林斯潘道（Spandau）城门附近的莫比尤（Monbijou）宫；为科隆大主教设计的布鲁尔（Brühl）城城堡也部分被摧毁；布鲁夏尔（Bruchsal）宫则全毁。约瑟夫·埃夫纳（Josef Effner）在慕尼黑建了安德烈·施纽特宫，而约翰·塞兹（Johann Seitz）在特利维尔城为在位的大主教建造选侯宫（Kurfürstliches）——这是有含蓄美的模范作品。马克西米里安·冯·威尔士（Maximilian von Welsch）和约翰·丁岑霍夏尔（Johann Dientzenhofer）为美因茨城的主教兼选侯在波莫尔斯菲尔登（Pommersfelden）附近建了另一座大城堡——威森斯特因（Weissenstein）宫——约翰·鲁卡斯·冯·希尔德布兰德（Johann Lukas von Hildebrandt）在其中装设一个著名的双重楼梯，达官显要上下其间无虞互撞。
腓特烈大帝胜过18世纪德国的俗世建筑，其方式是委任格奥尔格·冯·克诺贝尔斯多夫（Georg von Knobelsdorff）和其他人士在波茨坦以他本人设计的图样建起3座王宫，加起来的整体几乎可以媲美凡尔赛宫：国宫（1745至1751年）、新宫（1755年）和腓特烈的夏宫——他称之为“无忧堡”。沿着哈韦尔（Havel）河岸有一条宽广的大道逐渐往上爬，共分5段，穿过一个梯形的公园就可抵达这个“无忧堡”。该堡有竖框的窗和中央穹隆圆顶似乎有点抄袭德累斯顿城兹温格宫的迹象。一翼有条宽广的艺廊，在圆顶底下是一列漂亮的科林斯式柱廊，另有一座“图书室”装饰着洛可可式的涡形装饰，而用玻璃遮盖着，微微发光的书籍可以使他逃避政治和诸将军。而伏尔泰主要就是在无忧堡会见这位哲人王伙伴。这个哲人王既能治理国事，又能反抗教会，设计建筑物，描绘画像，写一手过得去的诗和极佳的历史论著，在战争中赢得半个欧洲的抵抗，作曲，指挥交响乐团，并喜吹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