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虽然所有的资本都只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但是同量的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随资本用途的不同而极为不同，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极为不同。
资本可以用作四种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需使用和消费的天然产物；第二，用来制造和准备这些天然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第三，将天然产物和制成品从充裕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将天然产物和制成品分成较小的部分，以适应所需之人的随时需求。按照第一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从事土地、矿藏和渔业的改良或耕作的人的资本；按照第二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制造厂主的资本；按照第三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批发商的资本；按照第四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零售商的资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的资本使用方法是不能归于这四类的。
这四种资本的使用方法，每一种对其他三种的存在和扩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的一般福利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除非使用资本来使天然产物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否则任何制造业和商业都不能存在。
第二，除非使用资本来制造需要先做大量准备才适于使用和消费的天然产物，否则这部分天然产物就不会被生产出来，因为不可能对它有需求；如果它是自然生长的，它就没有交换价值，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第三，除非使用资本将天然产物或制成品从充裕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否则除了当地消费所必需的以外，就不会生产更多。批发商的资本可以使一个地方的剩余产品交换另一个地方的剩余产品，从而鼓励产业，并增加两地的享用。
第四，除非使用资本来将一定部分的天然产物或制成品分成许多小的部分，以适应需要它们的人的随时需求，否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将所需货物以超过当下所需的数量大批买进。例如，如果没有屠夫这行，每个人就不得不一次性买进一整头牛或一整只羊。这对富人一般来说是不方便的，更不要说穷人了。如果一个贫穷的工人不得不一次购买一个月或六个月的食物，他就不得不把一大部分原本用作资本的资财，即用于职业上的生产工具或店铺中的家具上这些可以为他提供收入的资财，转而用作供直接消费而不提供收入的资财。对这样的人来说，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当他需要时一天一天地，甚至一小时一小时地购买食物。这样他就能将几乎全部资财用作资本。他所能提供的工作的价值扩大了，这种方式所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零售商因要获利而将货物价格提高的数目。一些政论家对店主和商人所抱的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零售商的增多，虽然会对彼此造成伤害，但不会对公众造成伤害，因此大可不必对他们课税，或限制他们的数目。例如，能在某一城市出售的杂货数量，是受到该市及其周边的需求限制的。因此，能在杂货业使用的资本不会超过足以购买这种数量的杂货所需要的。比起全在一个人手中，如果资本在两个杂货商之间分摊，会使两者的售价更为低廉；如果分归20个杂货商人经营，他们的竞争就会更大，而他们联合起来抬高价格的可能性就会越小。竞争或许会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破产，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以听凭他们自己去处理。这既不会伤害消费者，也不会伤害生产者；相反，比起整个行业垄断在一两个人手中，他们的竞争一定会使零售商贵买贱卖。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有时会诱使消费者买一些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可是这种弊害太不重要了，不值得公众注意，更不必用限制他们人数的办法去加以防止。举一个最容易令人弄错的例子，不是因为酒店太多，致使普通人民有酗酒的特性，而是因为由其他原因引起的酗酒特性，才使得酒店林立。
把资本按上述四种用途使用的人，本身就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如果使用得当就会固定和体现在劳动对象或要售卖的商品上面，在它的价格上一般至少会增加他们自己的维持费和消费的东西的价值。农场主、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全都是从前二者所生产、后二者所买卖的货物的价格中得来的。可是，在每种用途中使用的等量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彼此非常不同，从而对所属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比例也非常不同。
零售商的资本补偿了他从其购货的批发商的资本和利润，从而使批发商能继续营业。零售商自身是他自己的资本所直接雇用的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他的利润包含了零售资本的使用对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全部价值。
欧洲的药铺在出售中国的香料
原材料的支出也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由东方传入的胡椒、丁香和肉桂等香料，最早是作为药品在欧洲的药铺里出售的。
