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回国（1745—1750）
疲惫不堪的这位胜利者回到柏林（1745年12月28日）以后发誓：“从今以后我至死维护和平！”普鲁士以外（还有该国国内的某些人）全欧的人都骂他是个阴谋的窃贼，却又同时景仰他是个成功的小偷。伏尔泰谴责他的杀戮，却又称赞他为“大帝”。对于这位诗人的抗议，腓特烈在1742年这么回答他：
您问我说我的同胞同意毁灭世界多久。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尽管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不过，战争是时势风气所趋，据我估计，时间可能很长。“圣父修道院”（Abbéde Saint Pierre）不以与我通信为耻，并送我一本关于重建欧洲和平，并使之垂诸无疆之休的好书……这项计划的成功所缺乏的，就是只有全欧的同意，以及一些类似的琐事而已。
他以那本死后出版的《我们这一代的历史》（Histoire de mon temps）作为自己向欧洲所作的辩白，他在书中采用马基雅弗利的原则，认为国家的利益重于私人道德的规定：
也许后世的人看到这些备忘录中有关和约签了又毁的记载时会极感惊讶，这种举动虽然在过去也有过先例，但是有先例不能作为本书作者行为正当的说辞，除非他有更好的理由。国家的利益应该当做君王遵循的规定。在有下列诸原因中之一存在时，协约能够加以撕毁：（1）友邦不守约定事项时；（2）友邦准备欺骗你，而你除了抢先机之外别无他法时；（3）巨大的压力施诸你身，逼你毁约时；（4）你无法继续战争时……我认为个人小心翼翼地遵守诺言乃理所当然之事……要是有人欺骗他，他可以请求法律保护他……但是，要是甲君主违背了乙君主签订条约的条款时，乙君主又到哪一个法庭去控告呢？个人之言只涉及个人的不幸，而君主之言却可能给全国人民带来普遍的灾祸。这一切的一切可以化成一个问题，那就是：整个民族毁灭了好还是君主毁约好？难道有哪一个傻瓜会对这个问题犹疑不决吗？
腓特烈也同意基督教神学的看法，认为人性本恶。当某校的督察苏尔策（Sulzer）向他表示“人类天生的趋向是向善而不向恶”的意见时，国王这么回答他：“你不懂这个可恶的人类。”腓特烈不仅接受拉罗什富科认为人性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分析，他更相信，要是没有警察约束的话，人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绝对无法无天。由于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而这种集体的自我为中心的看法又没有国际警察来约束，因此只有其他国家的势力才足以威胁一个国家。因此，“国家的首号仆人”（腓特烈自称）的首要义务就是把国家的力量组织起来防御，这包括抢先机的防御——把别人准备施之于你的事情先施之于他们。因此对腓特烈而言，就跟其父一般，军队成为国家的基础。他建立起一种细心监督、悉心规划的经济；他保障制造业与商业；他派出人马到欧洲各地去网罗技艺高明的工人、发明家和工业界人士。不过他又认为这一切到头来都将化为泡影，除非他把军队组织成全欧训练最彻底、最守纪律、最信赖得过的军队。
在有了这么一支军队、加上组织良好的警察之后，他认为无须把宗教拿来辅助维持社会秩序。有一次不伦瑞克的威廉王子问他，难道他不认为宗教是统治者权威最佳的支撑物，他回答说：“我觉得秩序和法律两者已经足够……你所说的宗教不存在时，各个国家都已治理得令人称道。”不过，对于维持“秩序”有贡献的那些道德观念的诱导这一方面，他还是接受宗教的协助。他保护境内各种宗教，不过却坚持由他指定天主教的大主教，尤其是西里西亚地区更是如此。（天主教公国也一样坚持指定大主教的主张，而英国国王也坚持指定英国国教的大主教。）每个人——包括希腊正教徒、回教徒、唯一神教派、无神论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崇拜各种神明或什么也不去崇拜。然而却有一个限制：当宗教方面的冲突被滥用或太激烈时，腓特烈就加以干涉，有如对付任何有碍于内部和平的威胁一般。到他晚年之时，他较能容忍人们对上帝的抨击，比较无法忍受人们对于他的政府所做的抨击。
这位造成欧洲的恐怖、哲学家崇拜之偶像的人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呢？他身高5英尺6英寸，不太足以当指挥官。年轻时身体还算健硕，经过10年的治理国事与征战之后，他变得消瘦、胆怯、紧张，就像一条极敏感极有力的电线一般。两眼尖锐，带着看穿别人、怀疑别人的智力。他也能说笑，而其机智更不亚于伏尔泰的敏锐。要是没人惹火他，他是很可亲的。他是位极严酷的国王，很少让公正受到慈悲的影响，他在安详地看着士兵被鞭打的时候还能够和同胞大谈哲学。他讥讽别人的利嘴有时伤害到他的朋友。他生性吝啬，偶尔也大方一下。由于他惯于要别人服从他，所以逐渐变得专制，难得听人家的忠告，更不去求人提出意见，更不用说接受劝告。他忠于亲近的人，却瞧不起整个人类。他很少和妻子交谈，限制她用钱，并且把她谦卑地列出她所需物品的字条当着她的面撕毁。大致说来他对威廉明妮很好，不过，有时候她也会觉得他太冷酷。其他妇女，除了来访的公主之外，他都一律和她们保持距离。他对于女性的柔美以及胴体或性情的魅力毫无胃口，他更厌弃沙龙里那种闲谈。他较喜欢哲学家与美少年，他经常在晚饭后带一个美少年到他房里去。也许他更喜欢狗。到晚年时，他最钟爱的伴侣就是猎犬。这些猎犬在他床上睡觉，他要求在这些猎犬的坟上树碑，还下令说在他死后把他埋葬在它们附近。他觉得又要当个成功的指挥官，又要做个可亲近的人，两者实在难能得兼。
1747年他患了一次中风，前后共有半个小时不省人事。其后他就以稳定的习惯和节俭的养生之道来维持不稳定的健康。他睡在单折的铺有薄席的床上，靠阅读来催眠。在他中年时每天只要睡五六个小时即已足够。夏天通常三四点或5点起床，冬天则稍微晚一点。他只留一个仆人侍候他，主要是为他生火、刮脸。他瞧不起那些要别人帮他穿衣的国王。他并不以身体的整洁或衣着的华丽闻名。他半天穿长袍，另外半天则穿着卫兵的制服。他早餐先喝几杯水，然后再喝几杯咖啡，再是几块蛋糕，最后则是许多水果。早餐后吹笛，一面抽烟一面思考政治与哲学。每天11点左右他总去参加部队操练。他在中午的正餐，通常都掺着有各种会议。一到下午，他又成了作家，花一两个钟头来写诗或历史。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他是当时在他一家族的人之中最佳的历史学家。在处理几个小时的行政业务之后，他和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及音乐家共同轻松一下。晚上7点钟，他也许在某个音乐会上担任笛手。到8点30分的时候就是他那闻名的晚餐时刻了，通常（1747年5月以后）是在无忧宫开饭。这些餐会上他所邀请的是最亲近的同袍、来访的贵宾以及“柏林学术院”的知名之士。他要与会者随便些，忘记他是国王，畅所欲言。与会者除了政治不谈以外，真的放胆畅谈。腓特烈自己大谈特谈，话特别多，也特别博学，特别抢眼。利涅王子说：“他谈话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如百科全书一般，文艺、战争、医学、文学、宗教、哲学、道德、历史、立法等方面轮番以摘要的方式一再提及。”只需再加上一个人，这种宴会就成为心智的聚餐了。这位先生于1750年7月10日果然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