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
当时最伟大的君王和最伟大的作家两人之间的通信在时断时续的情形下维持了42年之久。几乎每句话都值得一读，我们难得有这个福分可以时常听到两位大人物之间这种秘密且经深思的对话。我们很吃力地尽量避免去引述这些信件中启发人的判断以及机智的突现，不过，只需几段文字就可以帮助我们想见在兵力和笔杆方面两位巨人之形象。
首先，他们在互相景仰中意见一致。腓特烈对于法国竟不识“境内的财宝”，以及让伏尔泰“孤零零地在香槟（Champagne）沙漠中过日子”这两件事极感惊讶。“因此锡雷城将成为我的德尔斐（Delphi，译按：阿波罗神庙所在地），而你的信就是我的预言。”“离开您那不领情的国家，到一个您会被崇拜的国度来吧！”伏尔泰也以这几束鲜花回敬：“您思考的方式有如图拉真，您的写作有如普利尼，您的法文有如我国最佳的作家……在您这有吉兆的领导之下，柏林一定会成为德国的雅典，甚至于成为全欧洲的雅典。”他们也一致同意自然神论，他们肯定对上帝的信仰，他们承认对它一无所知，他们一致鄙视以冒充的登升“天国”作为其权力基础之教会人士。不过，腓特烈是个不折不扣的物质主义者（他说过：“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我是物质，我能思想。”）兼宿命论者，而伏尔泰却迄仍不愿放弃自由意志。腓特烈主张“对基督教的寓言三缄其口，因为这些寓言之所以被褒扬乃是因为其古老，加上荒诞、没有风味的人民之轻信使然”。伏尔泰则抓住每个机会来指点他贵为皇族的学生对人道的爱以及对怀疑、狂热和战争的仇恨。腓特烈却不太在意人道：“大自然很自然地造了窃贼、醋桶、造假的人，还有谋杀者，这些人弥漫在世间，要是没有法律来约束罪恶，那么每个人都将会随自然的本能做事，而只顾他自己……人类生来就有向恶的倾向，人们善的成分只有和教育及经验改善得了的冲动之量成正比。”
腓特烈接受教导的最后数年，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记。他在1738年参加“互助会”。1739年，显然是受到伏尔泰的影响，他写成了一本名叫《马基雅弗利王子之辩驳》（Réfutation du Prince de Machiavel）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使得那位意大利哲学家肩负起一切任务，让一个统治者为了维持并发展他的国家起见，而使一切手段合理化。而这个新王子却加以反对。他认为政府唯一的真原则就是忠诚、公正以及统治权的荣耀。这位皇室哲学家表示他鄙视那些喜欢“征服者卖命得来的荣耀，却不喜欢以仁慈、公正和宽厚换来的荣耀”之国王。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使人借着小气与毁灭别人来增强自己。腓特烈接着说：
马基雅弗利还不懂王权的真正本质……成为他统治下人民绝对的主人并不是真王；这种人只配称人民的领班仆人（le premier domestique），应该是人民福祉的工具，有如人民成为他自身荣耀的工具一般。
也许是附和伏尔泰的说法，腓特烈对于英国的政府结构赞不绝口：
我认为，要想找一个足堪作为现代政府形式的模范的话，应该要推英国政府。英国的议会是人民与国王最高的审判者，国王有为善的全权，但一点为恶的权力也没有。
我们找不出这些表白有何不诚实之处，这些话在这个时期腓特烈的信件中一再出现。他把手稿送给伏尔泰（1740年1月），后者请求允许他把它出版。这个自负的作者害羞地答应了。伏尔泰写了一篇序，把手稿拿到海牙去，负责其印刷，并校正印稿。9月底左右这本匿名的书公之于世，书名是《反马基雅弗利》。作者隐名的秘密不久即被识破，读者与伏尔泰一齐欢呼哲人王的降临。
腓特烈·威廉一世至死为止几乎一直是棵执拗的橡树，他一向斥责别人，公开指责别人，并以他奇特的方式立法。只有在王宫传道师告诉他，说他即将去世，若想获得上帝的原谅，必须先原谅自己的敌人时，他才很勉强地和世界讲和。弥留时，他把腓特烈召来，抱住他饮泣。或许这个执拗的青年毕竟已具备了当国王的条件吧！他向围绕床缘的将军们问道：“我有这么一个儿子，能不高兴吗？”如今这个为人子的人可能更明白老人家认为作为一国之君，必须稍有铁石心肠方可胜任的道理了。
1740年5月31日，腓特烈·威廉一世疲惫地活了51年之后，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和王座，与世长辞。反马基雅弗利者继立为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