批发商的资本补偿了他从其购买天然产物和制造品的农场主和制造厂主的资本和利润，从而使他们能继续经营各自的事业。主要是由于这种服务，批发商对支持社会生产性劳动和增加社会年产物价值做出了间接的贡献。他的资本还雇用了将他的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海员和搬运工。在这些货物的价格上增加的价值，不仅有他的利润，还有他们的工资。这就是他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全部生产性劳动，和对年产物所直接增加的全部价值。它在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零售商资本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制造厂主的资本有一部分用作固定资本，投在他的生产工具上，补偿了他从其购买这些工具的其他工匠的资本和利润。他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原料，补偿了他从其购买的农场主和采矿人的资本和利润。但大部分的流动资本总是以每年或更短得多的时间分给他所雇用的工人。这一资本对所加工的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包括雇工的工资，以及雇主投资支付工资和购买材料工具应得的利润。因此，比起在批发商手中的同量资本来，它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要大得多，它在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上所增加的价值要大得多。
同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没有比农场主的更大的了。不光他的劳动雇工，他的劳动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中，大自然也和人一道劳动，虽然大自然的劳动分文不取，但它的产物具有价值，和工资最贵的工人的产物一样。农业最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是增加大自然的生产力，不如说是引导大自然的生产力，使之生产对人类最有利的作物，虽然它也会使生产力增加。一块布满荆棘的土地，常常也和耕种得最好的葡萄园和谷地一样，生产大量的蔬菜。种植和耕作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生产力，不如说是调节自然的生产力。在人类的劳动之后，大部分的工作常常要留给大自然去做。可见，在农业中使用的劳动者和牲畜所再生产的价值，不仅像制造业中的工人那样，等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价值，或者是雇用他们的资本以及资本所有人的利润，而且是一个大得多的价值。除了农场主的资本和利润以外，他们还经常再生产出地主的地租。地租可以看作地主借给农场主使用的自然力的产物。地租的大小，依想象的自然力的大小而定，换言之，依想象的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或增进的生产力的大小而定。在扣除或补偿可以认为是人类工作的一切东西以后，剩下来的就是大自然的工作。它在所有生产物中，很少占四分之一以下，常常占三分之一以上。用在制造业中的等量生产性劳动，很少能带来这么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大自然不起作用，全是人类所为，再生产量的大小必然与导致再生产的生产因素的力量大小成比例。所以在农业中使用的资本不仅比在制造业中使用的等量资本能推动更大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而且能在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上，在它的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上增加更大的价值。在能够使用资本的一切用途中，农业投资是对社会最为有利的。
任何社会在农业和零售业中使用的资本，一定总会留在本社会内。它们的使用几乎总是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农场或是零售商的店铺。虽然有例外，但它们一般也必定属于本社会的居民。
反之，批发商的资本似乎不是也没有必要固定在任何一个地点，它可以从一处移往另一处，依能否贱买或贵卖而定。
制造商的资本无疑会留在制造进行的地方，但究竟应在什么地方，未必有确定的必要。它常常可以离原料产地和制成品消费地很远。里昂就距离为它供应原料的地方和消费制造品的地方很远。西西里的时尚人物穿着其他国家制造的绸缎，而其原料却是他们自己国家生产的。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是在大不列颠出产的，但随后又有一部分大不列颠制造的毛织物被送回西班牙。
一国中用资本来出口剩余产品的批发商究竟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是外国人，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要比他是本国人时少，但也只少他一个人；本国的年产物的价值也比较少，但也只少他一个人的利润。但他所雇用的海员和搬运工仍然可以是他自己国家的人、当地人或第三国的人，就像他是当地人时一样。外国人的资本也和本国人的资本一样，能用国内的剩余产品去交换一些国内需要的东西，而使这些剩余产品具有的价值也是相同的。它同样有效地补偿了剩余产品生产者的资本，同样有效地使这些生产者能继续自己的营生。批发商资本的主要贡献是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增加本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
地中海地区贸易中心：威尼斯
商人对于财富的追求，使他们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障碍，到达世界各地。盛产工艺品、花边、刺绣的威尼斯曾于10世纪建立城市共和国，在中世纪一直是地中海地区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之一。新航路开通后，因欧洲商业中心渐移至大西洋沿岸而衰落，1866年并入意大利王国。
更加重要的是，制造商的资本应当留在国内。这样的话它能推动更大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能增加更大价值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但是，尽管不留在国内，它仍然可能对国家非常有用。就每年从波罗的海沿岸进口亚麻和大麻进行加工的英国制造商来说，他的资本肯定对这些生产国非常有用。这些原料是生产国过剩产品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每年用来交换一些本国需要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不久也会停止生产。出口商补偿了生产者的资本，从而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而不列颠的制造商又补偿了出口商的资本。
一个国家，也像个人一样，可能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本去改良和耕种它的所有土地，制造和准备它的所有天然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把天然产物或制造品的过剩部分运往远方的市场以可以交换到本国所需要的东西。大不列颠许多地区的居民就没有足够的资本去改良和耕种他们的全部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乏资本在本地制造，大部分不得不经历极其恶劣的道路长途运输，去约克郡制造。大不列颠有许多制造业小城镇，那里的居民没有足够的资本将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运往有需求能消费的远方城市。如果他们中间还有批发商的话，那也只是住在大商业城市的富商的代理人。
当一国的资本不足以同时投入这三种用途时，投在农业上的部分越大，其所推动的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也越大，从而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越大。除了农业之外，投入制造业的资本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是最大的，所增加的年产物的价值也是最大的。投入出口贸易的资本在这三者中效果最小。
实际上，没有足够资本投入全部三种用途的国家，其富裕程度尚未达到自然所允许的水平。试图贸然用不充足的资本同时从事这三种用途，肯定不是获得充足资本的最便捷途径，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一国中所有个人的资本，就像单独一个人的资本一样，是有限度的，只能用来达到某种目的。一国中所有个人资本的增加，也像单独一个人的资本增加一样，只有靠他们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增加从收入中省下来的部分。因此，当资本用在能为一国全体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能做最大的积蓄时，全体居民的资本就会最迅速地增加起来。但国内全体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定与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大小成比例。
北美殖民地“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给予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同年12月16日，殖民地人民发起“波士顿倾茶事件”。波士顿人化装成印第安人模样，将茶叶搬出东印度公司的“达特茅斯”商船，倾倒入海。这次事件成为美国革命的导火索。
我国美洲殖民地迅速走向富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把几乎所有的资本都用在农业上。它们除了一些粗糙的家庭手工业以外（这些制造业伴随着农业进步必然产生，常常是每个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美洲的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沿海贸易，都由住在大不列颠的商人的资本来经营。甚至在某些省份，特别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许多零售货物的商店和货仓也属于母国商人，为一个社会的零售业不由本地居民的资本经营提供了为数不多的例证之一。假如美洲居民联合起来，或用任何其他激烈的方式，阻止欧洲制造品的进口，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垄断的机会，将一大部分资本转而用在这方面，其结果只会迟滞而不会加速年产物价值的增加，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国家走向真正的富强。如果他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垄断全部出口业，情形就会更加如此。
实际上，人类繁荣的进程似乎很少能维持这样长久，以使任何大国都能获得足够的资本去做所有这三种用途；或许除非我们相信有关中国、古埃及和古代印度斯坦的财富和耕种的奇异记载。根据所有的记载，这三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即使是它们，也主要以擅长农业和制造业著称。它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并不突出。古埃及人有畏惧海洋的迷信；印度人中间也流行着类似的迷信；中国人在对外贸易方面从来就不出色。所有这三国剩余产品的大部分似乎总由外国人出口，换回他们国家需要的东西，常常是黄金和白银。
这样，任何一国的同一资本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有大有小，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有大有小，依其用在农业、制造业和批发业上的比例不同而不同。当资本用在不同种类的批发业上时，差别也非常大。
所有批发业，所有大批购入以供大批售出的事业，可以分为三种：国内贸易、对外消费贸易和运输贸易。国内贸易是在同一国家的一个地区购入本国产品，在另一个地区售出。它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对外消费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以供本国消费。运输贸易是从事各外国之间的商业，或将一个外国的剩余产品运往另一个外国。
投在购买本国一地的产品而在本国另一地出售的资本，运作一次就能补偿在农业和制造业中运用的两个资本，从而使之能继续运用。当这一资本从商店发出一定价值的商品时，一般带回至少是同等价值的其他商品。当两者都是本国劳动产品时，它自然每次运作补偿了两种不同的用来支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从而使它们能够继续支持。将苏格兰的制造品送往伦敦，又将英格兰的谷物和制造品带回爱丁堡的资本，每一次运作，自然补偿了在大不列颠的农业或制造业中运用的两个不列颠的资本。
用来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的资本，当用本国产业的产物进行购买时，每次运作也补偿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但只有一个资本是用来支持本国产业的。将不列颠的货物运往葡萄牙、又将葡萄牙的货物带回大不列颠的资本，每次运作只补偿了一个不列颠的资本。所补偿的另一个是葡萄牙的资本。所以，即使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像国内贸易一样迅速，它所给本国产业或生产性劳动带来的鼓励也只有一半。
明人所绘《明军抗倭图》（局部）
明朝中期以后，倭寇外患日益严重。它和以往的边患不同，不再是来自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威胁，而是一种来自海疆的新挑战。在倭患背后，实际上涌动着对海外贸易的需求。
但是，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很少像国内贸易一样迅速。国内贸易的资本回收一般在年终以前就可实现，有时一年可以周转三四次。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很少能在年终以前实现，有时要等到两三年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对外消费贸易完成一次资本运作的时间里，有时国内贸易中使用的资本可以运作12次，即送出又收回12次。所以，如果两个资本相等，一个能比另一个给予产业多出24倍的鼓励和支持。
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有时不是用本国而是用一些外国的货物去购买。但外国货物必定是直接用本国劳动产品或是用这种产品购来的货物去购买；除非是在战争和征服的场合，否则除了用本国产品直接去交换或用本国产品数次交换得来的货物去交换，就无法得到外国货物。所以，用于这种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在各个方面也同直接用于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一样，只是最后的资本回收可能在时间上还要长些，因为它必须依存于两三次对外贸易的回收。如果里加的亚麻和大麻用弗吉尼亚的烟草去购买，而弗吉尼亚的烟草又是用不列颠的制造品来购买，商人要想运用同一资本再购买相同数量的不列颠制造品，就得等待两次不同的对外贸易的资本的回收。如果弗吉尼亚的烟草不是用不列颠的制造品购买，而是用由不列颠制造品购入的牙买加的糖和朗姆酒购买的，他就必须等待三次外贸资本的回收。如果这几次外贸是由两三个商人进行的，其中第二个商人购买第一个进口的货物，第三个购买第二个进口的货物，以便将其再出口，此时，每个商人回收自己资本的确要比较快；但在贸易中使用的全部资本的最后回收还是和从前一样慢。在这种迂回贸易中使用的全部资本是属于一个商人还是分属三个商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对各个商人可能有所不同。用一定价值的不列颠制造品去交换一定数量的亚麻和大麻，比起直接交换，迂回贸易需要有三倍的相同资本。因此，用于这种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的全部资本对国家生产性劳动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比用于同种直接贸易的等量资本一般要小些。
对黄金的贪爱
货币天然是金银。哥伦布曾说：“金子最好，金子构成财富；而拥有金子的人可以在世上为所欲为，甚至可使灵魂升上天堂。”
不管用什么外国商品去购买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在贸易的本质上，在给予进行贸易国家的生产性劳动的鼓励和支持上，都不可能造成什么本质的区别。例如，如果它们是用巴西的黄金或秘鲁的白银去购买的，这种金银也像弗吉尼亚的烟草一样，必然是用本国劳动的产品购买的，或是用本国劳动产品交换来的东西购买的。因此，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来说，用金银进行的对外消费贸易，其全部的利弊也和其他迂回对外消费贸易完全一样，其补偿资本的快慢，也和直接用来支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相同。不过与其他同等的迂回外贸相比，它具有一个优点。这些金属由于体积小、价值大，从一地运往另一地时没有其他同等价值的外国货物那么昂贵。运费较低，保险费也不大，而且，在运输途中也比较不容易受到损坏。因此，比起用其他外国货物做中介来，用金银做中介常常可以用较小量的本国劳动产物去交换等量的外国产品。因此，比起用其他方式，用金银做中介时本国的需求常常可以得到更充分的供给，所费也较少。由于不断输出金银，这种贸易是否会使国家变得贫困，我将在下面详细考察。
任何一国用于运输贸易的那部分资本，被完全从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中抽出来，去支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虽然它每次运作能补偿两个不同的资本，但都不属于本国。荷兰商人用来将波兰谷物运往葡萄牙，又将葡萄牙的水果和酒运回波兰的资本，每次运作能补偿两个资本，但没有一个是用来支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的，一个是支持波兰的，另一个是支持葡萄牙的。只有利润才经常回到荷兰，它必然构成这种贸易对荷兰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全部增加额。诚然，当一国的运输贸易是由本国的船只和水手进行时，其中用来支付运费的那一部分资本，分配给了该国一定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推动了这种劳动。事实上，几乎所有进行大量运输贸易的国家，都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这种贸易本身或许因此得名，这种国家的人民就是其他国家的搬运夫。可是，这种贸易的性质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例如，一个荷兰商人可以使用他的资本来经营波兰与葡萄牙之间的商业，不是用荷兰的船只，而是用不列颠的船只。可以假定，他在某些场合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可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输贸易被认为对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国家特别有利，它的国防和安全取决于海员和船舶的数量。但同等资本在对外消费贸易中，甚至在国内贸易中（当其由沿海的船只进行时），可以雇用和运输贸易一样多的海员和船舶。任何特定资本雇用的海员和船舶数目，不取决于贸易的性质，而是部分地取决于货物的体积与价值之比，部分地取决于两个港口之间的距离；其中主要是取决于前者。例如，纽卡斯尔到伦敦的煤炭贸易，使用的船只比英格兰全部的运输贸易使用的船只还要多，虽然两个港口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因此，强行将一个国家中比自然情况下更大份额的资本投入运输贸易，并不总会提升该国的航海业。
因此，在任何国家，国内贸易中所使用的资本，比起在对外消费贸易中使用的等量资本，一般能鼓励和支持更多的生产性劳动。所增加的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较多，而后者又比在运输贸易中使用的等量资本在这两方面有更大的好处。每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就实力取决于财富而言），必定总是和它的年产物成比例的，即和其一切税金最终从中支出的财源成比例。政治经济学的宏伟目标就是增进本国的富强。因此，比起国内贸易，它不应偏爱或特别鼓励对外消费贸易，或比起国内贸易和对外消费贸易更加偏爱运输贸易。它不应强迫也不应诱使资本以比自然状态下更大的份额进入这两种贸易，而应顺其自然，让它们自行流入这两者。
然而，当这三种不同的贸易分支中的每一种都是顺应事物的趋势，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或压力而自然发展起来时，那么，它们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当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产出超过了本国的需求时，剩余的部分必须被送往国外，交换一些本国需要的东西。没有这种出口，本国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必然会停止，而年产物的价值也会减少。大不列颠的土地和劳动所生产的谷物、毛织品和五金制品一般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它们多余的部分必须送往国外，以交换本国所需要的东西。只有有了这种输出，国内的剩余产品才得以获得足以补偿其生产时所费劳动和支出的价值。大海及所有通航河流沿岸之所以成为对产业有利的位置，只是因为它们便于这种剩余产品的运输以便交换到本地更需要的货物。
当用本国产品的剩余部分交换得来的外国货物也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时，其剩余部分必须再次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更为需要的东西。用不列颠产业的部分剩余产品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购买的烟草，每年达96000大桶。但是大不列颠的需求或许不超过14000大桶。因此，如果剩下的82000大桶不能送往国外，交换本国更加需要的东西，烟草的进口必然立即停止，而大不列颠居民的生产性劳动也会随之停止，他们现在从事制造的货物，就是用来交换这82000大桶烟草的。这些货物是大不列颠土地和劳动产物的一部分，在国内没有市场，如果剥夺了它们在国外的市场，就只得停止生产。可见，最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在某些场合下，对于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像最直接的对外消费贸易一样必要。
当一国资本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致不能全部用来供应本国消费和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时，其剩余部分自然会流入运输贸易，用来为其他国家履行相同的职能。运输贸易是巨大国民财富的自然结果和象征，但似乎不是它的自然原因。倾向于重视它并予以特殊鼓励的政治家们，似乎错把结果和象征当成了原因。荷兰，相对于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而言，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相应地，它在欧洲运输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最大。英格兰或许是欧洲的第二富国，也被认为在欧洲运输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虽然英格兰的运输贸易通常只不过是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将东、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货物送往欧洲各个市场的贸易。这些货物一般或是用不列颠的产物直接购买的，或是用这种货物所交换的东西去购买的，而这种贸易最后购回的货物一般在大不列颠使用或消费。用不列颠船只在地中海港口之间进行的贸易，以及由不列颠商人在印度各港口之间进行的同类贸易，才是大不列颠运输贸易的主要部门。
国内贸易使用的资本的规模，必然受到国内要求相互交换自己产物的各个遥远地区的剩余产品价值所限。对外消费贸易所运用资本的大小，受到整个国家剩余产品价值以及能用它来购买的东西的价值的限制。运输贸易中所运用的资本的大小，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剩余产品的价值的限制；因此，与其他两种贸易相比，它所能运用的资本可以说是无限的，而且能吸收最大的资本。对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考虑，是决定任何资本所有人将资本运用到农业、制造业，以及批发贸易或零售贸易中的某一部门的唯一动机。资本投入这些不同用途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的不同，以及所增加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的不同，从来不是资本所有人所考虑的。因此，在农业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的国家，在耕作和改良是获取巨大财富的最捷途径的国家，个人的资本自然会以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式去运用。可是，农业的利润在欧洲的任何地区都不比其他资本用途更优越。诚然，在欧洲每一个角落的投资家，近年来以耕种和改良土地所得的最辉煌的利润纪录，使公众感兴趣。无需对他们的计算进行特别讨论，一种非常简单的观察就可以使我们相信他们的结果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常常看到，在短暂的贸易和制造业生涯中，常常有人以微薄的资本甚至白手起家，成为最富有的人物。在本世纪中，整个欧洲，却没有看到一个用微薄资本经营农业起家的人。然而，在欧洲的所有大国中，许多良好的土地依然没有得到耕种，已耕的大部分土地也远远没有达到本可以改良到的程度。因此，农业几乎处处都可以吸收比已经投入的大得多的资本。在欧洲的政策中，是什么情况使在城市进行的行业比在乡村进行的行业占有这么大的优势，以至于人们常常发现，进行最遥远的亚洲和美洲运输贸易，也比在本地改良和耕种最肥沃的土地更为有利，我将力图在以下两编中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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